秦朝滅亡的罪魁禍首是誰?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有人說秦朝滅亡的原因是二世昏庸，對，也不對。
二世的責任只有兩方面：其一， 繼位手段不正，給予他人造反的一個藉口;其二， 在關東起義造反之後沒有采取正確的應對措施。也就是說，二世只是造反的藉口，也只是應對不力，但造反並不是他造成的，至少95%以上的原因和二世沒有關係。
二世爲他人背了太多的鍋。當然，也並不是說二世問題不大，二世昏庸無能沒錯，但是他的昏庸從時間上來看還來不及造成任何壞處，要知道陳勝起義是在二世元年，就算是二世是撒旦下凡，他也沒能力這麼快就搞得全國水深火熱。
那麼這個責任要誰來擔呢?兩個人!一個，秦始皇!他具有無可推卸的責任!另一個，商鞅!
這就要從秦國商鞅變法及法家思想來說了。自從《大秦帝國》這部劇火了之後，很多人對秦國這個國家的認識簡直是調轉了540度，對法家思想也大肆吹捧。甚至很多人認爲法家思想是法治的啓蒙。
然而，先秦的法家不但和今天法治有天壤之別，甚至和兩漢之後的法治也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嚴格來說，所謂法家，他的核心思想可以說甚至和“法”這個字都沒有多大關係，法家的核心思想不是“法”，而是“軍”，法家的核心理念是：一、如何打造軍國主義的政府和國家，供國君調遣;二、如何高效地攫取民力，以充軍實。
戰國亂世，誰的槍桿子硬，誰就是老大，商鞅變法正是針對這個目標而施行的。所謂法家，最根本的行爲只有兩個：消滅君主的政敵、從老百姓那裏攫取到最大的資源和力量。軍功爵、廢井田都是出於這個目的。所謂“法”，只是因爲所攫取的力量來源是老百姓，而要攫取他們的力量必須賦予他們勞動的權利和資本，而要賦予他們一定的權利，只能是從貴族手裏搶，這才使得“法”這個概念產生出來。
所以說先秦的法家所謂的平等法治，只是因爲要從貴族手裏奪取利益才這樣說，和我們今天所謂的平等完全是兩碼事。甚至爲了能最大限度地攫取民力，法家需要民衆像機器一樣只會幹活，不會思考，這也是法家愚民思想的成因之一，我們可以從商鞅、韓非、李斯多人的理念中，發現法家思想是要禁錮老百姓的思想，他們只能幹活。
這樣的制度，的確可以迅速地提升自己的軍事力量，然而，另一方面，這樣的制度實際上是在透支自己國家的經濟力量。很多人說，商鞅變法刺激了經濟發展，沒錯，從某些特定方面來講，的確是這樣，商鞅變法在攫取民力的同時，確實也提升了民衆的生產能力。但他所刺激的經濟非常單一，只有兩方面，糧食和桑麻，其他方面則因爲商鞅變法基本歸零，而且糧食桑麻這些方面也是生產處一些產品立即就是被國家拿走，無法形成資源積累，擴大生產，這就是這種經濟不可持續的原因。
然而，很多人會問，秦始皇有六世餘烈可以奮，沒有看出什麼透支國力的兆頭啊?的確是這樣，秦國富國強兵之後不斷的打擊六國(所謂富國強兵中，強兵是真的，富國實際上只做到富國君)，從六國處不斷地壓榨土地、金錢、人力，自己國家老百姓所透支的力量，全部可以由掠奪來補給。然而，滅了六國之後還能這樣嗎?
我們可以看到，秦商鞅變法之後，所有的動作都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在戰國亂世，的確是這樣，所以我們不能否認商鞅變法的正確性。因爲商鞅所想做的，的確做到了，秦國很快擁有了最強大的軍事實力。然而這種制度在戰亂時期是可以的。到了和平統一時期，卻會爲國家帶來災難。當然，這我們也不能怪罪商鞅，因爲商鞅可能根本就沒有想過秦國統一之後的事情。
那爲什麼法家思想會爲和平時期的國家帶來災難呢?這我們就說說這位秦始皇了。商鞅也許沒有責任預料統一之後的事情，但是秦始皇卻不能推卸這個責任，統一之後該採取什麼樣的國策，是作爲一個合格帝王必須考慮的問題。
秦始皇沒有意識到這個時候，是需要更改國策的時候了，這時候商鞅的制度已經不適合這個龐大帝國了，這時候需要採用的是老子的治國理念了，然而長期的法家薰陶使得秦始皇不可能意識到這種變化，法家思想的禁錮不僅僅是禁錮了老百姓。
秦始皇的做法是延續法家治國的方式，兩個特點：其一、繼續愚民，這也就是爲什麼會有焚書坑儒，雖然焚書坑儒的真相是什麼，焚的什麼書、坑的什麼人爭論很多，但是一點是沒有的洗的，不管怎麼明面上說原因，實際上的動機都是要限制思想和言論，焚書坑儒看似是秦始皇的個人行爲，實質上這受法家思想的延續。
其二、 繼續集中力量辦大事，可以說秦始皇已經習慣了六世祖宗攫取民力幹大事的習慣了，在統一之後，仍然是這樣，實行法家思想的必要條件，是要有外部的敵人，所以才用了法家思想的秦始皇有敵人要幹，沒有敵人創造敵人也要幹，所以有了修長城、造宮殿、徵南越。甚至開句玩笑的說，由於長期的集中力量幹大事，導致秦始皇在統一之後攫取了民力不知道該幹什麼，只能去找些事情幹，當然不是說這些事情不重要，而是這些事情並不像戰國時代那樣迫切和要命，不幹立馬就死。
商鞅和秦始皇都沒有意識到，這種透支國力的行爲在戰爭年代可以考掠奪來補充，然而在和平年代，卻無法持續，因爲民衆無法承擔這樣的壓力。其實壓力還是那些壓力，只是以前秦國民衆有的掠奪、有的補充，現在的秦帝國百姓只能陷入“內卷”。於是秦國不堪重負，這是秦帝國爆發動亂的最根本的原因，有人說秦朝滅亡是因爲秦始皇死得太早，我只想說，秦始皇死得越晚，秦帝國的動亂威力越大，因爲這個動亂就是他自己造成的。
劉邦真正出色的地方，正是他不但看到郡縣制的好處，還看到了法家思想的弊端。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歷來王朝國力上升的時期，基本上都是無爲而治(相對的無爲，並非啥都不做)，漢的高惠文景、唐的太宗高宗。但是，黃老之治是無法令君王滿意的，雖然這樣的制度其實更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因爲輕徭薄賦讓老百姓有了更多的生產資源和選擇，只有越來越多的生產資源積累在老百姓的手中，他們才能進一步擴大生產能力，形成不斷創造新的資源的循環。
但這樣的制度無法把力量集中到政府手中。於是漢武帝又想起了法家思想，然而對於秦朝滅亡心有餘悸，所以他需要對法家思想進行一下包裝，所有有了董仲舒所謂的儒家，所以說漢朝的儒家，是加上是外儒內法，所謂霸王道雜之，實際上王道只是說一說，真正袖子的藏着的是刀子。即便有儒家的包裝，漢武帝時期仍然走向了實質上的法家，所以漢武帝仍然沒有逃脫漢朝國力由盛轉衰的極值點。
其實，諸葛亮纔是真正意識到了這樣的法家制度只有靠外來的資源來補充，才能彌補國家對於百姓的過分攫取，所以諸葛亮纔不斷地提出北伐的口號。一來，明確告訴這些利益被剝削的益州本土階層，我們的都城在長安和洛陽，全天下的資源都是我們的，我給你們畫餅，你們別鬧。
二來，我也卻確實北伐，但是搶資源就是吃柿子撿軟的捏，我打隴右，給你們搶一些容易的資源，雖然不是來自長安的資源，但是確確實實也給你們搶到了資源，餅雖然不是老字號的，但總歸是有一點，還是你們別鬧。當然，事實是，隴右這個資源也沒搶到，好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