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年10月22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一字仲晦，齋號晦庵、考亭，晚稱晦翁，又稱紫陽先生、紫陽夫子、滄州病叟、雲谷老人，行五十二，小名沋郎，小字季延，諡文，又稱朱文公。南宋江南東路徽州婺源縣(今江西省上饒市婺源縣)人，生於福建路南劍州尤溪縣(今福建省三明市尤溪縣)。南宋理學家，程朱理學集大成者，學者尊稱朱子。
朱熹家境貧窮但自幼聰穎，紹興十八年(1148年)中進士，年僅十九歲，歷高宗、孝宗、光宗、甯宗四朝。於建陽雲谷結草堂名“晦庵”，在此講學，宋理宗賜名“考亭書院”，故世稱“考亭學派”，又因朱熹別號“紫陽”，故世稱“紫陽學派”。朱熹是程顥、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的學生，承北宋周敦頤與二程學說，創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學風，稱爲理學。其着作甚多，輯定《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爲四書作爲教本，也成爲後代科舉應試的科目，在中國，有專家認爲他確立了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
家世
朱熹系紫陽朱氏朱瓌(音同“歸”，亦作朱瑰，五代十國時期婺源茶院府君)九世孫，與鳳陽朱氏同宗，皆爲唐太宗大臣兼史學家朱敬則公之後裔。原籍徽州婺源縣(本屬安徽，1952年改隸江西)。
出生
朱熹於宋高宗建炎四年九月十九日(1130年10月22日)午時出生於福建尤溪縣的鄭氏草堂(即“南溪書院”)。
五歲入小學，誦《孝經》，十八歲舉建州鄉貢，十九歲登王佐榜進士，紹興十九年十月以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紹興二十年(1149年)春，回鄉省墓，並贖回質田百畝，充作茶院朱氏的祭田，二十二歲授左迪功郎，初任泉州同安縣主簿，爲官四十八年中，先後任地方官二十七年，到朝廷任侍講官四十天，官至直寶文閣待制，封婺源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兼祕閣修撰等職。
身後哀榮
慶元六年三月初九日(1200年4月23日)午時，朱熹病逝於建陽考亭之滄州精舍，享壽六十九歲。嘉定二年詔賜諡曰“文”(稱文公)，累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後改徽國公，從祀孔子廟。
明朝通稱先儒朱子，崇禎十五年因詔位居七十二子之下，漢唐諸儒之前，特稱大賢朱子，清康熙五十一年詔升大成殿配享位列孔門十哲之次。
臺灣有朱子公廟以朱熹爲主祀。
學術
朱熹曾在嶽麓書院講學，使書院被譽爲“瀟湘洙泗”;他也重建了白鹿洞書院，邀請了呂祖謙、陸九淵等學者講學。朱熹把《大學》重新整理，認爲“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將《論語》跟《孟子》，以及《禮記》一書中的兩篇《大學》、《中庸》，合訂爲一部書，定名《四書》。《四書》遂與《五經》合稱爲《四書五經》，宋朝以後《四書》的地位逐漸超越傳統儒家的《五經》。
朱熹發揚《大學》中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成爲後世學者必宗的追求。明代學者薛瑄說：“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着作，直須躬行耳。”清代理學家陸隴其更以朱熹的是非爲是非，認爲“宗朱子者爲正學，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學。……今有不宗朱子之學者，亦當絕其道，勿使並進”。
不過，即使朱熹在學術上被提升到如此崇高的地位，在野史裏他也有一些令人非議的事蹟。
朱熹相信風水的“山環水抱”、“藏風聚氣”之說，他還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地之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朱熹的學生蔡元定，亦精於風水，二人常相互討論。朱熹父親的墳墓曾三次遷移，其母墳(葬於寒泉嶺，稱“仰天湖穴”)、妻墳、長子朱塾墳(葬於大同山，稱“龍湖穴”)，自己的墳地(朱熹及其夫人合葬於黃坑九峯山，稱“風吹羅帶穴”)，都是他自己親自選的。
洪邁《夷堅志》中描述，他在任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的時候，與當時的台州知州，也是着名學者唐仲友起了糾紛，雙方並且上奏朝廷互控。朱熹後來得知唐仲友相當欣賞當時江南一帶着名的營妓嚴蕊後，就把嚴蕊抓起來，試圖屈打成招，羅織對唐仲友不利的口供，不料嚴蕊寧死不屈，朱熹莫可奈何。這件事因爲鬧得很大，使得後來朱熹和唐仲友雙雙去職。更有野史《二刻拍案驚奇》認爲朱熹是爲了爭奪嚴蕊不成才扯出這些風波的，這是反理學的表現。而根據今天學者束景南教授則認爲唐仲友確乎有貪污罪行，《夷堅志》中的情節很多是虛構的，但仍未有足夠證據證明嚴蕊之事純屬虛構。
事實上朱熹本人在訟案上，實有極大偏見，他給皇帝上奏書說：“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是朱熹本人難以理解的，戴震稱此爲“以理殺人”。
朱熹所撰的史學着作不多，朱熹及其門人趙師淵編着《資治通鑑綱目》，共59卷。本書不能算是偉大的歷史着作，因爲朱熹不過是修訂了司馬光過於主觀的正統觀，加入了濃厚的道德信念和解釋，不承認王莽政權，於三國尊蜀漢爲正統。全書以綱目爲體，創造了一種新的史書體裁，但是他並沒有做原始材料的收集與裁定，所以連一般歷史家所作的初步工作也沒有。
朱熹的母親爲歙縣縣城人，父親朱鬆曾在歙縣城南紫陽山老子祠讀書，入閩任政和縣縣尉自署“紫陽書堂”，以“紫陽”各其居，朱熹亦題名其書房爲“紫陽書房”。學者因而稱朱熹爲“紫陽先生”，稱其學派爲“紫陽學派”。
《姑蘇筆記》有載曾孫朱浚，賈似道柄國時，每有札子稟事，必稱“浚萬拜”，時人譏刺“朱萬拜”。後元兵攻入建寜，朱浚被執不降，曰：“豈有晦翁孫而失節者乎?”遂自殺。
學術成就
理學
朱熹爲官僅十餘年，從事教學五十餘年。他考場得意甚早，壽命又長，因此能一生專心儒學，致力於辦書院、講學，如其主江西南康軍時，修復白鹿洞書院，且爲之擬訂《白鹿洞書院教條》。朱熹瞭解教育對思想普及的效力，故能成爲程顥、程頤之後儒學的重要人物。在經學、史學、文學乃至自然科學的訓詁考證、註釋整理上都有較大成就。朱熹哲學發展了程頤等人的思想，集理學之大成，建立唯心論的“理氣二元論”，其中“理”是自然運作的法則，“氣”是萬物構成的要素，“理”、“氣”不相離，但“理在先，氣在後”，“理”是物質世界的基礎和根源。
朱子從程伊川(即程頤)對理的說明而肯定“性即理”的理論，“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後無人見得到此，亦是從古無人敢如此道。”“性者，人所受之天理”“性只是理，萬理之總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間公共之理，稟得來便爲我所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人性來自天命，朱熹以爲天命是自然的天理，人依天理，生而有此人性。朱子認爲人類是宇宙萬物中最優秀存在，具備了最精萃的“理”。在朱學中把理稱爲人類與生俱來的“性”，更正確的說法是“本然之性”。人性乃是天地之理賦於人，在天原間稱爲理，人所稟受的理稱爲性人類雖是萬物之靈，卻與宇宙萬物相同，其形體皆由“氣”構成，在感情和慾望的驅使下完全不能自由。受制於“氣”的性質即是“氣質之性”。人類與全身皆“本然之性”的聖人不同，並非是天生的性“善”。朱子亦有不同意伊川意見，“伊川說《易》亦有不分曉處甚多。如‘益之，用凶事’，說作凶荒之‘兇’，直指剌史郡守而言。在當時未見有這守令，恐難以此說。”
朱熹晚年受到韓侂冑排斥，以爲“朱熹迂腐，不識時務，不宜再用”，宋寧宗慶元二年(1196年)監察御史沈繼祖彈劾朱熹：“又誘引尼姑二人以爲寵妾，每之官則與偕行，謂其能修身，可乎?冢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之，謂其能齊家，可乎?”慶元四年(1198年)其學說被視爲“僞學”，遭到禁止，規定凡是“僞學”中人，一律不能做官。
後來，朱熹理學成爲官方哲學，元代恢復科舉後，朱學被定爲科場程式;在明清兩代被列爲儒學正宗。在中國儒學史上，朱熹理學的作用和影響力僅次於孔子。朱理學傳到了朝鮮，再傳入日本，德川幕府初期，藤原惺窩就桂庵玄樹弟子文之玄昌學朱子學，頗有成就。
自然科學
胡道靜先生稱，“朱熹是歷史上一位有相當成就的自然科學家。”李約瑟對朱熹在自然科學方面的工作和成就也相當肯定的。他說：“朱熹是一位深入觀察各種自然現象的人。”並對朱熹在解釋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時將雪花與太陰玄精石的比較予以高度評價，稱之“預示了後來播雲技術的發展”。李約瑟還認爲“朱熹是第一個辨認出化石的人”，比西方早出四百多年。
即便如此，缺乏數學訓練的朱熹正如黃仁宇所言：“如是理學家或道學家所談及的很多事物(抽象之事與具體之物混爲一談)，只能美術化的彼此印證，不能用數目字證明。”“其結果則有如李約瑟之所說，朱熹在沒有產生一個牛頓型的宇宙觀之前，先已產生了一個愛因斯坦型的宇宙觀。”許多學者認爲中國古代自然觀特別是陰陽五行學說妨礙科學的進步。中國自然哲學家在解釋現象時，往往求助這種自然哲學，例如：電被解釋爲，“陰陽相激爲電”;地震被認爲是“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經驗主義和神祕主義的極端形式，貫穿整個古代中國科學理論體系。
道學
在朱熹看來，“存天理、滅人慾”是儒學的精髓之所在。他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慾。”
理學的社會政治理論，是以道統論爲依據的社會實踐理論。朱熹認爲，道的價值內涵是“三綱五常”，只有達到仁者境界，將儒家價值化爲自己真是的精神支柱，纔算得道。
官方哲學
蒙元皇慶二年(1313年)復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集註》試士子(讀書人)，朱學定爲科場程式。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爲宗”。
清代康熙帝宣揚理學“皆明白精確，歸於大中至正”，使得“學者無敢疵議”。康熙五十一年以“朱熹升配大成殿東序爲十一哲”，以茲表彰。乾隆五年(1740年)下詔說，程朱之學“得孔孟之心傳……循之則爲君子，悖之則爲小人;爲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於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宗教信仰
朱熹早年對佛教甚感興趣，時常禮佛，研修佛學，遇到李侗後，則盡棄佛學，迴歸儒家。朱熹崇拜孔子，常常祭孔，一生功業大事，每次到任離任，都會祭孔稟告，此外也奉拜伏羲。朱熹相信祈禱可以感應上天，曾多次禱雨，甚至設醮祈禳，認爲禱雨無效，是因爲不夠誠心。
成年後，朱熹堅決排佛，視作異端，痛加抨擊。他覺得佛教有傷風化，不贊同佛教喪葬儀式，堅決反對火葬。在漳州任官時，曾禁止婦女出家，不許寺院日夜聚集信衆，也禁止以祈福爲名斂財。但是他日常則亦與僧人交往，吟詩酬唱，沒有門戶之見。
朱熹相信鬼神存在，但平常不肯進入廟宇，認爲不合義理。朱子也請人看風水，但不迷信，也用《易經》占卜求筮。1195年，朱熹曾撰萬言奏疏，聲援被貶的趙汝愚，弟子極力勸阻，以免得罪韓侂冑，結果朱熹依照了占卜結果，放棄上書。
評價
朱熹一生，譭譽不一。
黃幹《朱子行狀》曰：“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他還總結曰：“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論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又曰：“自周以來，任傳道之意，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着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日繼其微，至孟子而始着。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着。”
全祖望稱朱子學“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
青年時代的毛澤東讀朱熹《朱子語類》、《四書集註》時批註說：“貫通大本大源”，“聖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
錢穆尊崇朱子，始終如一，晚年撰百萬言《朱子新學案》，開宗明義即謂：“在中國歷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兩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瞻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可與倫比。”
徐渭在《評朱子論東坡文》中指責朱熹“只是要人說他是個聖人，並無一些破綻，所以做別人者人人不中他意，世間事事不稱他心，無過中比求有過……”
明代小說《二刻拍案驚奇》 〈硬勘案大儒爭閒氣 甘受刑俠女着芳名〉篇，稱宋淳熙壬寅(1182年)，朱熹於七月十九日至九月，先後六次給宋孝宗皇帝上奏狀，彈劾唐仲友，且逮捕官妓嚴蕊，試圖屈打成招，“兩月之間，一再杖，幾死。”嚴蕊寧死不從，並道：“雖然身爲賤妓，有太守有濫，罪不至死，然是非真僞，豈可妄言以誣士大夫!”後來，事件鬧到皇帝耳裏，認爲是“秀才爭閒氣”，吏部尚書鄭丙亦稱朱熹“近世士大夫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將朱熹調任，此案轉由岳飛之子嶽商卿處理，嚴蕊無罪開釋，除籍從良。今人多對此故事存疑。
滿清以後，反理學的態勢一度形成。顏元力反程朱的守靜與虛學，他說：朱子學術不過是“禪宗、訓詁、文字、鄉愿四者集成一種人”“如其闢佛、老，皆所自犯不覺”，“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做弱人病人無用人，皆晦庵(朱熹)爲之也!”又指出：“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無異於半日當和尚，半日當漢儒，試問一日十二時辰，哪一刻是堯、舜、周、孔?”又說：“終日兀坐書房中，萎惰人精神，使人筋骨皆疲軟，以至天下無不弱之書生，無不病之書生，生民之禍，未有甚於此者也。”
五四新文化運動激烈批評了程朱理學，認爲是封建主義的代表，中國進步的思想障礙。回族人李陽泉宣稱朱熹於福建漳州做知府時，曾下令婦女纏足，並令之纏至極小以爲“以絕淫風”。但此說法沒有文獻依據，且宋代並無纏足風氣。
書法成就
朱熹是南宋着名理學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自幼跟隨父親朱鬆及武夷三先生劉子翬、劉勉之、胡審習字，嘗學曹孟德書，後攻鍾繇楷書及顏真卿行草，一生臨池不輟，書法造詣精湛，筆墨雄贍，超逸絕倫。自古以來，傳世墨跡，雖是斷簡殘編，都被奉如至寶加以珍藏。又因其思想學說從元代開始已成爲中國官方哲學，不但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而且還遠播海外，產生巨大的影響。他思想學說的盛名，把其書法藝術的光芒掩卻了。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現今傳世作品以行書簡牘爲主，大字墨跡很少。
書法風格
朱熹的書法被譽爲“漢魏風骨”及“韻度潤逸”。下筆點畫圓潤，善用中鋒，運轉沉着順暢，入筆藏鋒隱芒，絕無狂躁之跡;結構穩健典雅，行氣連貫，不刻意工整，風格灑脫自然。朱熹是儒家哲學的宗師，書法的字裏行間洋溢着文人的書卷氣，崇尚傳統法度是可以想見的。他主張“字字有法度，方是字”，但又要能“縱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也就是說，書法必要入法而又能出法，筆墨才能表現出自然的意態。 歷代名人對其書法的評價很高，也明顯地披露了他獨特的書風。
主要著作
朱熹的學術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響。朱熹的主要哲學着作有《四書集註》、《四書或問》、《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周易本義》、《易學啓蒙》等。此外有《朱子語類》，是他與弟子們的問答;《近思錄》，是他與呂祖謙共同整理的宋明理學家着作之摘要，作爲一本儒學入門書，歷代學子必讀。
朱熹是南宋最着名的理學家，開創了影響深遠的“程朱理學”體系，朱熹着述共有七八十種之多，收入《四庫全書》的有四十部，其中最着名有：
*《易學啓蒙》
*《朱文公家訓》
後人集有《晦庵先生朱文公集》、《朱子語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