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開國初期，對養馬非常重視，太祖朱元璋認爲馬是重要的戰略物資，馬匹的多少決定着國力的大小。所以從他開始，明朝就建立了一套官民聯合養馬的國策。
具體來說，就是官方設立御馬監，苑馬寺這些機構養馬，以供內廷和邊鎮騎兵使用。民間則按照江南十一戶養一馬，江北五戶養一馬的標準，讓北京和南京的太僕寺給老百姓分馬種，同時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等於是讓民間替朝廷養馬，並供給中央京軍使用。
應該說，這套體制的設想和最初起到的功效是好的，根據明末清初學者傅維麟推測，明朝馬匹鼎盛時期，邊鎮軍馬約四十萬匹，京師駐軍則有馬十六萬匹，官督民牧馬匹二十萬匹，驛馬匹萬，總數約九十萬匹。這一數字完全不亞於唐朝的鼎峯水準。
然而，任何政策都要與時俱進，否則就會事與願違。由於自朱棣以後，明朝基本沒有大規模的對外戰爭了，軍事行動越來越少，對馬匹的需求也減小，因而官方對馬匹的重視程度也就越來越低。
而官府都對養馬不重視了，其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
首先，各種既得利益者，比如藩王、地方士紳紛紛涌入，將原來官方牧場霸佔，變爲他們斂財的聚寶盆。養馬不是養豬養雞，是需要有大片草地進行放牧的。當牧場草場大量被大量侵佔，改作耕地後，馬自然也就沒有生存的土壤了。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養馬的開支太大，政府財力無法負擔，自明憲宗時期開始，政府爲了解決財政問題，便也默認了官方牧場改爲耕地使用，這一默認無疑又加劇了草場牧場的流失。
朱見深
其二是“官倒”盛行，從中謀利。既然正經養馬又無地又無錢，還必須應付上面檢查，明朝的邊軍就開始琢磨起了邪門歪道。
這幫人先是偷摸從蒙古人手裏走私馬匹，蒙古馬又便宜，質量又好，邊軍大撈一筆。後來邊軍發現這麼倒買倒賣，利潤被蒙古人分了，感覺虧大了，便偷摸着養私馬，再賣給軍隊，從中牟利。
到最後，軍隊上下巴不得軍馬快點死，
“帥曰馬不死，而吾所養之馬何以售?裨曰馬不死，而吾驗馬之錢何以來?軍曰馬不死，而吾與馬戶通同及闔族幫買之利何以得?是官與軍無一人而不咒馬之速死者”。
官牧廢了，再看民牧。當時的民牧，也不怎麼樣。
首先，明朝的民牧制度極不合理。雖然朝廷對養馬的民戶有補貼政策，比如養馬戶如果每年能生育一匹小馬駒，則可免去當年服官府差役之苦。明中期以後推出的免糧養馬政策(每五十畝地領養公馬一匹)，更是可以免去國家公糧交納。
但是民牧制度對老百姓很苛刻，百姓養馬就像納稅一樣，成爲重要義務。比如，官府交給百姓一匹母馬，第二年百姓必須交一匹小馬。母馬不死，百姓就得年年交幼崽。但誰能保證母馬年年懷孕，且必須生產呢?這一規定極不合理，但官府不管那一套，百姓交不上，就得賠償。又比如，官府把良馬寄養在百姓家中，有了差池，要原價賠償。但誰能保證馬匹沒個頭疼腦熱，生老病死呢?可官府不管那一套，馬匹死了，老百姓就得自負後果。當年新樂縣有一家馬戶，九年賠了六匹馬駒，全家由於無力賠錢，最後破產。
當然，也不是所有百姓都這麼慘。但是由於倒賣馬匹利潤很大，所以當時民間馬匹保有量儘管很大，但官府根本收不上民馬。
爲什麼收不上來呢?原因就是前面說的，達官貴人爭相參與馬匹走私。等到官方開馬市收馬時，自然要麼收不到馬匹，要麼收到的都是劣馬。並且價格還非常貴。
官方養馬基本廢了，民間也收不到馬，這該怎麼辦呢?還有一個辦法，就是開市，從青藏和蒙古買馬。
如開原馬市、大同馬市等便是當時明朝向蒙古諸部購買馬匹專門開設的貿易點。通過馬市交易，明朝也能獲得巨大的馬匹保有量。
然而，馬市這條途徑到最後也崩了。由於馬市破壞了明朝內地的馬匹走私市場，所以隆慶開關，明朝開始向蒙古進口馬匹後，大量的官員成天就是盤算怎麼弄垮馬市，維持既有的既得利益。
撫順馬市
比如萬曆時期有兩個官員，成天就是給朝廷遞摺子，說蒙古人良心大大地壞，賣給大明的市馬瘦弱多病，馬市是惡政!應該予以廢止，不再向關外買馬。到了後來，“胡馬不可用”成了朝內共識。
其實，胡馬確實有一些問題。比如當時的胡馬普遍不閹割，素質良莠不齊，還比如胡馬在關內水草不服，經常會生病。不過這些問題只是個例，並不是普遍現象。所以賣馬給明朝的蒙古人也覺得冤死了，他們認爲賣的馬，都是大明官員自己精挑細選的，胡馬不服水草的問題固然存在，可連邊鎮馬販都能夠調養胡馬、將胡馬餵養得膘肥體壯、轉輸內地，集中了全國馬匹飼養經驗、主管全國馬政的太僕寺有什麼不行?
所以到最後，馬市也稀裏糊塗了。
總體而言。明朝其實並不缺馬，缺的只是有良心的官員。當時負責養馬的官吏，負責包攬究售的馬販、太僕寺醫獸、驗馬官，乃至太僕寺和兵部官員，都是靠就靠剝削馬戶爲生。這些人自己不好好養馬，又反對朝廷買馬，揚言胡馬不堪用，以至於到最後，明朝乾脆就沒馬可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