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獻忠是明末農民起義的一路勢力，與李自成不同的是，他沒有攻打到明朝首都，而是在西北地區自立政權，成爲了一方割據勢力。
1646年11月，張獻忠命隕西充鳳凰山後，大西政權宣告結束，由他聚斂的金銀財寶成爲無主之物，不知去向。關於他的稀世寶藏，後世有很多種說法，至今在成都仍流傳着這樣一首歌謠：
石牛對石鼓，銀子萬萬五。
有人識得破，買盡成都府。
據說，與歌謠配對的，還有一張“藏寶圖”，圖上標有張獻忠金銀寶藏的具體位置，以石牛和石鼓作爲暗記。民國曾有人根據這張藏寶圖在流經成都的錦江中打撈挖掘，撈上的只有一些小銅錢，不見金銀蹤影。
第二種說法認爲張獻忠將寶藏藏於青城山上。原因爲孫可望曾奉張獻忠之命率領數百名石匠在青峯山(青城山支脈)採石，卻鮮見有人運石出山或在山中修路以及建築物。這種行爲不免讓人心生聯想，張獻忠可能以採石爲掩護，在青城山上祕密修建藏寶工事。
還有一種說法，在四川彭山縣的江口古鎮江道中。這個位於武陽江、錦江與岷江交匯處的古鎮，水路運輸十分便利，曾爲商旅雲集之地，船桅林立。據《彭山縣誌》載：“順治三年四月，明參將楊展佔領嘉定(今樂山市中區)後，沿江而上攻佔彭山。秋，張獻忠部與楊展決戰於江口鎮，張部戰船被焚，沉沒過半，傷亡慘重，敗回成都。”許多滿載金銀的木船由此沉沒於岷江。
傳說多種多樣，究竟張獻忠的寶藏藏在哪兒?
2015年6月25日，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檢察院官網刊登了這樣一則消息——《彭山檢察院主動介入張獻忠稀世寶藏被盜掘案》。消息顯示，2015年5月5日，彭山區人民檢察院偵監科主動提前介入彭山區公安局偵辦的盜掘“江口沉銀——張獻忠沉寶遺址”重大案件，該案系多個團伙作案，涉案人員衆多，涉案文物據專家初步估計，一級以上珍貴文物有多件，其中有金獅、金印、金冊子等，其價值估計過億。
四川彭山江口沉銀遺址附近發現的銀錠
9月，涉案的部分文物鑑定結果顯示，有部分銀錠爲國家二、三級文物，應該都和張獻忠有關。彭山區文管所所長吳天文表示，如果涉案文物都是真的，可以和史書上記錄有關張獻忠在江口作戰、稀世珍寶沉落岷江等相互印證，也就是說，能證明張獻忠的寶藏就沉落在彭山的岷江中。
其實早在1999年，四川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王綱就已宣稱，《明史》《蜀鑑》《荒書》《彭山縣誌》等正史、野史，都從不同角度介紹了“江口沉銀”，近年來不斷打撈出的實物更是有力的證據，因此，“整整1000船金銀財寶，至今仍沉睡江底!”而此次“張獻忠稀世寶藏案”的偵破更加可以坐實張獻忠“江口沉銀”一說，或許不遠的將來，縈繞了300多年的張獻忠寶藏之謎即將大白於天下。
遠離他人臥榻 避而入川
終其一生，張獻忠給四川留下了兩個傳說，一個是關於寶藏的傳說，一個是關於殺人的傳說。
作爲明末農民軍的起義領袖，張獻忠少年時代受過一些教育，粗通文字，青年時當過延安府的捕役，常受同事欺侮。走上農民起義這條路除亂世所趨外，很大程度上與他生活常受壓抑，不堪久居人下有關。明崇禎三年(1630)四月，張獻忠在延安府米脂縣率十八寨之衆投奔王嘉胤，同官軍作戰中，他“臨戰輒先登，於是衆服其勇”，很快成爲一支隊伍的領導人，號稱“西營八大王”。
在同明廷的對抗中，張獻忠屢次使出詐降—反叛的招數，一步步擴大勢力範圍，於崇禎十六年(1643)佔領武昌，改武昌爲都城，正式建立大西政權。是年冬，張獻忠幾乎佔據了整個湖南進而向江西發展。可就在形勢一片大好之際，張獻忠決定率領大西軍主力西進四川，自行放棄湖廣、江西，臨走之際，還不忘帶上從湘贛搜刮的金銀財寶和數十萬被強徵入伍的湖廣百姓。
關於張獻忠避而入川的決定，《明末農民戰爭史》作者顧誠認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同李自成部義軍的關係不好。他決策向四川轉移正是李自成殲滅了孫傳庭部官軍席捲西北地區之時。這時明王朝覆滅的前景已經洞若觀火，大順軍眼看就要着手實現統一全國的大業了。張獻忠非常清楚，他既然不打算併入李自成的大順軍，自己又不甘心向李自成俯首稱臣，那就只有另尋出路。”鑑於張獻忠過去曾一再進軍四川，對其各方面條件有全面的瞭解，加上蜀中擁有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在大順政權行將統一全國的時候，張獻忠放棄長江中游地方，遠離他人的臥榻，就是不難理解的事了。”
1644年春，大西軍逆江而上，水陸並進，由於四川官軍防禦力量相當薄弱，大西軍“越下牢，渡三峽，古稱天險，如蹈無人之境”。6月，大西軍破涪州取重慶，攻城之前，張獻忠派人勸說重慶守城官員投降，守城官員問張獻忠大軍此次入川意圖何在?使者回答道：“暫取巴蜀爲根，然後興師平定天下。歸誠則草木不動，抗拒即老幼不留。”明官員拒絕投降，張獻忠命大西軍用火藥炸開城牆，一舉攻下重慶，抗拒軍官被張獻忠下令砍掉一隻手，斷手者經過之處，軍民震駭，紛紛瓦解。
8月，張獻忠用同樣的方式打開了成都的大門。短短几個月時間，除遵義和石柱、黎州土司外，四川大部分地區都被納入大西政權中。不久後，張獻忠以成都爲西京，改王稱帝，定年號爲大順，鑄造大順通寶，設六部五軍都督府等官。
入川初期 官民和諧
有史書曾這樣講述張獻忠和李自成的區別：“老百姓對李自成往往開門歡迎，對張獻忠則只有懼怕。”十幾年的流寇生涯，讓張獻忠習慣於攻城略地、大肆搜刮，搜刮的重點雖然是豪門大戶，但有時連普通百姓也不放過。“八大王”和“大西軍”惡名傳播之廣，嚇壞了被明廷拋棄的四川人。聽說大西軍即將攻入成都，成都居民惶惶不可終日，被斷手的據城抗拒者成爲一遍遍地提醒着他們可怕的夢魘，成都居民寢食難安，“每夜呼曰：闖至矣!明日又呼曰：獻至矣!”
即便是在三百多年後，張獻忠屠四川、殺人魔王張獻忠的惡名依舊流傳於四川民間。有人甚至傳言，張獻忠在四川“殺男女六萬萬有奇”，以至清初出現了長達百餘年的“湖廣填四川”大移民運動。究竟張獻忠是不是令四川百姓懼怕，只知殺戮不知招降的凶神惡煞?在定都成都的3年時間裏，大西王朝屠殺了多少四川百姓?
重慶渝中區通遠門城牆下，明末張獻忠攻城雕塑羣
以張獻忠經營四川的第一年情況來看，“屠蜀”是不符合事實的。張獻忠避而入川的本意是“以巴蜀爲根，然後興師平定天下”，所以他在入川初期是非常注重團結所有有可能團結的力量的，打擊的對象僅限於與大西政權爲敵的官紳，除了抵抗者之外，並不濫殺無辜。遇到頑強抵抗者如重慶、成都士兵們，則下令“割耳鼻、斷一手”，以一儆百，以便瓦解四川明軍。攻克成都後，張獻忠亦沒有屠城，儘管有《荒書》記載，“八月十一日，盡出成都軍民男女於中園，將盡屠之。俄有一物如龍尾下垂，賊以爲祥，遂免死。仍逼入城”。但因種種如祥瑞或他人勸說等原因，成都大屠殺並沒有出現。
與張獻忠接觸頻繁的西方傳教士曾統計過，張獻忠在成都建立政權之初，“在朝之官統計千人”，而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川吸收的。至於那些未及入仕的知識分子，在張獻忠攻克成都後，或“入學”，或“習舉業”，以至於當大順二年“開科取士”時，“應詔者不下數千”。
如果說在張獻忠入川后發動大規模屠蜀或鎮壓官僚士子事件的話，上述原明官吏轉到大西政權尋求保護，或是知識分子在新朝積極考取功名的現象是不可能出現的。無論怎樣都得承認，“大西軍佔領四川的初期，各地社會秩序比較穩定，地主豪紳既有攀龍附鳳之心，又懾於大西政權的兵威，階級衝突並不十分尖銳。因此，大西政權採用暴力鎮壓的措施相當有限，殺人並不多。”
重慶失守 屠殺開始
1645年發生在重慶的一場戰役改變了張獻忠“僭位之初，假施仁義，以博民心”的想法，這年春天，明總兵曾英擊敗大西軍守將劉廷舉部，攻佔了重慶，張獻忠派大將劉文秀率幾萬士兵反攻重慶，卻被曾英部擊退。重慶失守，對張獻忠來說，不僅僅是一次軍事上的失敗，鑑於明朝將領據有綦江、黎雅、敘州(宜賓)等重鎮，四川南部淪爲弘光政權夥同四川官紳地主顛覆大西政權的重要基地。
張獻忠對朱明宗室深惡痛絕，入川后即下令：
凡王府室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是朱姓者，盡皆誅殺。
爲了防範敵探奸細，還推行了嚴格的戶籍、城禁和特務制度。幾十萬大西軍的糧食問題通過沒收和打糧這種暴力方式解決，當時的四川，家有餘糧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這種見糧就搶、見豬就殺的政策，必然會觸及一般農民的利益，這些情況發生在政權初建，敵對勢力尚未反撲時尚沒什麼危害，可一旦所有反對者在南京弘光朝廷號召下集合起來，趁機反撲，大西政權必然在四川站不住腳。官紳地主是敵對勢力，要消滅掉，於是張獻忠於1645年舉行“特科”，將來成都參加考試的各府縣生員約5000多人全部殺光，聽說自己所選“府、州、縣官，有到任兩三日即被殺害，甚至有一縣三四月內連殺十餘縣官者”，張獻忠怒不可遏，又派軍隊對當地居民實施屠殺。而僧道、醫卜、陰陽諸流，及百工技藝人，這些流民中的各類人員，自然也難逃被殺厄運。
一旦按下屠殺這個按鈕，張獻忠的大西政權就像上了發條的殺人機器一樣，再也停不下來。懷疑叛亂的分子潛藏在城市中內應外合，張獻忠竟然做出“除城盡剿”的決定，分遣軍隊到所屬州縣搜殺百姓，連西京成都也不放過，《聖教入川記》中，詳細記載了西方傳教士目睹張獻忠下令將成都“城內居民一律殺絕”的殘酷情形。
爲什麼張獻忠在統治四川前後期會出現如此巨大的反差，學者楊鴻基認爲，大西軍之所以會發生“以殺戮爲威，而剿洗之兵四出”的現象，是由於各地“義兵”把張獻忠“所置郡縣賊吏”“羣起而殺之”的結果，大西軍一味用殺戮和剿洗去平息反對勢力的方法，恰恰暴露了張獻忠“非帝王之器，無綏靖之能”，也揭示了大西政權的根本弱點。
不過張獻忠之屠蜀導致四川人口急劇下降的論斷，多少有失偏頗。明朝軍閥的屠戮平民、清軍的濫殺無辜，連年兵荒馬亂導致的生產大面積停頓，人民大批量地逃亡，都是導致四川許多地方荒無人煙、人口銳減的原因，按顧誠說法，“直到張獻忠犧牲，大西軍轉入雲貴時，四川遭受的破壞還是比較有限的”。
江口之戰 爲尋寶埋下伏筆
1646年正月，人心盡失的大西政權在四川逐漸失去控制能力，只能把兵力集中在成都附近，爲了挽回局勢，張獻忠命孫可望、劉文秀、王尚禮等率軍南征，張獻忠親率大軍攻楊展於嘉定，結果在彭山江口被楊展所敗，退歸成都。就是在彭山江口，張獻忠爲他的金銀珠寶埋下了伏筆。
關於江口之戰，清代蜀人筆記多有記載，如彭遵泗《蜀碧·楊展傳》載：
“獻忠忿展盡取故地，又怒川人之不服己也，大殺成都居民，率衆百萬，蔽江而下。展起兵逆之，戰於彭山。”交戰中，大風起，張獻忠船隊起火，楊展率數位前鋒前往殺敵，張獻忠軍大敗⋯⋯當時江口兩岸逼仄，前後數千艘船，首尾相銜，驟不能退。風烈火猛，勢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槍銃弩矢，百道俱發，賊舟盡焚，士卒糜爛幾盡，所掠金玉珠寶及銀鞘數千百，悉沉水底。”
按清人劉景伯考察，張獻忠從四川各州郡的富商大賈處掠取的錢財，少則數千兩黃金，多則上萬，這些都被裝進了張獻忠的運寶大船中，交戰失敗後，千船金銀沉入水底，張獻忠只帶少數親軍退歸成都。對於張獻忠江口所沉金銀，楊展並不知情，其後還是通過從張獻忠部下逃脫出來的船伕口中得知此事，楊展才開始組織士兵在江口打撈遺金。得益於這一批飛來橫財，楊展“自是富強甲諸將。”“於時全蜀，惟嘉定(楊展家鄉)不飢”。
由於江口沉銀數量之大，乾隆年間，有漁者在江口河中獲刀鞘一具，總督孫士毅得知此事後，立馬派人赴江口打撈數日，“獲銀萬兩並珠寶玉器等物”。後來在江口河道里，不斷有人打撈出明代銀錠、金銀器等。2005年，江口古鎮岷江河道出土的明代銀錠，從其銘文可看出來自湖南的沅陵縣、湘潭縣、巴陵縣;湖北的京山、黃岡等地區，爲崇禎時期所徵解的稅銀，而且與張獻忠轉戰路線及所佔地點十分吻合，側面證實了張獻忠江口沉銀之說。
“殺人魔王”張獻忠恐怕做夢也不會想到，他生前劫掠財富無數，命隕鳳凰山後，竟會以“散落財富”的方式爲世人惦記，“施惠”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