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是中國歷史上繼商朝之後的第三個王朝，也是中國歷史上存在時間最長的王朝。周朝從崛起到興盛，歷經了無數的磨難。周朝的崛起，絕非僅僅的“武王伐紂”那麼簡單。周朝各代統治者，圖謀了600年，最終將商朝推翻。
周朝在我國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這個年代較之以往而言，留下了大量的詩文記載，於是後人得以稍微窺伺其面貌之一隅。從思想上來說，周朝的禮樂制度又是儒家所吹捧的主要對象，儒家思想對古人之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因爲年代久遠的關係，許多人對周朝之崛起不甚明瞭，以爲突然之間的“武王伐紂”後，周王朝便結結實實的坐上了天下共主的位置。然而一個王朝之發展豈是如此容易?從崛起到興盛，周人歷經了無數的磨難。
商朝末期的社會性質
商朝末期的中國，依舊是以部落爲主導地位的部落聯盟制的社會。與此種觀點相對的，便是商朝末期已經有了民族、一統的思想觀念。學歷史的人應該知道，歷史是很難蓋棺定論的。也許你今天有了確信的觀點，明天又出來一批新的文物來否決你的觀點。所以，說歷史時我們應該分析各類因素存在之可能性。
我之所以認爲商末依舊是部落聯盟制社會，有兩點原因。一是周人崛起後對中國之經營，使得“天下共主”的勢力範圍較之以前有了太大的增長。我認爲，周朝的勢力範圍，才真正符合“天下”二字，此點之細節我們暫且不談，放在後面與周朝之崛起一起講。第二個原因是周人之封建實在是當時社會之一大進步。
周朝分封諸侯，這是我們衆所周知的。與以往不同的是，往先之諸侯，其實是各部族之首領，其對於自己的勢力範圍其實是有絕對的話語權的;而周朝以後，隨着周人勢力的不斷髮展與不斷兼併，大部分有實力的諸侯都是由周王所分封，周天子於是對各地有了更好的統治。所以《詩經》上纔會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我們試看周代以前流傳下來的傳說，便可發現彼時的政治活動都是以“族”爲中心記載的。例如有窮族的后羿趁着夏朝君主太康外出打獵的功夫，奪取了夏朝的政權。而各方的族長，大概就是古書上所說的“四嶽”，這些人推選出共主，以決策當時的事務。
曾經的堯舜禹之禪讓，大抵是部落聯盟共同推選首領，只不過經過後世美化，成爲了我們今天之所見。禹死後，他的兒子啓奪得了領導者的地位，並將其傳給了自己的兒子太康，於是“家天下”的局面正式形成。若說此時是一個朝代，實在是有點牽強。夏朝才傳至太康，就被新遷入的有窮族奪去了權力，故而此時依舊是氏族社會的模樣。
商朝時期，天下共主與各族之間的關係有了更進一步的加強，但此時的社會依舊是以氏族爲主導的社會。商人善於經商，常常進行遠程貿易，這一點根據出土的文物與一些記載都可以證明。然商朝之內外服制度，實在是沒有周朝之分封諸侯的控制性強。外服的諸侯們，更像是商人的附屬國。外服如此，更別說商人勢力沒有企及的地方了。
我們再來看看周朝的分封制。彼時，對諸侯而言，周天子確立了其統治的地位，於是有了“國”字一稱。此時的國指都城，而非國家。比如《周禮》所言：“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自此以後，對“族”這個字的使用便越來越少，而是以國來稱某一地區之政權，這難道還不能說明周朝時期社會的進步嗎?對周天子而言，諸侯們必須對周天子進行負責，比如繳納貢物、鎮守疆土之類，在這一種環境的影響下，周朝時期便開始孕育同一民族的思想。
周人之崛起(一)——武王伐紂之前
周族人的崛起，經歷過很多的磨難。周人之始祖名曰：棄，也就是古書上所說的后稷。棄應該是商朝開國之君成湯時期的人物。《史記·商本紀》謂棄是堯帝年代的人物(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但《史記》後面又說棄的兒子“不窋”身在夏朝末年，這是自相矛盾的。《國語》中說：“自後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因而後稷至周文王時歷經十五世，而商朝自成湯至帝辛共歷十七世，所以棄大約是成湯時期的人物。
之所以說棄是堯帝時期的人物，這大概是周人爲了擡高自己祖先所編造的謊言。孟子說：“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大致周族人是文化後起之族，當時的夏商文明所覆蓋的地區是河東之地，河西在當時的確屬於西夷，因而周族人文化落後於東方民族這是可以確定的。
周人的祖先不乏有明君聖主出現，但真正積攢滅商之資本的，應該是從古公亶父開始。古公亶父是《詩經》中的稱謂，今人考究後認爲，其應該喚做“公亶父”，這個古，是往昔的意思。對於這種說法，我們不置可否。史載：古公亶父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從古公亶父開始，周人貶棄了戎狄之俗，開始營築城郭。彼時戎狄是遊牧文化，華夏是農耕文化，故古公亶父之舉可以說是開天闢地之變化。
彼時的周人，與殷商應該是附屬國的關係。錢穆先生認爲，連遠在西夷的周人都是商朝之附屬，則商朝所管轄之範圍實屬龐大。筆者不太認同這種觀點，從流傳下來的甲骨文來看，周人自商朝武丁時期就遭到了商人的征伐，周人之於商族，最開始應該是蠻夷的形象。其後周人與當時的中原諸侯“摯”氏通婚，這才逐漸獲得了商人的認可。
王季就是季歷，也就是周文王之父。周人地處西陲，滿處盡是戎狄，故周文王爲商紂王時期的三公，有徵伐西方的權力。想必是周人所處之地，商族也很難控制，故商人有意提拔附屬國的周人，讓其以控制西方。周王季與周文王時期，周族人不斷的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論語·泰伯篇》中說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此雖有誇大之嫌，但亦足以證明周文王時周人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周王季時期主要是對今天山西地區的開拓，季歷以少子即位，他的哥哥遷到了山西建立了虞國，於是周王季便以此爲跳板，征伐此地的異族。
我們可以看到，虞國之建立實乃周人東出之大事，以虞國的地勢來看，此處不僅可以供周人擴張勢力，更可以東望商族，以候征伐。周王季對山西地區的開拓並非一帆風順：“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燕京之戎，大概在今太原西北部的靜安縣地區。周人對其征伐失敗，則證明此地戎狄頗爲強大，亦說明商人之勢力未企及此處。
周王季死後，其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即位。文王時，周人已然崛起。周文王被商王命爲西伯，有徵伐之權。於是，文王在季歷已有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的擴張自己的勢力。周文王時期周人的發展，是自西向東的。先是平定了西方的密須、犬戎，穩定了大後方，然後再積極的向東擴展。在筆者看來，周文王時期，周族人就已經積攢了滅商的資本。
周人之崛起(二)——武王伐紂之後
武王伐紂之事，已經被說了千百遍了，沒什麼值得注意的地方。這一章節我們主要圍繞幾個地方來：
其一，分封諸侯之爭議
周武王滅商之後，大封諸侯，我將此行爲視作部落聯盟制社會轉變途中的一重大事件。但近代有學者對武王分封諸侯一事提出了新的見解，即西周分封諸侯的基礎是在周公東征後確立的。牧野之戰後，周人未能完全消滅殷商之勢力，故周武王不得不分封帝辛之子祿父爲商族首領，並設立三監以控制祿父;而天下的諸侯們亦不乏支持商族的存在。據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的考究，周人第一次分封諸侯還沒有將勢力伸到東方海濱。
武王死後，周公旦攝政，管叔等人以後周公不軌，將行叛亂。於是周公東征，進行二次分封。錢穆先生認爲西周近三百年的分封大局，就是周公東征後第二次分封后建立的。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在周公東征之後，商人的勢力被四處分散，周人也真正的奠定了天下共主的位置。商人只剩下了一個宋國以繼承祖祀，大部分族人被分散於各國;反抗周人的一些異族也得到了平叛，例如淮夷、徐戎。齊國與魯國被重新分封到東邊，將宋國包圍合困。
其二，嫡長子繼承製之確立
前文就粗略提到過嫡長子繼承製，我們現在再來細談。從商代的帝系來看，商人初期的“兄終弟及”已經慢慢的轉變成了“子承父業”。商朝的後五世帝王全都是父子關係，這不得不引發我們的遐想：是否商朝後期就已經取消了“兄終弟及”這種繼承王位的模式?兄終弟及這一模式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的母系社會，彼時，父與子並非是一族的，而兄弟之間才屬同族之人，所以有了兄終弟及一說。周族的古公亶父貶棄了戎狄之俗後，立少子季歷爲繼承人，這說明彼時周族還未有“嫡長子繼承製”一說。
筆者認爲嫡長子繼承製是周成王時建立的。我們知道宗法制與分封制是互爲表裏的。周武王死後，繼承人有幾種選擇。其一，武王之子，即後來的周成王;其二，武王之長弟管叔鮮;其三，武王之賢弟周公旦。但周武王拋棄長弟，而留賢明的周公旦輔佐自己，這說明此時依舊與古公亶父時期立賢之風無異。《逸周書·度邑解》中亦有武王想進行“兄終弟及”傳位於周公的記載。想必嫡長子繼承製是周公東征，二次分封后正式確立的一種制度。如此，天下即知周公無僭越之心，而嫡長子繼承製又與分封制相輔相成。
其三，周朝建立後周人之再發展
周人之發展，並非止於武王伐紂。周朝建立後，周人坐西面東，分三路向東方進行發展與擴張：第一條線是沿黃河、洛水向東擴張，直至東岸海濱。這大概就是周公東征的路線圖。第二條線是向東南方向，出武關，沿漢水而下，涉及淮水流域。這一條線路周文王經營過，後來的周昭王南征亦是走此路線。第三條路線是從洛陽出發，過太行山脈並沿其北上。這大概是周穆王北征的路線。周族之發展主要是向東逐漸的擴張，逐漸的控制中原及其周邊地區。周人正是憑這一番不斷拓展、開發的決心，到最後終於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王朝。
爲什麼周朝歷史可以長達800年?
周朝國祚綿長，西周和東周前後八百年國運，具體原因如下：
首先，應該歸功於西周初年政治家武王和周公的制度設計。西周之前的殷商和目前尚存在於文獻中的夏朝，夏商兩代是中國王權的初創時代，夏王和商王僅僅是名義上的共主，整個華夏世界的政治格局是各自獨立、各自爲政的方國體制。西周之所以能從西部小邦而滅掉大邑商，與這種鬆散的方國體制有着密切關係。
西周滅商之後，採取了基於宗法制的分封制，全國領土被分封制聯繫在一起，諸侯國家與周天子有着一系列複雜的義務-權利關係，這是以往所沒有的創制，宗法分封制對周王朝政權的鞏固有着關鍵的作用。作爲周天子與諸侯國之間的經濟紐帶——井田制，同樣也有利於王權的鞏固。
第二，周公制禮作樂，也是周朝國祚綿長的重要原因。西周初年，周公損益夏商舊制，制定了一整套的西周的禮樂制度，從天子到庶人都必須遵守。禮樂制度是周朝統治的文化基礎，在平民以上的階層都形成了一種文化共識，這種共識無疑有利於加強整個國族對於周王朝統治合法性的認同。
第三，周公及時在東方區域建立政治和軍事存在，爲日後的遷都奠定了基礎。西周初年，周公爲了防備東方的殷頑民反抗，營建了洛邑，也就是所謂的成周。成周的營建，爲周王朝提供了緩衝的餘地，日後，犬戎攻破鎬京，周王室得以東遷，到洛邑繼續延續國祚。
第四，周天子並不強大的王權，使得虛君成爲可能，也使得任何一個諸侯不會輕易去篡奪中央王權。西周初年建立的宗法分封制，各個諸侯國有着很大的自主權，這看上去好像是周天子沒有強力控制能力，但是實際上這種制度恰好有利於政治的穩定。在周天子強大時，他對諸侯國有很大的約束能力。
到了東周時代，也就是春秋戰國時代，周天子勢力衰微，但是他仍然是宗法分封制的核心，是諸侯的大家長，這種近乎虛置的君權卻沒有人有能力去篡奪，如果哪個諸侯有野心篡奪這個似乎已經不強大的君權，勢必遭致別的諸侯羣起而攻。所以，春秋時代齊桓公的“尊王攘夷”很有市場，而楚國的問鼎輕重則會遭致羣攻!
周朝能夠延續國運800年，源自落後的生產力，道德至上以及分封制度。
生產和製造工藝集中在中央
周朝時期的最高生產力基本上都集中在周朝中央，甚至諸侯國都不具有。中央，諸侯，民衆，三者之間的生產力對比相當於現在的美國，中國，非洲原始部落。生產力最直接的體現在青銅器的製造。中央掌握了最精美的青銅器製造工藝，並把這種工藝上升到神受。各個諸侯國朝貢或做出重大貢獻的時候，賞賜精美的青銅器是最重要的當時。生產和製造工藝集中在中央是周朝國運長久的重要原因。
尊崇周朝中央的道德至上
周朝分東西。西周滅亡，周平王遷都，東周開始的原因，不是由於平民或奴隸起義，也不是由於各諸侯國造反，而是因爲西戎攻擊了國都。雖然中間有深厚的原因。但主力在於西戎。楚莊王曾向中央問鼎，被王孫滿以諸侯不可問鼎，周朝天命未絕，便將楚莊王逼走了。如果放在後世任何一個朝代，不打過不分高低，怎麼可能一句天命未絕就退兵。
分封諸侯國鞏固了中央
武王發周滅商之後，分封有功之臣，同姓王族自己五帝后人。其中以同姓王族最多。中央一方面掌握了最先進的生產製造工藝，一方面加深王權神話思想。各個諸侯國對於中央的感情不同，有親有疏，爲了利益，以尊崇中央的目的相互牽制。春秋五霸時期，每一個霸主的出現，都需要中央形式上的認可。齊桓公在具有了稱霸實力之後，由中央賜予方伯稱號，才真正稱霸。最不把中央放在眼裏的秦朝也多次獲得祭肉的賞賜。
在春秋乃至戰國前期，各大諸侯國由於實力相近，以尊崇中央的名義，各國不敢輕舉妄動，因此東周可以獲得生存。戰國後期，實力平衡被打破，秦國通過商鞅變法一家獨大，最終滅掉了東周。周朝滅亡。事實上，西周末期，各大諸侯國就已經從實力上超越了中央。幾百年的尊崇中央思想深入民心和分封國的相互牽制，延續了周朝幾百年國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