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本名王雲，字伯安，號陽明，明朝傑出思想家、文學家、教育家，明代憑藉軍功封爵的三位文臣之一，他創立了“陽明心學”。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王陽明在他的哲學探索歷程中，有一段特殊經歷叫“龍場悟道”，這也是他的“心學”形成的關鍵時期，正是“龍場悟道”使他確立了陽明心學的基本思想，使宋明道學中的“心學”走向了理論高峯，與程朱理學對峙並最終擊敗了理學。
“龍場悟道”發生於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當時，原本是朝中官員的王陽明，因在朝中的言行中直接對宦官劉瑾表示反對，得罪了攬權的宦官，因而被宦官誣告，最後，皇帝受矇蔽，王陽明被廷杖四十後，謫貶至貴州修文縣的龍場當驛丞，而這一突然的變故，使王陽明的思想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激發他更深入地思考哲學問題。邊緣區域艱難的生活和十分安靜的環境，使王陽明有了很好的機會重新思考他之前在政壇上努力和奮爭的過程，並在哲學理論上進行反思和探索。在龍場的沉思冥想，使王陽明有一天豁然開悟，悟出了“心即理”的心學真諦，醒悟到：“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參看王陽明的《傳習錄》)由此，王陽明便提出了他的心學的基本命題，即“心外無理，心外無物”。對這一命題，王陽明以看花的例子解釋說：“爾未看此花時，此花與爾心同歸於寂。爾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爾的心外。”(同上)
後來，王陽明在他的“心即理”的基本觀點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他的“知行合一”的理論。他在“悟道”以後，到貴陽文明書院講學，便以“心即理”的理論爲基礎，批評了當時盛行的理學觀點，抨擊當時學術界對於心學的誤解，而其中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就是關於知行關係不同看法，王陽明提出了心學與理學在知行關係問題上的不同看法。王陽明分析說：“今人卻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王陽明《傳習錄》)最後，王陽明提出他的基本論點，他認爲：“真知即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聖學只是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同上)王陽明針對理學的知行學說，反覆強調心學的知與行統一論。
由此不難看出，王陽明的“龍場悟道”是確立他的“陽明心學”的十分關鍵的理論覺醒，是心學走向成熟的標誌，有了“龍場悟道”，才能使王陽明解決了心學的兩大基本學術論題，一是“心即理”的本體論;二是“知行合一”的認知論。
那麼，王陽明爲什麼會在龍場悟道呢?
分析起來，王陽明之所以會在龍場悟道，有四個原因：
一是官場挫折激發他深思，即王陽明在政壇上遭遇重大挫折，這突發的官場經歷激發了王陽明更深入地進行思考;
二是艱難環境促使他專注，即王陽明在龍場的艱難的生活環境中，促使他能更專心思考哲學問題;
三是理論素養督促他探索，即王陽明之前的學術文化素養使他一直關注理論問題，而對於對立的關注使他需要探索心學的新問題，以反駁對手的觀點。
下面詳細對此三方面仔細論述：
第一，官場挫折激發王陽明對自己的經歷和思想進行深入反思
王陽明是士子出身的，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陽明二十八歲時參加禮部會試，會試成績相當不錯，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第七人，被派到工部實習政事。之後，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還朝上疏朝議西北邊防備之事，隨後授刑部主事，在江北等地審察決斷囚獄罪犯，後來，因病而請求回鄉。弘治十七年(1504年)，王陽明被起用，授兵部武選司主事。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王陽明屬朝中的年輕官員，膽子比較大，敢衝着攬權的太監上摺子，當時，擅權的宦官劉瑾逮捕了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王陽明對此打抱不平，他上疏皇帝，爲戴銑等申辯論救，而劉瑾豈能容忍王陽明上書告他，於是，劉瑾盛怒，令人將王陽明杖打四十，並將他謫貶至貴州龍場(在今貴陽西北七十里的修文縣境內)，任龍場驛棧驛丞。
在被貶出京的途中，劉瑾還派人追殺王陽明，幸而王陽明有防備，他僞造跳水自盡的假行動，才躲過劉瑾派來的人的追殺。王陽明後來到了貴州龍場。
這龍場其實是很不開化的蠻荒地區，在深山之中，苗、僚雜居，非常荒涼。王陽明到了驛站，只見原來的房屋已經倒塌，在歇腳之後，王陽明只好親自帶着僕人將破舊的房屋修好，有了一座破舊的“官舍”。
王陽明從京城到了貴州龍場，從一位兵部武選司主事變成了貴州邊遠地區的一名驛丞，而且，在他赴任的途中，還差點兒被劉瑾派來的人殺死，這重大變化對他的刺激很大。明明是劉瑾擅權攬政，陷害御史等，而他上書反對佞臣擅權坑人，是伸張正義，卻反而被杖打四十，並被貶至這荒涼無比的地方。朝中佞臣當道，王陽明滿腔熱血想幹出一番事業，爲維護朝中正義而勇敢行動，卻遭受到了如此大的挫折，這激發了他進行反思。朝中是怎麼呢?爲何給事中御史戴銑會被抓捕?劉瑾爲何能擅權?而他上書伸張正義卻遭殃，這是爲什麼?還有，政治道理在哪裏呢?什麼纔是“正道”?權力、富貴、名譽值得追求嗎?遭受重大挫折的王陽明逐漸悟出了“理在心中”的原理，逐漸知道什麼纔是“良知”，挫折刺激之後的反思，使他明白：“富貴如塵沙，浮名亦飛絮。”心中的悟纔是最重要的。
第二，艱難環境促使王陽明更專心思考哲學問題
龍場處於萬山叢薄之中，苗、僚雜居，這裏處於高山峻嶺的山谷裏，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在龍場相當比較閉塞，生活上清苦寂寞，日子很艱難;二是這裏很安靜，外界的干擾很少，是讓人在靜中深思的很有利的地方。
王陽明有時也會帶着僕人翻山越嶺，到周圍去遊覽，有一次，他和僕人在不遠處發現了一處石洞，這是一個天然的石洞，發現此洞後，王陽明很興奮，便帶着僕人修正一下石洞，並將此洞作爲休閒讀書的地方，他將此洞取名爲“陽明小洞天”，並從驛站搬來了日常用品，經常住在洞中，讀書思考。
漸漸的，王陽明開始接觸周邊居住着的苗族、彝族和瑤族等小數民族的人，像他們學習方言，與他們溝通，並向他們傳播中原文化故事，當地人也逐漸把王陽明當成很有知識的知心人。
過了一些時日，遠處的一些讀書人得知在龍場住住一位博學者，不少人慕名而來，向王陽明請教，並與他談學論道，一起研討學術問題，而龍場讀書、交流和討論學術的地方，便被取名爲“龍崗書院”。
當遠處來的讀書人離開了，王陽明喜歡到附近的那個石洞裏去自個兒讀書沉思，而這種清貧艱難的日子促使他能深思學術思想。他深研《周易》，思考佛、道，深思着宇宙人生的哲理問題。並重新思考五經，即《詩》《書》《禮》《易》《春秋》的理論，開始有新的感悟。
古代歷史上，常常有逆境中得到思想昇華的例子，如周文王被拘禁創作了《周易》，司馬遷下獄受宮刑而編著了《史記》，孫臏被廢了雙腿而編寫了兵法著作，韓非子被關在獄中而寫出了《說難》等等，而王陽明也是在龍場這樣艱難清貧的生活中，得到了思想昇華，有了“龍場悟道”。
關於王陽明悟道的過程，史書的記載頗有傳奇性，據《王陽明年譜》記載，他是深思之後突然醒悟的：
王陽明在龍場驛中“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始之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而證之，莫不吻合”。正是這日積月累的探索求知，終於完成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王陽明年譜》的另一段記載是：
“忽中夜大悟恪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語人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這些記載說明：其一，王陽明是經過夜以繼日的寂靜深思才突然頓悟的;其二，在長時間的迷茫之後突然悟到了理論真諦，這讓他十分興奮，而跟隨他的讀書人也感到很驚訝;其三，他悟到的是一個心學的根本理念，即“聖人之道，吾性自足”，而且，將他所默記的五經的言論相比較，是能夠很好得到印證的;其四，以前學術觀點中向外部事物去求理是完全錯誤的。
在龍場，王陽明終於悟到了，所謂的“理”根本就不在外部事物之中，而是在每個人自己的心中，因此，王陽明提出了“心即理”的根本觀點。
王陽明舉例說：“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傳習錄》)在王陽明看來，孝忠仁信等，皆在心中，聖人之道是什麼呢?就是良知，良知人人都有。因而，判斷事情對錯是非的標準是良知，而不是外在事物中的“理”。
在龍場悟道之後，王陽明寫了《教條示龍場諸生》，解答了追隨他的弟子關於“心外無理，心外無物”觀點的疑惑。有弟子問：“南山裏的花樹自開自落，與我心有何關係?”王陽明回答說：“爾未看此花時，此花與爾心同歸於寂。爾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爾的心外。”(《傳習錄》)
總之，龍場悟道，王陽明悟出了理在心中，不在外物，心即理，即是良知，而仁義忠孝等道德理念，亦在人的心中。
第三，理論和學術素養，督促着王陽明不斷探索，於是，沉思之後能有所悟，帶來重大理論革新。
王陽明早起受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影響，他對於心學和理學一直在深入思考，但都不能讓他感到滿意，後來，他又閱讀佛、道著作，將佛、道理論結合起來，思考學術問題，特別是思考心學和理學的基本問題，而在當時，朱熹的理學思想的影響是最大的，學術界幾乎是理學佔主流思想地位。
而王陽明在龍場悟道，可以說是在反思和批評朱熹理學的過程中實現的，王陽明長期對於學術思想的關注，使他一直在深入思考理學問題，特別是對於朱熹關於“理爲本”的觀點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在朱熹看來，理是天地萬物的本原，理先於天地而存在。朱熹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朱子語類》)朱熹還提出理生氣並寓於氣的看法，他認爲，理爲主，爲先;氣爲客，爲後。此外，提出了“理一分殊”理論，即每一事物皆蘊含着理，因此人要認識事物之理，便要對事物進行認識，即“格物”。而每格以一物便認識一物之理，堅持下去，便能對理豁然貫通，達到了“格物窮理”的境界。
可是，王陽明經過龍場悟道，終於弄清楚朱熹理學的錯誤之處，在他看來，理並非朱熹說的“天理”而是人心中的良知，人是無法從外部去求得“理”的，理就在心中，孝、忠、信、仁等道德原則，便是人人根據自己心中的理去踐行道德原則的。
因而，在王陽明看來，朱熹的“即物窮理”的觀點是錯誤的，“格物致知”中的“物”並非外部事物，而是“事”，通過格“事”而“致知”，而“致知”便是“致良知”，他說：“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傳習錄》)在王陽明看來，“格物不應向外求理”，“格物”只是“格心”而已。《傳習錄》記載王陽解釋“格物”時說：“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顯然，王陽明“格物”解釋爲糾正不正之意念，即去掉心中非道德觀念，恢復心之至善本體，即喚回“良知”。所以，他說，“格物致知”也就是“誠意正心”，致知乃是致良知，使心復歸至善。
總之，王陽明龍場悟道使陽明心學實現了重大的學術變革，使陽明心學能戰勝朱熹理學，逐漸成了學術界的主流思想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