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國(前1046年—前221年)是中國歷史上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個諸侯國。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各位讀者就和小編一起來了解吧!
春秋中後期，晉楚兩大強國之間的霸權爭奪，成爲當時社會發展的主旋律，兩國勢力此消彼長，輪流坐莊春秋霸主。此時的齊國早已失去了爭奪霸權的時機與能力，只能在晉楚爭霸的大背景下謀求發展。同時必須認清，齊國式微只是針對晉國和楚國這等強國而言，在春秋諸侯中齊國仍然保有大國的地位，依晉則晉強聯楚則楚盛，仍然是制衡春秋形勢發展不可缺少的力量。
因此此時齊國外交政策主要是，以處理好與晉、楚的關係爲重點切入，斡旋於兩大國之間，平衡齊國在其中的利益關係，晉霸則倒向晉國，反之楚強則與之聯盟，若晉楚興衰則齊國謀求更大的作爲，在晉楚爭霸中佔據先機、爭取主動，以維護並爭取齊國的最大利益。
一、倒向晉國，聯晉抗楚
晉文公回國即位後刷新政治，在內政、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着手進行整治，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晉文公還加強了與周室的聯繫，平定子帶之亂穩固周襄王之位，擴大了疆域領土，這些都爲晉國霸業打下堅實的基礎。此時的齊國霸業已中衰，但齊國國君仍以霸主自居，對不敬的諸侯小國行討伐之勢。
先前魯、衛、向三國會於洮，魯、莒、寧三國會於向，兩次會盟都是在事先未予會齊國批准的情況下進行的，齊國以此爲不敬而屢次興兵伐魯。齊國此舉就將魯國推向了楚國的懷抱，於是魯國投靠楚國，聯合楚師征伐齊國，楚魯聯軍佔領齊國谷之地，並將齊公子雍安置於此，桓公外逃於楚的七個公子，楚國全部封以大夫之爵位。
楚國欲藉此機會北上中原以爭奪春秋霸權。晉、楚的強霸及楚國對齊國的侵伐，給齊國造成了嚴重的衝擊，至此齊國國君才從齊國霸業的餘夢中清醒過來，接受了齊國大勢已去的事實。但此時齊國內外交困，國內內亂不斷，諸公子之間的君位爭奪愈演愈烈，使內政陷入混亂的齊國已自顧不暇。
面對南面虎視眈眈的強楚，齊國無力阻止楚國的大舉進攻。在如此嚴峻的內外形勢下，齊國只好倒向晉國，一方面尋求晉國的庇護，藉此穩固齊國混亂的局面，一方面依靠晉國來消解來自楚國的威脅，並聯合晉國來對抗楚國。作爲當時的大國，齊國與晉國結盟對春秋形勢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直接導致晉楚爭霸的天枰傾向了晉國。
公元前632年，在晉楚爭奪春秋霸主之位的城濮之戰中，齊與晉結盟“晉侯、齊侯盟於斂盂”(《僖公二十八年》)。齊晉結盟極大地增強了晉軍的實力，齊國協助晉國取得了城濮之戰的決定性勝利。晉國取威定霸，踐土之盟中，周襄王正式冊封晉文公爲霸主。晉國成爲春秋霸主，兌現了齊國當初結盟晉國的初衷。
齊國以盟友的身份得到了晉國霸權羽翼的保護，不但解除了來自楚國的威脅，保證了齊國的安危，而且還爲齊國的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外部環境，穩定了齊國政局，爲齊國的在其崛起創造了條件。在諸多利益的驅使之下，齊國堅定地追隨晉國，深化其戰略同盟的關係。同年冬齊國往溫之地與晉國會盟。
出兵助晉國討伐不歸服晉的衛、許等小國，以此表明齊國對晉國的忠誠之心。第二年夏齊侯又同魯、宋等諸侯與晉國在翟泉會盟，尋踐土之盟之好，加深彼此之間的同盟關係。魯文公七年(公元前620年)，晉靈公新立齊國前往晉國朝聘，並與晉國再次會盟。這些都明示了齊國對晉國的重視程度。
“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此時齊國聘晉，正是爲了繼續發展與晉國的友好同盟關係、深化與晉國的雙邊信任，及爲兩國的關係作共同謀劃。總之齊、晉在晉國強霸、齊國追隨的背景下維持着兩國之間的同盟關係。
二、叛晉結楚，聯楚抗晉
隨着春秋形勢的不斷髮展變化，齊國與晉國、楚國之間的關係也隨之變化。在齊晉同盟的影響之下，齊國的內亂逐步平息，政局趨於穩定，國家形勢發展利好，國家實力逐漸增強，在春秋社會中的影響力愈來愈大。齊國的發展與此時齊國在齊晉同盟中的定位，勢必會產生摩擦與矛盾。
隨着齊國實力與晉國霸權之間的反向發展，兩國漸生嫌隙，關係走向惡化。而此時的春秋形勢對齊晉關係也頗爲不利。晉文公、襄公之後，晉平公年幼，政權被趙氏把持，晉國霸業中衰;而此時南方的楚國在楚莊王時期不斷強盛，在與晉國的霸權爭奪中處於主動，最終取代晉國成爲新的春秋霸主。
此時與晉國的結盟已不符合齊國的利益訴求，爲尋求更好的發展，齊逐漸背離晉國投向了楚國的懷抱。齊國背離晉國主要由兩方面的原因促成，一方面是來自晉國向外的推力，首先由於齊晉之間關係的鬆動，晉國將同盟的對象由齊國轉移到魯國，甚至爲了魯國而合諸侯之師伐齊，這直接導致了齊晉關係的緊張。
其次由於晉臣郤克在齊國受辱，誓言報復齊國，最終導致齊晉關係徹底破裂兵戈相向。二是來自楚國的拉力，楚國強霸逐漸成爲新的諸侯領袖，並且向齊國向齊國示好，最終將齊國拉向了自己的陣營。魯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齊昭公死，“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弒舍自立爲齊懿公。
齊懿公不但殺舍，還將子叔姬囚禁，子叔姬爲魯宗室女，魯國爲此先後向周室及晉國求救。或許是由於晉國應允魯國的緣故，次年秋齊國發兵侵魯，以示對晉國行爲的不滿，這表明此時齊晉關係已非昔日之好。魯國以晉國爲諸侯領袖，又將齊國對魯國的罪行訴於晉國。
面對齊國的挑釁行爲，爲了維護晉國的霸主權威同時拉攏魯國，晉國在扈之地會盟諸侯，謀劃討伐齊國。“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雖然最後因齊國的賄賂晉國撤兵，但晉國此次對齊國的征伐行爲給兩國關係蒙上了一次陰影。
魯宣公十二年(公元前 597 年)，楚國伐鄭晉師救鄭，雙方爲此在邲之地展開一場激戰，邲之戰實際上就是晉楚之間爲春秋霸權，而進行的一次武力角逐，最終晉師敗績。這也就表明了春秋霸主的易位，楚國成爲新的霸主。楚國稱霸後爲擴展勢力範圍，將目標指向了齊國，隔一年楚國派使者申舟聘於齊，向齊國示好。
這種高規格的國家間的頻繁外交，無疑會使齊楚關係又向前發展了一步，與此相對齊晉關係則急轉直下。魯宣公十七年(公元前592年)，晉國欲合諸侯於斷道之地會盟，於是派郤克往齊徵會。郤克是個跛子，當他覲見齊頃公時，被帷帳後的宮女所嘲笑。郤克受辱而怒，誓要討伐齊國。
歸國後請求景公發兵而沒有被准許，爲了報復，郤克在諸侯卷楚會盟時囚禁了齊國的使者，“盟於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溫”。兩國交兵不斬來使，更何況這只是諸侯會盟，晉國囚禁齊使使本來就緊張的齊晉關係走向破裂，齊國因此而叛離晉國。
背離晉國的齊國選擇與楚國結盟，魯成公元年(公元前590年)，“聞齊將出楚師，夏，盟於赤棘”。這段話表明一方面齊國已經與楚國結盟，並聯軍討伐魯國;另一方面魯國爲應對齊國的威脅，與晉國結盟投向晉國的懷抱。
魯國大夫臧宣叔的話直接證明了這一點，“齊、楚結好，我心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齊國與楚國結盟就會與晉國爲敵，那齊國會先從魯國下手。果不其然翌年齊師來伐，一直南侵到巢丘，同爲晉國同盟的衛國爲救魯國而侵齊，戰於新築衛師敗績。
晉國出兵援救魯、衛，與齊師陳兵與鞌，齊晉之間爆發鞌之戰。戰爭中雙方實力對比的差距，齊國明顯處於下風，於是齊頃公派賓美人向晉國獻賄並求和。一心復仇的郤克提出了極爲苛刻的條件：“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即要求齊頃公生母到晉國作人質，並將齊國田畝改爲東西走向。
齊國斷然拒絕，決定背水一戰。魯、衛擔心齊國日後的瘋狂報復，竭力勸說晉國講和，最終齊晉兩國各自相讓，在爰婁訂立盟約，齊國歸還魯國的汶陽之田。楚國作爲齊國的同盟，焉能坐視齊國不理，同時又出於對抗晉國的考慮，同年冬楚國出兵攻打魯、衛以救齊。魯國形成楚人許平。
同年十一年，楚和齊、魯、秦、蔡、許、宋、陳、衛、鄭等諸侯在蜀之地會盟。蜀之盟不但鞏固了齊楚之間的同盟關係，還進一步鞏固了楚國的霸主地位。通過這兩次戰爭我們不難看出，無論是晉伐齊亦或是楚伐魯，這些都是政治意義大於軍事目的的，晉伐齊一方面是爲了使齊國再次屈服於晉，更重要的是達到對抗楚國的目的。
楚伐魯一方面是爲了拉攏齊國壯大自己的勢力，更重要的也是達到對抗晉國的目的。由此可見晉服齊以抗楚，楚拉齊以制晉，晉、楚之間的對抗與爭霸，都與齊國有重要而密切的關係，即是說齊國處在晉楚爭霸的關鍵位置上。這與齊國的實力及齊國在當時諸侯中的地位，和影響力有莫大的關係，齊國始終是春秋社會關係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晉卿趙孟第二次弭兵之會時所言，可以證明這一點，“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晉楚齊秦四諸侯，無論是地位亦或是實力幾乎是相匹配的，四諸侯之間誰也不能指揮誰。由此可見齊國地位之高，仍然是制衡春秋形勢發展不可缺少的力量。
這既是齊國能夠斡旋與晉、楚之間，平衡齊國在其中的利益關係，而仍被晉、楚拉攏的實力資本。晉國充分地認識到了齊國在其爭霸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積極拉攏齊國歸附。先是積極與齊國聯姻，構建起於齊國溝通的紐帶;然後爲了進一步拉攏齊國，竟將屬於魯國的汶陽之田送與齊國，“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
汶陽之田在鞌之戰後已由齊國歸還於魯，現又不惜犧牲同盟魯國的利益強行取之而送齊。暫且不管結果如何，晉國的行爲定會嚴重損害其大國威嚴，給晉國的霸主地位造成了衝擊，諸侯紛紛對晉國產生貳心，“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但晉國爲拉攏齊國採取的種種措施，似乎並沒有收到實質性的效果，齊國並未表示出親近晉國的意圖。
魯襄公元年(公元前572年)，晉合諸侯於彭城謀劃伐鄭之事，齊國未與會，晉國惱怒出兵伐齊，齊國攝於晉國的淫威而送質子爲晉，這是兩國互不信任的表現。第二年晉再次會盟諸侯謀鄭，魯請城虎牢以逼鄭，齊國再次缺席。
晉智武子道出了其中的玄機：“齊國不會晉國是有準備的，不但齊國不至，齊國的附庸之國皆不至，這纔是晉國應該擔心之處，齊國已經逐漸走向了晉國的對立面。”齊國對中原霸主晉國的消極態度，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了晉國的附屬之國，加之先前因汶陽之田造成的諸侯對晉國的不滿，諸侯對晉國之事皆表現出消極的態度。
所以魯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的諸侯伐鄭之役、魯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的伐秦之役，諸侯皆不欲戰消極以對。以上諸侯對晉國的如此態度，證明了晉國已無力統帥諸侯，亦或是說諸侯不願再聽從晉國的調遣，這是對晉國霸權的極大削弱，晉國的霸主地位同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春秋中後期，齊國統治者審時度勢，一方面斡旋於晉楚之間的平衡外交政策，根據晉、楚之間形勢的動態發展，採取不同外交策略，斡旋於兩大國之間，平衡齊國在其中的利益關係，在晉楚爭霸中佔據先機。
另一方面外歸其義的外交政策，既要和睦於諸侯，在亂世之中爲齊國爭取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
在有了穩定的外部環境之後，伺機平息內亂壯大國力，在諸侯列強中掌握主動話語權。外交政策的推行與內政改革的雙行並軌，使齊國在春秋中後期一直保有大國的地位，始終是春秋社會關係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