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朝，中國歷史上由契丹族建立的朝代，共傳九帝，享國二百一十八年。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渤海國對儒學思想文化認同程度極高，渤海建國不久，大祚榮就開始向唐朝學習先進的制度。大欽茂繼位後，全面引進儒家典籍，派遣使者向唐朝求取《唐禮》《三國志》《晉書》等，學習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與思想，儒家的倫理思想成爲渤海人言行的規範與標準。唐朝皇帝要渤海國王“永爲藩屏，長保忠信。”
一、受到渤海文化的影響
1.王室的學習
歷代渤海國王也都恪守對唐朝的君臣之禮，其中許多都受到了唐朝皇帝的讚揚。渤海國王還以“敦詩悅禮”來要求自己的女兒，並要求她遵守三從以及六行，同時要其學習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的教育。渤海國建立了較爲完備的儒學教育體系。
渤海國官方以及民間都存有大量儒家經典，許多使臣與學生在唐王朝學習儒家文化，回來時帶回了大量的儒家經典，同時也成爲了儒家思想的有力傳播者。渤海國還建立了中央官學以及各類學校，尤其是在中央官學的國子學中集中了大量求學者。渤海文化教育的發展也爲儒家文化廣泛傳播和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2.上行下效
渤海人也認同中國古代的大一統觀念。中國古代的最高統治者總是追求普天之下的大一統局面，而中原地區周圍的少數民族也認識到要想使本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權能夠長期存在並發展，得到中央王朝的承認，最好的選擇就是與中央王朝保持良好的關係，並歸順臣屬於中央王朝，所以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對大一統觀念是認同的，渤海國也不例外。
從大祚榮開始，每年進行朝貢，正式確立了唐朝與渤海之間的政治藩屬關係，渤海國作爲羈縻州的合法地位進一步明確。渤海人積極接受儒家文化，在與漢人的不斷接觸交往中，不斷吸收儒家的思想觀念和行爲準則，對渤海人的政治行爲、思想觀念、價值取向都產生了深刻影響，以儒家思想爲核心的中原文化推動了渤海文化的發展與繁榮，儒家思想逐漸成爲主體思想。
儒家文化對渤海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促進了其社會發展，使其迅速進入到封建社會，推動了社會進步，渤海國成爲“海東盛國。”天贊四年(925年)，耶律阿保機發動戰爭，次年兼併渤海國，建立東丹國，渤海國被納入到契丹版圖之內。入遼之後，遼朝統治者對渤海人進行了多次移民。
遼初耶律阿保機對渤海人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移民活動，第一次是將渤海王族和俘虜的軍民移民到遼上京臨潢府周圍，第二次是天顯三年(928年)東丹國國都南遷，大量的渤海人被遷移到遼東地區。經過這兩次大遷徙，渤海居民大多數不在原住地了。爲了便於監視，遼朝將東京道的渤海人遷至中京道和上京道。
受儒家文化影響很深的渤海人與契丹族人相互雜居，互相融合，渤海人在儒家文化在遼朝的傳播與發展過程中以及改變契丹族人的文化認同上，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二、儒家經典的傳播與科舉制的實行
1.經典的傳播
儒家經典在遼朝境內的傳播以及契丹族對經籍學習，也是契丹族對儒家文化認同加強的另一因素。中原典籍可能在遼朝建立之前就已經傳播開來，最好的例證就是東丹王耶律倍南逃奔唐時，一次便帶了數千卷書籍，而其中一部分書，中原地區都已無存。
遼太宗滅晉進入汴京之後，“取晉圖書、禮器而北。”宋降以來，更有大量典籍流入北方，蘇轍出使遼朝，回宋之後上書言：“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不有，”“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傳在彼。”
由此可見遼朝擁有中原典籍的數量之多，中原書籍已經通過各種方式流傳在遼朝上下，除此之外，契丹族對於中原典籍的蒐集時效性非常高，一些宋人詩文在創作不久之後就能流傳到遼朝境內。遼朝對於中原書籍的搜求，除了武力掠奪之外，還通過使臣求賜、貿易走私等渠道進行。
宋朝幾次下令禁止販書給北方，但是依然有許多典籍流傳到遼朝，其真正原因還是契丹人對於中原典籍有所需求。蘇軾對此曾說：“中國書籍山積於高麗，而云佈於契丹。”
流入遼朝境內的中原典籍，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儒家經典。儒家經典在遼朝境內的傳播，一方面可以從遼朝的圖書印刷中窺得一斑。遼朝建國之後，確立了“尊孔崇儒”的政策，在此背景之下，儒家經典的印刷成爲遼朝圖書頒行的重要內容之一。
皇帝本人愛好儒家經典，如遼興宗“好儒術”，道宗時除了興建各級學校，還命臣子對漢人書籍進行翻譯與印刷，道宗鹹雍十年(1074年)，下令頒行《史記》《漢書》，蕭韓家奴翻譯《通曆》與《貞觀政要》等。
遼朝還將儒家經典作爲賜予他國之物，遼聖宗開泰元年(1012年)，賜鐵驪那沙佛像一幅，“五經”各一部。另一方面，也可從契丹貴族對儒家經典的援引之中得知一二。《周易》在遼朝經常被引用。如《耶律宗政墓誌》所見“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尚書》的引用在遼朝也十分普遍。
統和元年(983年)，室昉請求“告老”，並進《尚書·無逸篇》以進諫，得到蕭太后的嘉獎。大安四年(1088年)，遼道宗“召樞密直學士耶律儼講《尚書·洪範》。”遼人對於《詩經》也引用不少。道宗曾於大康二年(1076年)誦《黍離》“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蕭義墓誌》中“惟嶽降神，生甫及申”之語則出自《大雅·崧高》。除此之外，遼人對於《周禮》《禮記》《論語》等儒家經典的援引也並不在少數。
遼朝君臣能夠援引、化用儒家經典的言語以及其中的思想，藉助“聖人之言”來表現出自己的意願，根本上也是對儒家文化的認同。這說明了遼朝皇帝重視儒家經典，也說明遼朝保有的儒家經典的數量已經十分豐富。
以儒家經典爲中心的中原典籍在遼朝的大量流通與傳播，使尚文崇儒成爲遼朝的一種風尚，誦經習儒也成爲遼朝社會教育的重要內容。儒家經典深入民間，更是加快了遼朝契丹族對儒家文化認同的進程。文化教育與學習可以起到將民衆的被動認同轉化爲主動認同的作用，是推進儒家文化認同的重要工具。遼朝統治者積極鼓勵並推動儒家文化的學習，遼朝推行教育的過程就是儒家文化在其境內發展、傳播與認同的過程。
2.科舉制
遼朝統治者積極推行科舉制以促進儒家經典的流傳與儒家文化教育的發展。元人王惲指出金代科舉考試科目“以《書》《詩》《易》《禮》《春秋》爲次，蓋循遼舊也。”可知，遼朝統治者將“五經”作爲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併爲金代所借鑑。道宗清寧元年(1055年)，還曾“頒《五經》傳疏。”遼興宗於統和六年(988年)開設科舉，並錄高舉一人爲士。隨後錄取進士人數不斷增加，儒家文化傳播更爲廣泛。
遼興宗曾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於廷……御試進士自此始。”興宗制御試之舉動，表明興宗對於科舉考試的重視。遼道宗不僅重視和推崇儒家文化，並且將教育視爲傳播儒家文化的重要途徑，在各地興建西京學、州學等各種學校。
遼朝自創立科舉制伊始，就不允許契丹人以科舉的形式入仕。隨着契丹族與漢族交往越來越密切，再加上各民族混居，儒家文化逐漸成爲他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契丹族對儒家文化的認同更加深入。在此背景之下，契丹族一些士人開始試圖衝破契丹人不能科考及第的限制，私自參加科舉考試。
如耶律蒲魯，在興宗重熙年間考取進士，但是統治者認爲“國制無契丹試進士之條”，鞭其父二百，以示懲戒。雖然蒲魯與其父受到了處罰，不過從《遼史·耶律蒲魯傳》整件事來看，禁止契丹人蔘加科考的限制，在這時就已經出現了鬆動。遼興宗雖然對蒲魯參加科考進行了懲罰，但還是很賞識他的才華，“尋命蒲魯爲牌印郎君”，後“轉通進。”
遼興宗這種對蒲魯既懲罰又賞識的複雜態度，正能體現遼朝統治者對儒家文化的重視，其禁止契丹族人蔘加科考的態度已經發生轉變，打破過去的“國制”只是時間問題。
結語
耶律蒲魯及第實現了契丹族進士從無到有的突破，爲他們提供了一條進入仕途的道路，能夠促使更多的契丹人學習儒家文化，推動了儒家文化在契丹族內的認同與發展。
由於文獻對遼朝科舉記載較少，遼朝統治者向契丹等民族開放科考的時間無法確認，但是天祚帝時，作爲遼太祖八代孫的耶律大石“登天慶五年進士第”，這無可爭辯地證明了在遼朝後期已經不再禁止契丹人蔘加科舉考試。契丹進士從無到有，也體現了契丹人對儒家文化的認同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