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又和大家見面了，今天本站小編帶來了一篇關於秦朝的文章，希望你們喜歡。
一直以來，秦朝的滅亡都被歸咎於焚書坑儒、失期當斬、盜牛者死等暴政、苛法，但隨着考古發現和對史料的研究，我們不難發現，這些所謂的暴政、苛法不是以訛傳訛、就是不瞭解當時的具體情況：
比如說焚書坑儒，焚書並不是毀滅文化，而是爲了避免思想混亂對大一統產生不利影響所採取的下下策。坑儒則純屬是以訛傳訛了，其起因是候生、盧生等一些術士諷刺挖苦秦始皇尋求長生不老藥被人告發，引起了秦始皇的震怒，然後這些術士全部被坑殺;
又比如說時期當斬，根據出土的雲夢秦簡《徭律》記載“失期三日到五日，誶;六日到旬，貲一盾;過旬，貲一甲……雨水，除興。”也就是說，像陳勝、吳廣那種因遇雨水而導致失期的情況是可以免受處罰的;
再比如說盜牛者死，雖然這是秦法中明確記載的，但結合到當時獎勵耕戰的具體情況來看，這條法令實際上是爲了保護牛這一重要的農業生產工具，並不是嚴苛之法。
那麼，導致秦朝滅亡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在我個人看來，可以用四個字總結——物極必反。
我們都知道，始皇帝嬴政終結春秋戰國數百年戰亂、建立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帝國等豐功偉績對推動歷史的發展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也正是這些豐功偉績使得秦始皇在一統六國之後走向了一個極端——爲了秦朝的千秋萬代，急迫的想在自己有生之年解決一切問題。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又有兩個極端的問題產生。
一、極端沉重的賦稅和徭役
秦王嬴政一統六國、始稱皇帝后，他的帝國仍然面臨着諸多威脅：匈奴騎兵時刻威脅着帝國的北部邊疆、原先六國的疆域內人心並未歸附、分裂的百越一旦統一就將嚴重威脅帝國的南部邊疆。
爲了應對這些威脅，秦始皇採取了三種措施：
1、遣將軍蒙恬領兵三十萬北擊匈奴，隨後又修築長城防禦匈奴入侵;
2、修建秦直道聯通天下、方便軍隊和後勤物資的調配;
3、派遣大軍南征百越。
得益於秦始皇的雄才大略，這些措施採取後，問題都得到了相應的解決，但解決這些問題的背後，秦朝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蒙恬北擊匈奴後，所帶領的軍隊就長期駐紮在長城防線;修建秦直道徵發的徭役不低於七十萬;第一次南征百越發兵三十萬，幾乎全軍覆沒;第二次南征百越，發兵五十萬。如果再加上修建驪山陵墓、制刻石所徵發的青壯年男丁，整個秦朝就有近三百萬青壯年男丁在從軍或者是服徭役。
同一時期，秦朝的人口是兩千萬，其中居於社會生產主力的青壯年男丁在五百萬左右。由此，我們可以秦朝的徭役到底有多重。
不僅如此，北擊匈奴、南征百越、修建秦直道和驪山陵墓都需要大量的物資、錢財，爲了保證這些軍事行動、浩大工程的順利進行，秦朝又大大加重了賦稅的徵收，《漢書·食貨志》中的記載“至於始皇，遂並天下，內興工作，外攘夷敵，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其中的泰半之賦就是說農民要將耕種收入的三分之二作爲賦稅上交朝廷，最後造成的結果就是“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
這種情況下，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後“天下百姓贏糧而景從”也就不難理解了，都是由極端沉重的賦役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二、輕法與術而獨重勢
韓非子說：“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慎子說：“賢人而拙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
通過韓非子和慎子的這兩句話，我們不難發現法、術、勢之間的關係：術是暗的方法，藏之於胸以御官吏;法是明的手段，公之於衆以約束官民;勢是指皇帝位高權重，生殺予奪皆由其決定。法與術共同爲勢服務、決定着“勢”的高低，而勢的存在纔會爲法與術提供用武之地。法、術、勢之間相輔相成，共同維持一個帝國的秩序。
但是，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始稱皇帝后，卻開始輕法與術而獨勢，生殺予奪不遵法、不徇術，全憑個人的喜怒、好惡。
如此一來，法、術、勢相輔相成的局面就被打破，結果就是官、民等與秦朝離心離德。這樣，秦朝離滅亡也就不遠了。
極端沉重的賦稅和徭役、輕法與術而獨重勢使得秦朝在建立幾十年後就已經危機四伏，最終在陳勝吳廣起義的幾年後轟然倒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