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大饑荒，俗稱馬鈴薯饑荒，是一場發生於1845年至1850年間的饑荒，死亡人數，一百萬人，在這5年的時間內，英國統治下的愛爾蘭人口銳減了將近四分之一，起因是因爲政策失誤，馬鈴薯晚疫病，穀物法，人爲因素。
簡介
愛爾蘭大饑荒(愛爾蘭語：an Gorta Mór [anˠ ˈɡɔɾˠt̪ˠə ˈmˠoːɾˠ])，又稱大飢餓、愛爾蘭馬鈴薯饑荒，是一場發生於1845年至1852年間的饑荒。愛爾蘭大饑荒中愛爾蘭語占主導地位的愛爾蘭西部和南部受饑荒的影響最爲嚴重，在這些地方，愛爾蘭大饑荒又被稱作An Drochshaol，意爲壞時光(又可譯作“艱難時刻”)。愛爾蘭大饑荒災情最嚴重的的1847年則被稱爲“黑色47年”。在愛爾蘭大饑荒的影響下，約有一百萬人死於飢餓，另有超過一百萬人被迫離開愛爾蘭，使得愛爾蘭的總人口減少了20%至25%。
雖然在實際上，大多數受災區域都位於愛爾蘭以外，但這次愛爾蘭大饑荒有時仍被稱爲愛爾蘭馬鈴薯饑荒。馬鈴薯晚疫病所引發的自然災害是造成這次饑荒的最直接的原因。晚疫病的爆發使歐洲的馬鈴薯產量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減產，繼而導致除愛爾蘭以外的地區共計約100，000人的死亡，並加劇了歐洲1848年革命的動盪。輝格黨政府在1846年所奉行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使馬鈴薯晚疫病的不良影響更加惡化。而造成愛爾蘭大饑荒的長期原因則包括在外地主制和農作物種類單一。
愛爾蘭大饑荒是愛爾蘭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愛爾蘭曾在1801年至1922年期間作爲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的一部分而受到西敏的直接管轄。愛爾蘭大饑荒及其影響永久性地改變了愛爾蘭的人口、政治和文化面貌，產生了約200萬難民並促使該國長達一個世紀的人口負增長。饑荒也成爲了愛爾蘭人和那些被迫移居國外的愛爾蘭僑民們的民間共同記憶。愛爾蘭大饑荒使許多愛爾蘭人與英國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更加惡化，加劇了其與英國人在種族、宗教上的緊張局面，並強化了愛爾蘭人和在美國及其他地區中的愛爾蘭移民的愛爾蘭民族主義和共和主義意識。
然而，當馬鈴薯晚疫病於1879在歐洲再次爆發時，歐洲十九世紀最大的農業主義運動土地戰爭已經在愛爾蘭開始了。由土地聯盟所組織的這場運動仍堅持早先由佃農權利聯盟在大饑荒時的政治運動中的訴求3F。當馬鈴薯晚疫病於1879年愛爾蘭饑荒中再次出現時，土地聯盟宣稱抵制“臭名昭著的地主”並用行動阻止其對農民的驅逐。在他們的努力下，流浪者和因焦土政策而被摧毀房屋的人數得到了減少，受饑荒影響致死的人數也因此得以減少。
歷史背景
愛爾蘭馬鈴薯欠收，在18-19世紀其實屢見不鮮。據1851年的一次統計，國內自1728年來至少發生過24次失收，其中1740年的饑荒也非常嚴重。發生在1845年的大饑荒之所以特別嚴重，包括一些社會因素間接造成的。
愛爾蘭自1801年便合併成爲英國的一部分。合併後的45年內，愛爾蘭人口從500萬人激增到800萬人左右，人口增加造成糧食供應壓力。與此同時，愛爾蘭的土地兼併的問題也日益嚴重。八成的人口是天主教徒，多數屬貧困農民，而多數大地主則是新教徒，居住於大不列顛島，因此大多數農業收穫都輸出島外。1780年愛爾蘭發生農作物失收時，英國政府爲防饑荒，不顧貴族與商人的壓力下令禁止愛爾蘭的農作物出口;但這次饑荒發生時，英國政府並未發出糧食禁止出口的命令，仍有大量作物被送到護衛戒備的港口而輸出至英格蘭。
當時愛爾蘭三分之二的人口是靠農業爲生的佃農，再加上愛爾蘭人的遺產是諸子均分制，導致每人可獲得的土地面積越來越小，因此只有種植馬鈴薯才能養活家人。
在馬鈴薯原產地的南美地區，印地安人會故意在同一塊田中種植不同種類的馬鈴薯，避免病蟲害流行到全部的作物上;但馬鈴薯引進歐洲時，歐洲人爲了提高糧食產量，只引進成長最好的品種，這種對單一農作物的過度依賴，使得1845年的饑荒加倍嚴重。亦因爲受打擊的多數是窮困農民，往往爲了取得賴以救命的糧食而將田地賤價賣出，導致死亡人數的大量增加。正確的死亡人數亦因在愛爾蘭內戰時都柏林四法院(Four Courts)戰鬥中，教會資料被焚燬而難以估計，但是大量的死亡人口，伴隨着愛爾蘭人大批移民至新天地美國，導致在數十年間愛爾蘭人口銳減至400萬人左右，即使到了今日，愛爾蘭的人口仍然不足500萬人，沒有回覆到饑荒前的情形。
也因爲大部分死亡或移民離開的愛爾蘭人是以蓋爾語爲母語的貧窮階層，愛爾蘭當地的通行語言也變成以英語爲主，導致愛爾蘭的語言文化生態產生永久性的巨大改變。
原因與影響因素
雖然愛爾蘭於1801年1月1800年聯合法令實行後正式成爲了聯合王國的一部分，但其行政機關的權利卻被由英國政府任命的愛爾蘭總督和愛爾蘭布政司共同掌握。根據相關法律，愛爾蘭需選舉出105名下議院議員，並由愛爾蘭貴族組成的貴族代表從自己的成員中選舉出28人作爲英國上議院議員。在1832年至1859年期間，約有70%的上議院議員是地主或地主的兒子。
然而，在聯合王國成立後的40年中，歷屆英國政府都苦於解決正如本傑明·迪斯雷利在1844年所指出的“飢餓的民衆、貴族階層的缺少、恍若隔世般的愛爾蘭教會和世界上最無能的管理者”的治理問題。曾有一位歷史學家統計出在1801年至1845年期間，共有114個委員會和61個專門委員會對愛爾蘭進行了調查，而這些結果都無一例外地預示了愛爾蘭即將面臨的災難，“愛爾蘭處於飢餓的邊緣∶人口迅速增加、約有四分之三的工人失業、人民住房條件惡劣，愛爾蘭人的生活水平低得令人無法置信”。
在天主教紐約總教區總主教約翰·修斯於1847年所印製的演講稿中，修斯對大饑荒的產生，尤其是當時的政治氛圍做了深入的研究。
地主與佃農
在18世紀，用於管理地產的“中間人制度”被引入至愛爾蘭。而收取地租的工作則交由代理人或中間人完成。這種制度保證了地主的收益並免除了他們的直接責任，但卻也爲中間人剝削佃戶提供了機會。
天主教是大饑荒時期的愛爾蘭人最主要的信仰，天主教徒約佔當時愛爾蘭總人口數的80%。雖然英國在1829年進行了天主教解放，但大多數天主教徒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位於社會上層的則是被稱爲“新教優勢階層”的英國家庭和盎格魯愛爾蘭人家庭，他們擁有大多數土地，並或多或少地對其佃戶擁有不受約束的權利。他們中的一些人擁有龐大的莊園：例如盧肯伯爵的莊園面積就超過了60，000 acre(240 km2)。許多這樣的不在地主都住在英格蘭。他們以地租的形式從佃農處獲得收益。而“貧窮的佃農們”則需要通過種植穀物和餵養牲畜以供其出口(它們中的大多數都將銷往英格蘭)的形式來支付地租。在這種制度下，佃農受到了最低的待遇。
英國政府在1843年意識到土地問題是導致愛爾蘭民衆不滿的根本原因，並因此成立了一個以德文郡伯爵爲首的皇家委員會來負責調查與土地佔用有關的法律。丹尼爾·歐康諾形容這個委員會是“一邊倒的”：全部由地主組成而沒有一個代表是佃農。德文郡爵伯於1845年二月報告稱：
很難充分地描述愛爾蘭勞工和他們的家人所習慣和緘默的物資匱乏，在很多地區，他們唯一的食物和飲料是馬鈴薯和水，他們的小木屋幾乎不能抵禦天氣的侵襲，一張牀或毯子對他們來說是罕見的奢侈品。而豬和糞堆則是他們唯一的財產。
經過調查，委員們做出瞭如下結論：“愛爾蘭的勞工們承受了比歐洲其他國家的勞動階級更重的苦難，我們相信他們所展現出的忍耐力比其他的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人們都要強。”
委員會指出地主與佃農之間的不良關係是造成佃農生活條件惡劣的主要原因。愛爾蘭沒有和英格蘭一樣的忠誠、封建制度以及緩和式的家長制。克萊爾伯爵對地主們稱：“兼併土地是你們共同的本職”。根據歷史學家塞西爾·伍德姆·史密斯的觀點，地主將土地視爲自己的收入來源，並儘可能多地榨取更多的收入。正如克萊爾伯爵所說，隨着愛爾蘭農民“以沉鬱的憤懣表示出自己的不滿”，大多數地主也將這些農村視爲是充滿敵意的地方。除非必要，有些地主甚至在一生中僅去過一到兩次他們在愛爾蘭的土地。而這些來自愛爾蘭的租金常常被用在愛爾蘭之外的其他地方，據估計1842年一共從愛爾蘭轉出6，000，000英鎊。
然而，中間人的能力正是由他們可以從佃農那裏獲得的地租的多少來衡量的。在委員會所收集的證據中，他們被描述成了“土地鯊魚”、“吸血鬼”和“有史以來促使一個國家毀滅的的最具有壓迫性的殘暴生物”。中間人以一定租金從地主手中長期租賃下大片土地，並以他們認爲合適的方式將其轉租。爲了獲取更高的收益，他們還會將所持有的土地分割成越來越小的土地塊。佃農們也可能因爲付不出租金(當土地租金過高時)或地主決定養羊來取代種植穀物等原因而被逐出土地。而cotter則通過爲地主工作的方式來支付地租。
由於在租約到期或終止時，佃農對持有的土地所做的任何改進都最終會地主的財產，他們對土地進行改良的動力也因此受到了限制。大多數佃農對土地的使用權也並未受到保障;佃農被視爲是“隨意的”，他們隨時都有可能被地主驅逐出去。而唯一的例外則是阿爾斯特省，根據阿爾斯特的傳統，一位佃農對其所租賃的土地所做的任何改良都會得到一定的補償。
據伍德姆·史密斯稱，委員會曾表示：“與愛爾蘭的其他地區相比，佃農法案保障了烏爾斯特的繁榮和安寧”。
在愛爾蘭，地主們時常毫無顧忌地使用他們的權力，而佃農們則生活對地主在恐懼之中。伍德姆·史密斯寫道，在這種情況下，“愛爾蘭的工業和企業都被迫相繼滅亡，併產生了歐洲最貧困的農民”。
佃農、土地細分與破產
在1845年，約有24%的佃農租有面積爲0。4–2公頃(1–5英畝)的土地，40%的佃農租有面積爲2–6公頃(5–15英畝)的土地。他們所租賃的耕地面積很小，除土豆外，種植其他作物均難以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在大饑荒發生前不久，英國政府曾聲稱貧困現象在愛爾蘭十分普遍，有三分之一的佃農在支付了地租之後無法養活自己的家庭，這些家庭只得依靠在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季節性勞工來維持生活。大饑荒後，英國政府進行了改革，並進一步規定細分土地使用權是違法行爲。
根據1841年的人口普查，愛爾蘭共有約八百萬人口，他們中三分之二都依賴土地爲生，但卻很少得到工資。爲了維持生計，他們不得不爲地主工作以換取爲自己的家庭種植足夠的糧食所需的土地。正是這種制度迫使愛爾蘭及其農民採取了單一作物制，因爲只有馬鈴薯才能在這種環境下足量生長。在19世紀早期的愛爾蘭，一塊土地可能意味並決定着一個家庭的生死。
對馬鈴薯的依賴
馬鈴薯最早是作爲貴族們的花園作物而被引進愛爾蘭的。它起初在愛爾蘭並不受歡迎;然而，在經過一場不同尋常的推廣運動之後，馬鈴薯得到了地主和王室成員的支持，他們希望他們的佃農可以種植並食用這種作物，在此之後，馬鈴薯開始逐漸受到歡迎。
到17世紀後期，馬鈴薯作爲一種替代食品而廣受傳播，但它仍然不是主食;當時的主食仍是黃油、牛奶和穀物製品。在1800年至1820年，馬鈴薯才成爲了窮人們的主食(尤其是在冬季)。此外，在愛爾蘭所種植的馬鈴薯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單一品種的馬鈴薯，即愛爾蘭馬鈴薯。隨着1760年至1815年經濟的擴張，馬鈴薯逐漸被更多的人所接納，併成爲了農民在全年的主食。
對馬鈴薯的廣泛依賴和在愛爾蘭和歐洲的馬鈴薯植株(單一種類栽培)中缺乏遺傳變異，是致病疫黴在愛爾蘭和歐洲類似地區爆發併產生破壞性影響的兩個原因。馬鈴薯對Cotter制度的發展至關重要。他們提供了極其廉價的勞動力，但卻以降低生活水平爲代價。對於體力勞動者來說，“土豆工資”塑造了不斷髮展的農業經濟。
凱爾特人的放牧地。。。。。愛爾蘭幾個世紀以來一直被用來放牧牛羣。英國人的殖民統治使愛爾蘭人將他們的大部分農村變成了一片廣闊的牧場，併爲英國國內飢餓的消費市場蓄養牛。英國人對牛肉的喜好對貧窮和被剝奪了權利的愛爾蘭人產生了毀滅性的影響。愛爾蘭人被趕出了最好的牧場，被迫耕種較小的、貧瘠的土地，並轉而種植馬鈴薯;這種作物可以在較差的土壤中大量種植。最終，奶牛擠佔了愛爾蘭的大部分地區，迫使當地居民不得不幾乎依賴馬鈴薯維持生計。
在大饑荒之前，馬鈴薯還被廣泛用作牲畜的飼料作物。通常約有33%的產量，即5，000，000短噸(4，500，000公噸)的馬鈴薯被用作牲畜飼料。
在愛爾蘭的馬鈴薯晚疫病
在被通稱爲“馬鈴薯晚疫病”的致病疫黴出現在愛爾蘭之前，僅有兩種主要的馬鈴薯疾病被證實。一種是“幹腐症”，又稱“污點病”，另一種則是被通稱爲“捲曲症”的病毒。致病疫黴是一種卵菌(一種寄生菌，是與褐藻相似的一種非光合生物，並非真菌)。
愛爾蘭人口普查專員於1851年共調查了24起不同程度的馬鈴薯歉收，其調查的最早時間可追溯至1728年。據記錄，由於霜凍和病害導致的主糧歉收發生於1739年、1740年、1770年、1800年和1807年。馬鈴薯亦於1821年至1822年在明斯特與康諾特省歉收。在1830年和1831年，梅奧郡、多尼戈爾郡和戈爾韋郡也遭受了同樣的損失。1832年、1833年、1834年和1836年，幹腐症和捲曲症使馬鈴薯嚴重減產;1835年，阿爾斯特的馬鈴薯歉收。愛爾蘭各地在1836年、1837年、1837年、1839年、1841年和1844年之間普遍發生了馬鈴薯歉收。據伍德姆·史密斯稱，“在愛爾蘭，馬鈴薯並不可靠是一個公認的事實”。
雖然導致馬鈴薯晚疫病的致病疫黴是在何時通過何種方式傳播至歐洲至今尚不明確，但可以肯定的是致病疫黴在1842年之前在歐洲並不存在，且可能於1844年傳播至歐洲。
病原體起源於墨西哥的託盧卡山谷，其最初在北美傳播，隨後在歐洲傳播。1845–46年的土豆晚疫病則是由晚疫病菌株HERB-1所引起的。
愛爾蘭的報紙曾於1844年刊載了關於兩年內在美國馬鈴薯受到疾病侵襲的報道。晚疫病曾在1843至1844年期間摧毀了美國東部的大多數馬鈴薯。來自巴爾的摩、費城、或紐約的船隻可能從這些地區將患病的馬鈴薯運往歐洲的港口。美國植物病理學家William C。Paddock推測，晚疫病是通過運輸傳播的，患晚疫病的馬鈴薯被曾作爲從美國到愛爾蘭的飛剪式帆船上的乘客的食物晚疫病傳入歐洲和愛爾蘭後，便迅速蔓延開來。截止至1845年8月中旬，它已經傳播至北歐和中歐的大部分地區，比利時、荷蘭、法國北部與英國南部都受到了影響。
1845年8月16日，園丁紀事和園藝報報道了懷特島郡上的“不尋常的枯萎病”。在一週之後的8月23日，它又報道稱“馬鈴薯作物中爆發了一種可怕的病害……據稱，比利時的馬鈴薯田已經完全荒蕪。很難在科文特花園中找到一個完好無損的馬鈴薯。對於這種‘瘟疫’，目前尚無有效的治療方法。”這篇報道在愛爾蘭的報紙上受到了廣泛的報道。9月11日，《自由人雜誌》報道稱“在愛爾蘭，尤其是愛爾蘭北部，出現了被稱爲“馬鈴薯霍亂”的病害13日，雜誌園丁新聞宣稱：“我們懷着非常遺憾的心情停止報道並明確地宣佈馬鈴薯感染病已於愛爾蘭出現。”
然而，由於所收到的報告相互矛盾，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裏，英國政府仍保持着樂觀的態度。只有在十月收割作物時，馬鈴薯晚疫病破壞的規模才得以顯現。英國首相羅伯特·皮爾曾於同年十月寫信給詹姆士·格拉哈姆男爵稱他發現這些關於馬鈴薯有關的報道“非常令人震驚”。但據伍德姆·史密斯稱，首相又同時提醒男爵說，“愛爾蘭的新聞中總有言過其實之嫌”。
據估計，1845年的農作物歉收耕地所佔總耕地面積的比率從三分之一上漲至一半。位於都柏林的豪宅委員會曾於1845年11月19日收到數百封來自愛爾蘭全國各地的信件。委員會聲稱可以毫無疑問地確定“愛爾蘭三分之一以上的馬鈴薯作物都已被病害摧毀”。
在1846年，有四分之三的農作物因晚疫病影響而無法收穫。截止至12月，約有三分之一百萬赤貧人口受僱於公共工程。據Cormac Ó Gráda稱，馬鈴薯晚疫病的第一次爆發給愛爾蘭農村造成了極大的困難。而第一批因饑荒而死的人也在1846年秋天被記錄下來。預留給1847年馬鈴薯種子很少，並幾乎沒有播種;因此，雖然馬鈴薯產量是平均產量，但飢餓卻仍在持續。1848年全年的產量只有正常時的三分之二。因爲當時有超過300萬愛爾蘭人完全依靠馬鈴薯爲生，饑荒和飢餓的發生不可避免。
愛爾蘭各界的反應
都柏林公司向女王發送了一份備忘錄，並“祈求女王”儘早召集議會(此時議會正在休會)，並建議徵用一些公共資金用於公共工程，尤其是愛爾蘭的鐵路。貝爾法斯特市政委員會召開會議並做出了相同的建議，但據反對派的領導者約翰·米歇爾稱，這兩個組織都並未請求救濟。
米歇爾聲稱，“他們要求，如果愛爾蘭確實是英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麼這兩座島(指英國和愛爾蘭)上的共有財產應當被用於—不是救濟與施捨，而是用在一般公共工程的僱傭上……然而，如果英格蘭的約克郡與蘭開夏郡遭受了同樣的災難，毫無疑問的是，這些措施將會被迅速、充分地採取。
在1845年11月初，由倫斯特公爵、克朗卡勳爵、丹尼爾·歐康諾和都柏林市長等人所組成的都柏林市民代表向愛爾蘭中尉勳爵海特里斯勳爵提出建議，如開放港口以供外國輸入玉米、停止穀物蒸餾、禁止糧食出口和通過公共工程提供就業等。而海特斯伯裏勳爵卻勸他們不要驚慌，並認爲他們的建議“爲時過早”。勳爵告訴他們，科學家們正在調查所有的這些事情，萊昂·普萊費爾和約翰·林德利被從英國派來調查，並得到了愛爾蘭本土化學家羅伯特·凱恩的協助。海特里斯勳爵亦下令所屬的女王陛下警務督察和有給治安判事從他們所管轄的地區不間斷地的報告情況;此舉並未立刻對市場產生影響。
廢止會的領導人丹尼爾·歐康諾在1845年12月8日提出了幾項補救措施，以試圖解決這場災難。他提出的第一條建議是引入佃農法案，和烏爾斯特的做法類似，一方面給地主以合理的土地租金，而另一方面則給予租戶一定補償，以補償其在土地上所花費的任何資金，以用於長期改善土地。歐康諾還注意到比利時的立法機構在同一季節採取的行動(比利時也受到晚疫病的影響)：關閉港口、禁止糧食出口以及開放進口商品。他建議稱，如果愛爾蘭有一個國內議會，她的港口將會開放，並會和都柏林議會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糧食短缺期間的做法一致，將愛爾蘭的豐收的農作物留給愛爾蘭人民。歐康諾主張只有愛爾蘭議會才能爲愛爾蘭民衆提供糧食和就業機會。他表示廢除1800年聯合法令是必要的，它將是愛爾蘭唯一的希望。
約翰·米歇爾早在1844年就於“民族報”雜誌上提出了愛爾蘭的“馬鈴薯病”問題，並指出飢餓將會是愛爾蘭革命的巨大推手。他於1846年2月14日寫到：“對目前正在發生的饑荒的輕視是可悲的”，並質問政府是否仍是對可能即將面對的“數百萬愛爾蘭人沒有食物”的狀況沒有任何見解。
米歇爾後來寫了最早期的關於大饑荒的小冊子《對愛爾蘭的最後一次征服(或許是)》，於1861年出版。這本書建立了一種廣爲流傳的觀點，即英國人在饑荒期間的舉措和其在大饑荒時期對愛爾蘭人的待遇是對愛爾蘭人的蓄意謀殺。本書中的一句話在後來也成爲了名言，“的確，萬能的上帝爲愛爾蘭派來了馬鈴薯晚疫病，但製造饑荒的卻是英國人。”米歇爾本人亦因爲自己的書而被指控煽動叛亂，但該指控後被撤銷。他被陪審團以新制定的重罪叛國法案定罪，並被判處流放百慕大14年。
據查爾斯·蓋文·達菲稱，《民族報》堅持認爲唯一的補救辦法是採用其他歐洲國家已採用的方法，甚至是帕萊地區諸國議會在困難時期所採用的方法，即保留國內的糧食直至本國人民不再飢餓爲止。
同時，從這一時期的信件中，尤其是後來的口述回憶中發現，愛爾蘭大饑荒被稱作愛爾蘭語：AnDrochshaol，然而在早期的拼寫時代，它則被發現被用蓋爾語字體寫作Droċ-Ṡaoġa。在現代，這一名稱被粗略地譯爲英文"the hard-time"(意爲艱難時刻)，但爲了表示其特定含義，它經常以大寫字母的形式表示。
自1845年至1851年愛爾蘭的馬鈴薯晚疫病時期是一個充滿政治對立的時期。一個更爲激進的青年愛爾蘭團體從廢止運動中分離出來，並試圖於1848年發動一場武裝叛亂。這場叛亂最終以失敗告終。
在1847年，青年愛爾蘭黨的領導人威廉姆·史密斯·奧布萊恩成爲了要求廢除聯合法令的愛爾蘭聯邦的創始成員，並呼籲停止糧食出口和關閉港口。次年，奧萊布恩幫助組織了發生在蒂珀雷裏郡的短暫的青年愛爾蘭叛亂。
政府迴應
據記載，即便是在饑荒最爲嚴重的年份，愛爾蘭仍在出口糧食。在1782年至1783年的愛爾蘭饑荒時期，港口被關閉以使愛爾蘭的糧食用於滿足愛爾蘭的國內需求。本地食品價格也迅速下降。商人們遊說反對出口禁令，但在18世紀八十年代的政府壓制了他們的抗議。然而，19世紀四十年代並未出現類似的出口禁令。
保守黨政府
歷史學家弗朗西斯·斯圖爾特·萊蘭·萊昂將英國政府在大饑荒初期較不嚴重階段的初步反應描述爲“迅速且相對成功”。面對1845年11月的大面積的農作物歉收，首相羅伯特·皮爾從美國祕密購買了價值10萬英鎊的玉米和玉米粉，並在初期由霸菱銀行作爲他的代理人。皮爾政府希望他們不會“扼殺私人企業”，並希望他們的舉動不會對當地的救援工作產生抑制。然而，由於惡劣的天氣，第一批貨物直至1846年2月初才抵達愛爾蘭。這批最初裝運至愛爾蘭的物資是未經研磨的幹玉米粒，但當時愛爾蘭爲數不多的研磨廠並沒有研磨幹玉米粒的設備，而且在分發玉米粉之前亦必須經過漫長而複雜的碾磨過程。此外，在食用玉米粉之前必須先將其充分煮熟後纔可食用，否則可能會導致嚴重的腸道不適。由於幹玉米粒的黃色，加之最初在愛爾蘭的不受歡迎，它被冠以了“皮爾的硫磺”的綽號。
皮爾曾於1845年十月提議廢除穀物法—關稅使得穀物的價格高居不下，但他的這一議題造成了他所在黨派的內部分歧，他並未從同僚們那裏得到足夠的支持來推動這項措施的通過。皮爾本人亦於十二月辭去了首相職務，但反對黨無法重組內閣，他又被重新任命爲首相。次年三月，皮爾在愛爾蘭制定了一項公共計劃，但大饑荒的情況在1846年更加惡化，加之同年廢除的穀物法並未大幅改善愛爾蘭人受災捱餓的局面;這項措施使保守黨內部分裂，並導致皮爾內閣下臺。6月25日，皮爾政府的愛爾蘭脅迫法案在下議院三讀時被輝格黨、激進黨、愛爾蘭廢止派和貿易保護主義保守黨人所組成的聯盟以73票的優勢否決。皮爾被迫辭去首相職務，由輝格黨領袖第一代羅素伯爵約翰·羅素擔任首相。
輝格黨政府
隨着危機的加深，皮爾的繼任者，羅斯所採取的補救措施被認爲是不充分的。新的輝格黨內閣成員受到自由放任理論的影響，並相信市場將會提供愛爾蘭民衆所需的食物。他們拒絕用行動干預將愛爾蘭的糧食運往英國的活動，然後終止了皮爾政府的糧食援助與救濟工程。這一舉措使數十萬人失去了工作、食物和錢。羅素的部署推出了一項新的公共工程計劃，該計劃計劃在截止至1846年12月月底時僱傭約50萬名勞工。但事實證明，這一計劃是不可行的。
查爾斯·特里維廉男爵受命負責管理政府的救濟工作，但由於堅信自由放任理論，他限制了政府的糧食援助計劃。
在1874年1月，輝格黨政府意識到了原先政策的失敗，並將其放棄，轉而採用一種混合了“室內”與“室外”的直接救濟方式。其中，前者通過愛爾蘭救貧法案在濟貧院中實施救濟，後者則在粥廠中施行。救貧法案中的費用主要由本地地主所支付，而有些地主則試圖以驅逐佃農的方式來減輕自己的負擔。
英國於1847年6月通過了貧民法修正案。新修訂的貧民法體現了愛爾蘭的財產必須用於減少愛爾蘭國內貧困的原則，這一點在英國很受歡迎。在英國的愛爾蘭地主創造了導致大饑荒的條件。然而也有人宣稱，自1800年聯合法令以來的英國議會都應承擔部分責任。這一觀點由倫敦新聞畫報在1847年2月13日提出，倫敦新聞畫報稱，“沒有一項法律不是根據他們(指議會)的要求而通過的，但法律將不會爲他們辯護，除非濫用。”泰晤士報在3月24日報道稱，“在英國的准許下，愛爾蘭產生了世界其他地區不可比擬的貧窮、不滿與墮落。英國允許地主們吸食這個不幸的種族的血。”
救貧法中的“格雷戈裏條款”是以威廉姆·亨利·格雷戈裏的名字所命名的，格雷戈裏條款禁止任何擁有超過1⁄4英畝(0。1公頃)土地的人獲得救濟。事實上，這一條款意味着如果一位農民在賣掉了他所有的農產品以支付地租和稅金之後，他必須減少自己所持有的土地的數量，和成千上萬的農民們一樣，他只有在將自己耕種的全部土地悉數交予地主後才能獲得公共救濟。關於這一法律，米歇爾寫到，“只有體格健全的閒人才會得到救濟—如果他試圖去耕種一塊麪積爲1路得的土地，他將會死亡”。這種簡單的模式被稱爲“通過濟貧院的窮人”進去時還是普通人，但出來後就成了窮人。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成千上萬的人都失去了自己所耕種的土地(1849年有九萬人失去土地，1850年有十萬四千人失去土地)。
抵押土地法庭於1849年允許在債務人的申訴下對地主的莊園進行拍賣。這些負債的莊園被以低價拍賣。富裕的英國投機商購買這些土地並對繼續交租的佃農採取“嚴苛的態度”。他們提高房租、驅逐佃農並開闢大型肉牛畜牧場。在1849年至1854年期間，約有五萬戶家庭被驅逐。
大饑荒時期的愛爾蘭糧食出口
愛爾蘭在大饑荒時期出口了大量的糧食。在期刊愛爾蘭歷史(期刊)(1997年，第五期，pp。32–36)中，研究愛爾蘭大饑荒的學者、講師及德魯大學教授克里斯汀·基尼利提到了她的發現：在1847年曾有大約4000艘船將糧食從愛爾蘭運往布裏斯托爾、格拉斯哥、利物浦和倫敦等港口。然而，當時愛爾蘭有約40萬愛爾蘭男人、婦女和兒童死於飢餓及其相關疾病。她還寫道，在大饑荒時期，愛爾蘭的小牛、牲畜(除了豬)、培根和火腿的出口量事實上有所增加。而這些食物都是從受愛爾蘭大饑荒影響最大的地區—巴利納、巴利香濃、班特里、丁格爾、基拉拉、基爾拉什、利默里克、斯萊戈、特拉利和韋斯特波特運來的。1847年從愛爾蘭本土運出的貨物種類繁多，包括豌豆、豆類、洋蔥、兔子、三文魚、牡蠣、鯡魚、豬油、蜂蜜、舌頭、動物皮、破布、鞋子、肥皂、膠水和種子等物品。
其中，一個最令人震驚的出口數據與黃油有關。黃油是由小木桶所裝運的，每個小木桶中裝有9加侖(約合41升)黃油。在1847年的前9個月中，有56，557firkin(509，010英制加侖;2，314，000升)黃油被從愛爾蘭出口至布裏斯托爾，822，681英制加侖(3，739，980升)黃油被從愛爾蘭運至利物浦;而在大饑荒最爲嚴重的9個月中，共有822，681英制加侖(3，739，980升)黃油被從愛爾蘭出口至英格蘭。愛爾蘭的問題不在於缺少食物，食物很豐富，但其高昂的價格卻令窮人們望塵莫及。
英國詩人、改革家埃比尼澤·瓊斯在1849年寫道，“在公元1846年，除了麪粉、豆類、豌豆和黑麥之外，愛爾蘭共出口了3266193夸脫的小麥、大麥和燕麥，186，483頭牛、6，363頭小牛、259，257只羊、180，827頭豬(這些穀物和肉類大約可以滿足愛爾蘭一半人口的需求);而公元1846是一個正處於土地壟斷和饑荒的一年。”
歷史學家塞西爾·伍德海姆·史密斯在大飢餓：1845-1849年的愛爾蘭一書中寫道，“沒有任何一個問題會引起愛爾蘭和英國之間產生如此之大的憤怒和苦澀的關係。不容置疑的是，在愛爾蘭人民即將餓死時，仍有大量食物被從愛爾蘭運往英國。”約翰·拉內拉格寫道，愛爾蘭在五年饑荒的大部分時間中仍是糧食淨出口國。然而，伍德海姆·史密斯和Cormac Ó Gráda都提到，除了進口玉米之外，在大饑荒最嚴重的時期，愛爾蘭的小麥進口量是其出口量的四倍。而這些小麥則主要被用作牲畜的飼料。
伍德海姆·史密斯又補充說，根據1838年法令，聯合濟貧會的救濟院的支出必須由本地地主通過繳納差餉的方式承擔。然而，在那些受大饑荒影響最爲嚴重的地區，佃農無法支付足夠的地租以確保地主能夠繳納差餉(只有在地主繳納的差餉足夠多時，救濟院纔可能正常運作)。只有透過出售糧食(它們中的一些將不可避免的被出口至愛爾蘭以外的地區)這種方式，才能形成地租和差餉的“良性循環”，從而使救濟院得以正常運作。大饑荒的規模之巨大和持續時間之長使得通過救濟院進行救濟的制度不堪重負。
援助
威廉姆·史密斯·奧布萊恩曾在1845年2月於自己在廢止會上的演講中談及對愛爾蘭的援助問題，並贊同愛爾蘭民衆普遍不願接受英國援助的這一事實。奧布萊恩表示，愛爾蘭的物資仍足以維持愛爾蘭人的生活，並希望在這些物資消耗完之前，“沒有一個愛爾蘭人會自甘墮落到乞求英國人的援助”。
米歇爾在他的書《對愛爾蘭的最後一次征服(或許是)》中談論同一問題時稱，在大饑荒時期，沒有一個愛爾蘭人向外界請求援助，援助是英格蘭設法以愛爾蘭的身份所做的。英格蘭不僅接受了這些援助，並負責管理得到的援助。他提議稱，英國媒體一直在細心地灌輸“一旦愛爾蘭陷入困境，她就成爲英國門前的赤裸裸的乞丐，甚至會渴求全人類的施捨”的觀念。他確信，在愛爾蘭，從來沒有人會向英國或其他任何一個國家要求任何形式的施捨或恩惠。相反，是英國她自己要爲愛爾蘭乞求施捨。他表示，英國“把‘這頂帽子’傳遞至世界各地，以‘爲了上帝之愛，以救濟可憐的愛爾蘭人’爲名索要一便士”，並將自己視爲所有慈善事業的代理人，拿走了其中的全部利潤。
慈善機構爲大饑荒捐贈了大量資金，加爾各答所捐獻的一萬四千英鎊被認爲是對愛爾蘭大饑荒的第一筆捐款。這筆錢是由那些在印度服役的愛爾蘭士兵和東印度公司的愛爾蘭僱員們所募集。教宗庇護九世和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向愛爾蘭送去匯款，維多利亞女王也捐獻了兩千英鎊。相傳，奧斯曼帝國蘇丹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本來決定向愛爾蘭捐贈一萬英鎊但被英國外交官和他的大臣以不能比女王捐贈的更多爲由削減至一千英鎊。美國總統詹姆斯·諾克斯·波爾克捐贈了50美元，時任國會議員的亞伯拉罕·林肯捐贈了10美元(相當於2019年的307美元)。
此外，國際募捐活動也獲得了來自委內瑞拉、澳大利亞、南非、墨西哥、俄羅斯和意大利等地區的捐款。除宗教團體外，非宗教團體也爲大饑荒的受害者們提供了相應的援助，如英國救濟協會等。救濟協會在1847年1月1日由萊昂內爾·內森·德·羅斯柴爾德(1808年)、亞伯·史密斯和其他著名的銀行家及貴族成立，協會從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募集資金;他們的籌資活動得益於一封“女王的信”，這封信是維多利亞女王爲呼籲人們向處於災難中的愛爾蘭捐款而寫的。通過這封信，協會募集到了171，533英鎊。女王的(有些不太成功的)第二封則於1847年年末時發表。英國救濟協會一共爲救濟愛爾蘭募集了約三十九萬英鎊。
一些包括貴格會在內的組織在私下采取舉措以試圖填補因政府終止救濟而造成的空缺，雖然政府最終恢復了救濟工程，但官僚主義妨礙了救濟食品的發放。數以千計的美元也被從美國所募集，這其中包括由美國原住民族羣喬克託族在1847年所捐贈的170美元(其價值與2019年的5，218美元相當)。俄克拉荷馬州喬克託民族報紙Biskinik的編輯朱迪·艾倫寫道，“此時離喬克託人經歷眼淚之路僅間隔16年的時間，他們不得不面對飢餓……向愛爾蘭人募捐是了不起的舉動。”爲了紀念喬克託人援助愛爾蘭一百五十週年，有8名愛爾蘭人重走了“眼淚之路”，時任愛爾蘭總統的瑪麗·羅賓遜也公開紀念了這一活動。
時任美國參議院議員的亨利·克萊強調了美國對愛爾蘭大饑荒時期所做的貢獻的作用，並稱：“愛爾蘭每天所呈現出的恐怖景象是無法想象、無法言表、無法描繪的”。他向美國人呼籲以提醒他們行善是他們所能做的最偉大的人類行爲。在大饑荒時期，共有118艘船從美國駛往愛爾蘭，這些船上做攜帶的救濟物資共計價值545，145美元。向愛爾蘭提供援助的州包括南卡羅來納州和賓夕法尼亞州。賓夕法尼亞州是美國參與饑荒救濟的第二大州，也是援助愛爾蘭的第二大航運港口。愛爾蘭救濟委員會的駐地亦設在賓夕法尼亞州費城。在賓夕法尼亞，羅馬天主教徒、衛理公會、貴格會、長老會、聖公會、路德會、摩拉維亞教派和猶太教團體以人道之名放下分歧，共同幫助愛爾蘭人。在南卡羅來納州，人們集中精力以幫助那些正在經歷饑荒的愛爾蘭人。他們籌集資金、食物和衣物以幫助大饑荒中的受害者。這兩個州在幫助愛爾蘭時忽視了在種族、宗教和政治上的分歧。
對佃農的驅逐
根據救貧法，地主有義務爲每以個每年需支付4英鎊或更少的地租的佃農繳納差餉。因而，這些在自己的土地上擁有大量佃農的地主們需要面對差餉所帶來的巨大開銷。爲了減少債務，很多地主開始將貧苦的佃戶從他們所耕種的小塊土地上逐出，並以高於4英鎊的價格將更大塊的土地出租。雖然有些對佃農的驅逐發生在1845年，但大多數驅逐行動都發生於1847年。據小詹姆士·S。·唐納利稱，確定在大饑荒時期共有多少人被驅逐和它的直接後果是不可行的。直至1849年，英國警方纔開始統計被驅逐者的人數。根據他們的記錄，在1849至1854年期間，共計約有25萬人被正式驅逐。
唐納利認爲警方所給出的統計數據低估了被驅逐者的數量，並表示如果把那些在整個時期(1846-1854年)中被迫交“自願”交出土地的人包括在內的話，這一數據將很有可能會超過五十萬人。海倫·立頓稱，雖然有數以千計的人“自願”交出土地，但同時她也指出“自願的情況在佃農中很罕見”。在某些情況下，佃農們被說服並原意爲了一小筆錢而離開自己的家，“他們受到欺騙並認爲救濟院會收留他們”。
西克萊爾是驅逐情況最爲嚴重的地區之一，在西克萊爾，地主們將數以千計的佃農從他們所耕作的土地上驅逐出去，並拆除了他們居住的簡陋的小木屋。肯尼迪上尉在1848年4月估計，自1847年11月以來，有一千棟房屋(平均每棟可居住6人)被毀。此外，住在Strokestown Park的馬洪家族在1847年驅逐了三千名佃農。
除了克萊爾，梅奧郡對佃農的驅逐情況最爲嚴重，在梅奧郡所被驅逐的佃農的人數佔愛爾蘭1849年至1954年所被驅逐的佃農總人數的的10%。其中，擁有超過60，000 acre(240 km2)土地的喬治·賓漢頓是驅逐佃農的地主之一。有人引用他的話稱，“他不會飼養窮人以支付牧師的工資”。賓漢頓在巴林羅布教區找出了約兩千名佃戶，他將他們從土地上驅逐出去，並將這些土地改用作牧場。1848年，斯萊戈侯爵曾虧欠西港聯盟一千六百五十英鎊;斯萊戈侯爵本人也曾驅逐過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佃農。不過，侯爵聲稱他是有選擇的，他只驅逐那些閒散和不誠實的佃農。斯萊戈侯爵共驅逐了約25%的佃農。
米斯主教托馬斯·納爾蒂曾在他於1847年寫給他的神職人員的牧函中，描述了自己對於驅逐佃農事件的回憶：
爲了滿足一個人的任性，在一天之內，有七百人被從自己的家中驅逐並被迫開始在這個世界上漂泊……在上帝和人類面前，這些人們可能比他們中最後和最不值得考慮的人還要佈置的考慮。我必須銘記我曾看到的那些令人不安的場景。女人們的痛苦聲、孩子們的尖叫聲、懼怕和驚恐以及誠實勤懇的男人們的無聲的痛楚—令所有看到這一幕的人們都留下了悲傷的眼淚。我還看見那些不得不參加驅逐活動的警官和他們的警員們，當他們看到這些人正在承受的殘酷的痛苦時，他們像孩子似的哭了起來。然而，如果這些人稍作抵抗，他們就會被殺害。附近方圓數英里的地主們以威脅採取直接報復的方式來警告他們的佃農，不要向被驅逐的佃農中的任何一個人提供一個夜晚的庇護所。在之後的三年多的時間裏，他們中有近四分之一的人都安靜地躺在了墳墓裏。
根據利頓的觀點，如果不是出於對祕密社團的恐懼，對佃農的驅逐行動將可能會提前進行。然而，他們現在已經被饑荒大大地削弱了。儘管如此，但復仇行動仍有發生。在1847年秋冬之際，有7名地主被槍擊，其中6人不治身亡，另有十名土地的佔有者被謀殺。
西羅斯康芒曾發生過一起相同的針對地主的報復事件。臭名昭著的地主馬伊·丹尼斯·馬洪曾在1847年年底前強制驅逐了數千名佃農，據估計，一些教區的人口因此減少了60%。而馬洪也於同年被人槍殺。然而，據估計，在情況較好的東羅斯康芒，人口下降了不到10%。
克拉倫登勳爵對被槍殺的地主數量深感憂慮，並認爲這將有可能意味着叛亂，因此要求獲得特別權力。約翰·羅素勳爵並不贊成這一呼籲。克拉倫登勳爵確信地主們自己應當對這場悲劇負最主要的責任，他表示，“英國地主確實不應當像野兔和鷓鴣一樣被槍殺……但任何一個英國地主也不應當一次出動五十人將他們(指佃農)房子燒得面目全非，並不向他們的未來提供任何保障。”作爲妥協，英國議會通過了1847年犯罪與暴行法案，並向愛爾蘭增派軍隊。
唐納利描述格雷戈裏條款是“對愛爾蘭救貧法的惡性修正”。它曾是保守黨對在1847年6月初成爲法律的輝格黨的濟貧法案的一次成功的修正，並作爲一種潛在的財產清算手段而在議會中受到廣泛認可。起初，救貧法委員和檢查委員將格雷戈裏條款視爲一種提高公共救濟管理成本效益的寶貴工具，但條款的不足之處很快就顯露了出來，甚至從行政角度來看也是如此。他們很快認爲，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些條款可以被視作是對佃農的謀殺。據唐納利稱，格雷戈裏條款顯然是“一種間接的分發死亡的工具”。
移民
雖然大饑荒是導致愛爾蘭移民人數顯著增長的原因，根據郡和年份的不同，移民人數佔總人口數的比率從45%至近80%不等，但饑荒並非造成移民潮的唯一原因。愛爾蘭大規模的移民浪潮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紀中期，當時約有25萬人在五十年內離開愛爾蘭並前往新大陸定居。據愛爾蘭經濟學家Cormac Ó Gráda估計，自1815年(拿破崙在滑鐵盧戰役中被反法聯盟擊敗)到1845年(大饑荒開始)的30年之間，有一百至一百五十萬人從愛爾蘭移民至其他地區。然而，在大饑荒最爲嚴重的時期，僅一年就有約25萬人從愛爾蘭移民;其中，西愛爾蘭的移民最多。
雖然愛爾蘭家庭不會“集體移民”，但家庭中的年輕成員卻會移民至其他地域，其數量之多以至於移民幾乎變成了一種成人禮。有證據表明，這些移民與世界史上類似的移民不同，女性移民的頻率、時間與人數都與男性相同。移民們會將匯款(截止至1851累計共有一百四十萬零四千英鎊)寄回自己的愛爾蘭家庭，而這筆錢又會促使他們家庭中的另一個成員離開愛爾蘭。
在大饑荒時期(1845-1850)，愛爾蘭移民主要流向英格蘭、蘇格蘭、南威爾士、北美和澳大利亞;其中，利物浦是愛爾蘭移民大幅涌入的城市之一，到1851年，愛爾蘭人佔到了該市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許多愛爾蘭人都通過麥科克爾線逃往至美洲。
據估計，在1847年駛往加拿大的10多萬愛爾蘭人中，有五分之一的人死於疾病和營養不良，其中有五千人死於魁北克格羅斯島。格羅斯島是聖勞倫斯河上的一座島嶼，它曾被用於隔離魁北克市附近的船隻。前往美洲的愛爾蘭移民乘坐的是一種被稱爲“棺材船”，這些從愛爾蘭西部不受管制的小港口駛出的船隻擁擠不堪、維護不善、相關設施配置不足，違反英國的安全要求;此外，船上的死亡率也很高。根據1851年的人口普查報告，愛爾蘭居民佔到了多倫多人口的一半以上。僅在1847年，就有三萬八千名愛爾蘭人移民至這座擁有不到兩萬名市民的城市。除此之外，包括魁北克市、蒙特利爾、渥太華、金斯頓、漢米爾頓和聖約翰在內的其他加拿大城市也接受了大量來自愛爾蘭的移民。截止至1871年，有55%的聖約翰居民是愛爾蘭人或是愛爾蘭人的子女。與美國不同，由於加拿大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加拿大並不能關閉其對愛爾蘭船隻的港口，因此移民可以在歸還剩餘的木材時獲得廉價的前往加拿大的通行證(被驅逐的佃農可以獲得免費的通行證)。然而，出於對民族主義叛亂的恐懼，英國政府在1847年後對愛爾蘭人移民加拿大作出了嚴厲的限制，這項舉措導致更多的人從愛爾蘭移民至美國。
大多數移民至美國的愛爾蘭人成爲了城市居民。由於手頭拮据，他們中的許多人都不得不在他們所乘坐的船登陸的城市定居。到1850年，愛爾蘭人口約佔波士頓、紐約市、費城和巴爾的摩人口的四分之一。除此之外，愛爾蘭裔在美國的一些採礦社區中也很普遍。
大饑荒標誌着十九世紀愛爾蘭人口減少的開始。在十九世紀的前三十年間，愛爾蘭人口增長了13%-14%;在1831至1841年期間，人口增長了5%。應用托馬斯·馬爾薩斯的關於人口以幾何級數形式增長的理論(即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在1817年至1822年的愛爾蘭饑荒期間很受歡迎。但到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這些觀點被認爲是將愛爾蘭的實際情況過於簡單化;愛爾蘭的問題“與其說是人口過多，不如說是投資的匱乏”。愛爾蘭同時期的人口增長速度並沒有英格蘭高，但後者卻並未遭受同等的災難。到1854年，有150萬至200萬愛爾蘭人因被驅逐、飢餓和惡劣的生活條件而離開了愛爾蘭。
死亡人數
據稱，在愛爾蘭大饑荒時期死於疾病的人數比死於饑荒的人數更多，但至今尚不明確在大饑荒時期共有多少人死亡。有關出生、結婚和死亡的國家登記制度並未在當時的愛爾蘭施行，羅馬天主教教會所保存的資料也並不完整。通過對愛爾蘭人口的預期數量和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最終的人口數向比較，研究人員得出了一個可能的估計結果。1841年的人口普查共記錄了8，175，124人，而在1851年饑荒結束後的人口普查只記錄了6，552，385人，在1841-1851這十年間，愛爾蘭人口累計減少了一百五十餘萬。據人口普查專員估計，如果沒有發生大饑荒，按照正常的人口增長率計算，愛爾蘭人口將在1851年達到九百萬。
然而，據由科克大學制作並正在發展的“愛爾蘭大饑荒在線”中的愛爾蘭人口部分指出，饑荒前的人口普查數字被認爲較實際值低，而現在普遍認爲愛爾蘭人口在大饑荒發生前就已超過875萬。
人口普查專員們曾於1851年收集了自1841年以來的每個家庭的死亡人數，以及有關其死亡原因、季節和年份的信息。根據他們的記錄，在1841年至1851年期間，共有21，770人死於飢餓、400，720死於疾病。被列出的致死疾病有發燒、白喉、痢疾、霍亂、天花和流感;其中，發燒和白喉是導致愛爾蘭人死亡的主要元兇(前者與後者分別導致222，021人和93，232人死亡)。專員們承認他們的調查數據並不完整，真實的死亡人數可能會更高：
貧困人口死亡的越多……通過任何一種家庭形式記錄的死亡人數就越少—因爲不僅僅是整個家庭被疾病奪去生命……而且整個村子也會被疾病從大地上抹去。
此外，後來的歷史學家們也認爲1851年的死亡數據表是“有缺陷的並有可能低估了死亡率”。人口普查專員們將收集到的機構和個人提供的數字結合起來，對大饑荒時期的死亡人數進行了“不完整且有偏見的統計”。
Cormac Ó Gráda在提及W。 A。 MacArthur的工作時寫到，專家們很早就知道愛爾蘭的死亡統計表是不準確的。Ó Gráda稱，死亡統計表低估了大饑荒時期的死者人數。
S。H。Cousens對大饑荒死難者人數的估計爲八十萬，這些數據主要依賴於對1851年的人口普查和其他地方資料的追溯，這些資料現在被認爲嚴重低估了愛爾蘭大饑荒的死亡人數。現代歷史學家約瑟夫·李表示“死亡人數至少有八十萬”，而R。F。福斯特估計“至少有77。5萬人死亡，且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死於包括在大屠殺後期的霍亂在內的疾病”。他進一步指出，“據最近的一次精密計算估計，從1846年至185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00萬到150萬之間;在對該數據進行了細緻的批判後，其他統計學家得出的死亡人數是100萬。”
Joel Mokyr對1846年至1851年期間的郡一級行政區總死亡人數的估計範圍在110萬至150萬期間。Mokyr製作了兩套數據，這些數據包括有關死亡人數上限與下限的估計，這兩套數據在區域樣本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死亡人數的真實值很可能在50萬至150萬之間，而最廣泛接受的估計結果爲100萬。
此外，據信，至少有一百萬人因大饑荒而移民。在1846年至1851年期間，愛爾蘭共有約一百萬遠距移民，這些移民將主要流向北美。然而，1851年人口普查中給出的總數爲967，908人。大饑荒時期的短距移民主要流向英國，短距移民的數量可能在20萬或20萬以上。
除死亡人數外，另一個不確定之處在於佃農們對導致其親屬死亡的病因的描述。雖然1851年人口普查因其低估了死亡人數而被批評，但它確實爲大饑荒醫療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框架。那些曾對愛爾蘭人口產生嚴重影響的疾病被分成了兩類：因饑荒引起的疾病和與營養不良有關的疾病。在與營養不良有關的疾病中，最常見的是飢餓和消瘦症，以及一種在當時被稱爲浮腫的疾病。浮腫(水腫)是對多疾病症狀的俗稱，而浮腫中的誇休可爾症與飢餓有關。
然而，造成愛爾蘭人大量死亡的最大元兇並非營養素缺乏症，而是由饑荒引起的疾病。營養不良者極易受到感染;因此，這些疾病在發生時會變得更加嚴重。麻疹、白喉、腹瀉、結核病、大多數呼吸道感染症、百日咳、許多腸道寄生蟲和霍亂都會受到營養狀況的強烈影響。而一些潛在疾病，如天花和流感，它們的致死性很強以至於其傳播過程不受營養影響。有關這種現象的最好的例子是發燒，發燒是造成愛爾蘭人大量死亡的最主要的疾病。在大多數人心目中以及從醫學觀點來看，發燒和饑荒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社會失衡—飢餓的人們聚集在施粥所、食品倉庫和擁擠的救濟院裏—爲傳播斑疹傷寒、傷寒和迴歸熱等疾病創造了理想的條件。
腹瀉病是衛生情況惡劣、衛生設備不完善和飲食結構變化共同作用的結果。亞洲霍亂曾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短暫的造訪”了愛爾蘭，並對那些受饑荒影響而喪失生存能力的人做出最後一擊。在隨後的幾十年中，霍亂不受控制地向亞洲、歐洲和英國蔓延，並於1849年再次傳播至愛爾蘭。有學者估計，愛爾蘭人口在大饑荒時期減少了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