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後期的清流派名士是一羣非常特殊的人。他們身無分文，卻不必爲衣食發愁。他們不是權貴，卻能讓權貴屈尊。皇甫規，字威明，出身於西北豪強，官至度遼將軍，是東漢後期最著名的將軍之一。他不怕勇猛的羌人，不怕權勢遮天的宦官，唯獨懼怕名士。
解甲歸鄉之後，有一位曾經擔任雁門太守的同鄉前來拜訪，皇甫規非常冷淡地把人家打發走了。有一天，一個名叫王符的年輕書生登門求見，皇甫將軍“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原因很簡單：王符是清流派的名士。
漢末梟雄曹操也曾經以這種狼狽倉皇卻極見熱情的方式對待從袁紹那邊前來投奔的許攸，人們都認爲這是曹操有求於許攸，其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許攸是一個大名士。在那個清流名士牛氣沖天的時代，得罪了名士，就會招來非議，失去
人心，等於自毀前程。
史書描述說：名士們“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名士的清議言論具有如此大的能量，這是東漢後期特有的現象，放眼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稱得上是絕無僅有。
東漢後期的“清議”，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輿論。製造輿論的主體是清流派士大夫，外戚、宦官以及碌碌無爲的官僚都是“清議”批判的對象，正直忠義、勇於任事的名士和官僚則成爲“清議”褒揚的對象。
東漢“清議”對宦官羣體的批判和抨擊最爲嚴厲。“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諸葛亮在《出師表》中痛斥的“小人”，主要是外戚與宦官，而尤以宦官爲最。
男子去勢，在宮中服侍皇帝與后妃，俗稱爲宦官。宦官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古代的埃及、波斯王宮中也使用宦官。《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即以宦官的身份擔任中書令。東漢在皇宮外培養了一個龐大的士大夫羣體，在皇宮內則豢養了一個同樣可觀的宦官羣體。到東漢後期，宦官人數已經達到兩千多人。
歷史研究發現，最早的閹割術出現在商代，從那時起就有閹人，中國的宦官早在夏商時期就已經出現，他們大多是奴隸、罪犯，在宮廷中做一些基本的“家務”。
東漢宦官深度干預政事，大約始自順帝劉保時期;到桓帝劉志、靈帝劉宏統治期間，宦官的權勢發展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成爲東漢後期政治舞臺上的主角。
延熹二年(159 年)，桓帝藉助宦官的力量，剷除了權傾一時的外戚樑冀，單超、曹騰、具瑗等宦官因功封侯，東漢進入了宦官專權的年代。漢靈帝最寵幸的宦官是張讓與趙忠。他曾公開宣稱：“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
這些宦官倚仗着皇帝的寵幸，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上下其手，左右朝政。他們深居宮廷，但是他們的親朋故舊與附勢之徒在京師內外遍佈要津，飛揚跋扈，爲非作歹，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勢力網。“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史書以此形容宦官集團的權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