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日本著名思想家、哲學家鶴見俊輔在東京逝世，享年93歲。在日本戰後思想界，鶴見俊輔與丸山真男、小田實等人齊名，並且還與小田實一道創建了旨在反對日本修改戰後憲法第九條的“九條會”。“九條會”是日本知識界的護憲反戰組織，其成員都是日本知識界的中堅力量，如小說家大江健三郎、哲學家梅原猛等人。
鶴見俊輔是著名哲學家蒯因最早的學生。鶴見在師從蒯因時，正好是日本開戰之初，期間因爲有無政府主義傾向被聯邦調查局逮捕過。後來鶴見在戰時歷盡艱辛回到日本，而他回到日本的方式，則是搭乘了著名的“日米交換船”。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並對英美宣戰。因戰爭來得突然，仍有大量的外交官和民間人士，如商人、留學生和宗教人士等，在對方國內及佔領區滯留。開戰後雙方邦交斷絕，交通往來中斷，致使這一滯留羣體無法返國。同時雙方的常駐外交官的外交職能被中止，導致雙方無法直接進行政府間的正式談判。這就讓雙方無法以正常方式解決滯留人員返國這一關鍵性問題。
此時便只剩下雙方通過中立國來談判這條途徑。1941年12月17日，美國國務院通過瑞士向日本外務省提出了雙方滯留人員交換的意向。隨後，日本便通過瑞士、瑞典和葡萄牙等中立國同美英兩國相關外交人員及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進行談判，最終於1942年5月達成交換協定。
協定規定日本(包括其佔領區與殖民地，以及僞“滿洲國”和泰國等)同美國(包括其美洲盟國，如加拿大和巴西)在1942年6月和1943年9月，同英國(包括其殖民地，以及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自治領)在1942年8月，進行滯留人員交換。因運載滯留人員的交通工具爲遠洋郵輪，故而稱之爲“日米交換船”和“日英交換船”。
中立國有何責任
早在歐洲戰爭全面爆發的1939年9月，德意與英國之間便開始了對雙方滯留人員返國問題的談判，交換地點選在中立地位未被破壞的荷蘭和葡萄牙。1941年12月與1942年4月到5月，德意與美國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進行了雙方滯留人員的交換。
戰時國際法規定，交戰國雙方進行滯留人員交換的地點必須在中立國及其殖民地，且滯留人員搭乘的交通工具必須是民間籍。然而各國已經進入戰爭狀態，大型郵船都被軍方徵用，日本只好將淺間丸、龍田丸、帝亞丸、鎌倉丸，以及因戰爭爆發滯留在遠東而被日軍徵用的意大利籍郵輪康特·威爾德號暫時恢復民間籍，並以“日本郵船株式會社”所屬郵輪的名義進行運營。美英方面則租用了多艘中立國的郵輪，如瑞典籍的格里普霍號，埃及籍的埃爾·尼羅號，以及英聯邦自治領派出的巴黎號和坎特伯雷號。交換船在航行過程中爲了避免被沿途國家及交戰國海軍誤擊，還需經常向航線沿途國家及其海軍基地通報，且要在船身塗裝白色十字以便識別。夜航期間，白色十字處還要有燈光照射。
在中立國中，只有葡萄牙在海外擁有殖民地，且這些殖民地位於當時美英經大西洋、印度洋到遠東的航線(即傳統的“好望角航線”)的中間地帶。而葡萄牙與軸心國、同盟國都有不錯的關係，且葡萄牙有處理歐洲各交戰國滯留人員交換問題的經驗，故而雙方將滯留人員交換的地點選在葡屬東非的洛倫佐·馬庫斯(今莫桑比克首都馬普托)和葡屬印度的果阿。
作爲促成滯留人員交換的中立國還有一項責任，便是防止各交戰國將交換船以交換人員的名義進行軍事活動。爲了確保公平，中立國將派遣外交官作爲監視員，隨船往返。
交換地：洛倫佐·馬庫斯與果阿
交換協議達成後，軸心國與同盟國分別開始把對方滯留人員集中起來。日本方面將滯留在日本本土、上海租界區及其他英國殖民地，以及僞“滿洲國”、泰國和維希法屬印度支那的英美籍人員分別集中於橫濱、上海、香港、西貢(今越南胡志明市)、新加坡等地。而美國也將滯留在美洲的日本公民集中於紐約和里約熱內盧。
1942年6月中旬，雙方開始第一次遣返工作。日本方面的淺間丸和康特·威爾德號搭載着大量美國籍公民分別從橫濱和上海出發，途經香港、西貢和新加坡，於1942年7月22日抵達交換地——葡屬東非的洛倫佐·馬庫斯。而由美國租借的瑞典籍郵輪格里普霍號搭載着大量日本公民及19名泰國公民於1942年6月18日從紐約起航，經里約熱內盧，於7月20日抵達洛倫佐·馬庫斯。稍晚，龍田丸和鎌倉丸搭載着大量英國及其自治領公民先後從橫濱出發，途經上海、西貢、新加坡，分別於8月27日和9月6日抵達洛倫佐·馬庫斯。而分別從英國、印度和澳大利亞出發的埃爾·尼羅號、巴黎號和坎特伯雷號也於8月31日、8月28日和9月9日抵達洛倫佐·馬庫斯。雙方船隻將對方公民放下，然後搭載本方公民返回，並不作過多停留。
1942年中旬正值二戰進入轉折階段。在東歐、北非和太平洋戰場，軸心國與同盟國之間的戰事正陷入僵局。此時的軸心國軍在三個戰場都略佔優勢。淺間丸和康特·威爾德號到達洛倫佐·馬庫斯後，德國和意大利駐洛倫佐·馬庫斯的領事們還爲日本盟友的到來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宴會。
到了1943年，美日雙方開始第二次交換行動。日本方面的帝亞丸於9月14日從橫濱出發，經大阪、上海、香港，抵達菲律賓的聖費爾南多。這次“日米交換船”的主要目的在於將美國在菲律賓的滯留人員送往葡屬印度的果阿，用以交換日本在美洲的滯留人員。故而大量美國的滯留人員登上帝亞丸後，於10月15日抵達果阿。與此同時，格里普霍號搭載着日本的滯留人員，經里約熱內盧、蒙羅維蒂亞、伊麗莎白港，於10月16日抵達果阿。和第上次一樣，雙方船隻未做過多停留。對於帝亞丸，卻沒有盛大宴會。
1945年5月，德國戰敗投降，盟軍在德國扣留了以駐德大使大島浩爲首的一批日本駐德外交官和民間人士。在此之前的1943年9月，隨着意大利投降，盟軍扣留了日本駐意大利的外交人員。美國希望以這批被扣留的日本外交人員換回1942年在菲律賓被俘的美軍中將，麥克阿瑟的助手喬納森·溫賴特等人。於是美日雙方在瑞士達成協議，將在1945年8月開啓第三次交換船計劃，而交換地點仍舊選在洛倫佐·馬庫斯。除了溫賴特等人，按照協議，被日本海軍接收的意大利潛艇馬庫里尼號的船員，以及康特·威爾德號的船員也將搭乘交換船返回歐洲。這次日米交換船和前兩次不太一樣，倒像是雙方交換戰俘。隨着日本在8月15日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三次“日米交換船”計劃被終止。這意味着戰爭雙方的滯留人員交換計劃徹底結束。
運送屍體也是交換船的重要任務
在日本外務省同英美外交機關達成的《外交官等移交提案事項》中，對交換船乘船乘客的身份有以下規定：
1.公職人員及其應徵者，以及公共團體外派人員與其家人及隨從;
2.新聞記者與其家人及隨從;
3.銀行與公司的在外分部人員，僑民代表及其家人和隨從;
4.宗教人士、學者、學生與其家人和隨從;
5.婦女及其隨從;
6.特別理由(如老年、疾病)者及其家人與隨從。
在交換船搭載的乘客中，還包含一些特殊的“乘客”，如若干在對方戰區戰死的己方軍人的遺骸。在1942年日本潛艇襲擊悉尼港時陣亡的鬆尾敬宇中佐、中馬兼四中佐、都竹正雄士官長等人的遺骸，便由澳大利亞政府派出的坎特伯雷號交換船運抵洛倫佐·馬庫斯後，移交給鎌倉丸運回日本。
雖然按照《外交官等移交提案事項》的規定，幾乎所有的在外滯留人員都有資格搭乘交換船，但能夠乘坐交換船的人員名額有限。外交官、企業駐外人員、學者和留學生還有優先搭乘交換船的權利，而且還要留出一些名額讓正常赴國外履職的外交官乘坐，所以交換船的乘客中老弱婦孺的比例顯得非常小。
日本方面搭乘交換船的乘客中，有曾經的駐美大使來棲三郎與野村吉三郎，駐巴西大使石射豬太郎，駐瑞士公使阪本瑞男，駐葡萄牙公使岡本季正，著名影星竹久千惠子，以及當時在美留學的鶴見俊輔與鶴見和子兄妹等。而在英美方面，則有前任美國駐日大使約瑟夫·格魯等。其中岡本季正的經歷可謂非常傳奇。
岡本季正曾歷任日本駐西雅圖、上海、新加坡總領事。在任駐滬總領事期間，正值淞滬會戰爆發，岡本季正與饒家駒神父一道創建了饒家駒安全區。後來岡本季正又任駐葡萄牙與瑞典公使。在任駐瑞典公使期間，岡本季正負責向蘇聯和英國通報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決定。在岡本季正執行這項“和平使命”時，其經歷可謂精彩紛呈。後來著名的日本小說家佐佐木讓便根據日本駐瑞典武官夫人小野寺百合子的回憶錄《波羅的海海畔——武官夫人的戰爭祕史》，寫出了他“太平洋戰爭三部曲”小說的最後一部《祕史：來自斯德哥尓摩》。
“乘客們”的鄉愁與失望
交換船的乘客們雖然回到了自己的國家，但他們面對的卻是長期的審查。美國交換船搭載着滯留人員返回紐約後，並不可以自由入境，而是被關押在埃麗斯島進行監禁審問。美國政府希望從這些人口中得到日本本土、“滿洲國”，以及在日本佔領下的香港、菲律賓等地的政治、經濟、產業等相關情報。根據戰時法案，還要調查他們是否“忠誠”。這些返國者確實是對日本最爲了解的一批人，他們的觀念深刻影響了戰後的美國對日政策。如曾任美國駐日大使的約瑟夫·格魯，便是堅持戰後美國應單獨佔領日本，且要維持天皇制度的中堅之一。
而日本交換船返航途經已被日軍佔領的新加坡時，便有軍人登船對日本僑民進行思想調查。經過調查他們認爲“久居英美的日本僑民身受英美思想影響，特別是在英美當地學校接受教育的兒童，因爲受英美教育太多，對回國的熱情變得很弱。”而這些返國僑民在被思想甄別後，主要從事對英美的戰時宣傳工作。鶴見俊輔在返國後便一直從事對盟軍英文廣播的翻譯，直到1944年因肺結核惡化而返回日本本土。
時間已過去70餘年，交換船早已塵封在故紙堆中。當年的乘客陸續作古，即使健在，他們大都對這段心酸記憶避而不談，以至於人們對交換船一事都很陌生。鶴見俊輔的去世也許意味着一個時代的終結吧，一段充滿了苦痛與心酸的記憶的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