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魏忠賢一直被定義爲一個壞種，一個奸臣，那麼這樣一個人死了，爲什麼大明反而垮了呢?今天本站小編給大家帶來這背後的原因，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寒風凜冽的紫禁城中，崇禎皇帝朱由檢一籌莫展，他時而訓斥衆臣都是酒囊飯袋，時而敲響皇宮的大鼓試圖召集親隨。
在他的皇宮之外，是李自成率領的20萬大軍。
他們已經攻破了京城的不少城門，皇帝的宮廷在猛烈的攻勢下搖搖欲墜。
此時此刻，已經沒有多少人追隨崇禎皇帝。
大家各自逃命，自謀前程，只有秉筆太監王承恩陪在皇帝身邊。
眼看李自成大軍破城在即，明朝氣數已盡，王承恩與崇禎皇帝回想往事，不禁感慨萬千。
崇禎皇帝還在抱怨“諸臣誤我”，“文臣皆可殺”之類無能狂怒地發泄。
王承恩卻想得更多，他似乎想起了魏忠賢，便說了一句很中肯的話:“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
那麼，崇禎把魏忠賢一殺，爲何大明朝就垮了?而魏忠賢爲何在王承恩心中留下如此高的評價呢?
“九千歲”其人
一切的源頭，還要從權宦魏忠賢說起。
魏忠賢，本名魏四，1568年生於直隸滄州的貧困之家。
魏四年少時便是流氓混混一個，懂得騎馬射箭之事，迷戀賭博，青樓和飲酒。
後來因爲賭債相逼，魏忠賢不得已，又想到太監在娛樂場所出手闊綽，便去報名當了太監，淨身入宮。
魏忠賢入宮後，輾轉分配到東宮，得到了侍奉皇孫朱由校的機會。
在這裏，他認識了朱由校的乳母客氏，與之成爲對食，又時常引誘朱由校沉溺遊玩和木工之中，頗受朱由校的寵愛。
1620年，由於泰昌皇帝猝死，朱由校迅速接掌皇位，是爲天啓皇帝。
天啓皇帝和歷代帝王一樣，對服侍、照顧過自己的舊人大有提拔。
因此，魏四被天啓帝賜名“忠賢”，拜爲司禮監秉筆太監。
後世常有人以爲天啓帝重用魏忠賢，是因爲他沉迷於木工技藝，耽誤國政。
而魏忠賢故意在此時規勸，皇帝覺得煩才放權給他。
實際上，這種說法禁不起推敲。
天啓帝和明朝其它皇帝一樣，之所以重用太監，是因爲太監是無根無家之人。
其權力完全依附於皇帝，能夠在制衡，監視朝堂士大夫，邊地軍人中發揮作用。
這也正是明朝太監爲何能深入到經濟、軍事、行政、特務領域的原因。
皇帝相信太監的忠誠，尤其是魏忠賢這種在自己未登基之前就服侍過自己的太監，在皇帝看來更爲可靠。
因此，提拔魏忠賢對於天啓帝來說，是很正常的行爲。
魏忠賢擔任的這個秉筆太監，雖然不是宦官中品級最高的。
但由於他的上司掌印太監王體乾對他百依百順，是個傀儡。
他又掌握了管理東廠，錦衣衛的權力，因此魏忠賢實際上成爲了內宮中的話事人。
魏忠賢受天啓帝重用後，高舉屠刀，砍向了東林黨人的頭上。
當時，明朝文臣中，朋黨之爭嚴重。
以江南士大夫爲主力的東林黨人，因爲在萬曆晚年和泰昌時期支持泰昌帝和天啓帝，得以因“從龍之功”得到重用。
東林黨人趙南星，葉向高等都受到重用，排擠齊黨、浙黨、楚黨這些派系的士人，天啓帝也感到東林黨勢力太大，尾大不掉。
而魏忠賢這些人，就是天啓帝壓制東林黨勢力的打手。
魏忠賢一面拉攏失勢的齊楚浙黨士人，組成“閹黨”，一面在皇帝的縱容下，炮製冤獄，關閉各地書院，羅織罪名陷害東林黨人。
1622年，後金努爾哈赤在廣寧之戰中大敗明朝，全取遼東之地，遼東經略熊廷弼因此下獄。
兩年後，由於熊廷弼無錢賄賂閹黨，再加上東林黨人楊漣、左光斗等人紛紛給熊廷弼上書鳴冤，還指責閹黨的過失。
魏忠賢因此施加壓力，將熊廷弼處死。
魏忠賢又令人做《點將錄》，《天鑑錄》等，大興羅織之道，搜捕東林黨人，將東林黨的左光斗、楊漣、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等人拷打致死。
1626年，魏忠賢又害死了高攀龍、周宗建、黃尊素、李應升等東林黨名士。
一時之間，東林黨在北方几乎絕跡，廟堂之上遍佈閹黨。
魏忠賢權勢滔天，人稱“九千歲”，在民間廣收義子義孫。
不少地方官員對其行三叩九拜的大禮，向其獻上金錢美女，極盡諂媚之能。
在一些地方，閹黨的官員甚至給魏忠賢建了生祠祭拜。
比如，浙江巡撫潘如禎在西湖一帶給魏忠賢建生祠，還得到了天啓帝御賜的牌匾。
遼東巡撫袁崇煥也討好魏忠賢，爲其立生祠。
魏忠賢出入儀仗，奢華用度比親王還要高級。
對於魏忠賢的舉止，天啓皇帝總體上是比較滿意的。
他在天啓五年賜魏忠賢“顧命元臣”的大印，給魏忠賢的生祠題字，以及在衆臣彈劾魏忠賢的時候屢次保護都在表明，他是支持魏忠賢的。
天啓皇帝支持魏忠賢的行爲，不僅打擊了士大夫文官，提高了皇權，也給自己的內帑帶來了不少收入。
畢竟，魏忠賢在打擊東林黨的同時，向江南、湘楚之地徵收礦鹽雜稅，又想盡辦法發起“黃山舊案”等事件，榨取徽商和江南士紳財富。
而這些榨取的財富，的確有很多進了府庫和皇帝的內帑，緩解了晚明財政困難的壓力。
在天啓帝看來，魏忠賢是個好奴僕，是人如其名的“又忠又賢”，能遏制文官，還能撈錢，又對自己忠心。
而士大夫們的行爲準則受到儒家禮儀的影響，以及自身朋黨，地區利益的影響，並不是皇帝的家奴，不好控制。
當天啓帝於1627年病重時，無子繼位的他知道命不久矣，將皇位傳給了兄弟朱由檢。
他一面對朱由檢充滿希望，說：“吾弟當爲堯舜”，認爲朱由檢未來會成爲一代英主，一面又告訴他“忠賢宜委用”。
隨後又告訴衆臣:“忠賢皆恪謹忠貞、可計大事。”
他滿懷希望地想要兄弟繼續重用魏忠賢，中興明朝。
然而，新皇帝自有獨到的想法，魏忠賢的好日子要到頭了。
朱由檢是如何玩垮明朝的?
朱由檢登基後，是爲崇禎皇帝。
朱由檢時年16歲，身邊聚攏了不少東林黨人。
他對魏忠賢沒有什麼好感，早就想將他剷除。
1627年8月，嘉興的一個貢生上書陳說魏忠賢的十大罪狀，在朝堂上公開流傳。
魏忠賢頓感大勢已去，面如土色。
要知道，在天啓帝還在的時候，敢彈劾魏忠賢的人不多。
就算有，也一定會被天啓帝雪藏。
如今，一個沒有官職的貢生都能在朝堂公開他的罪狀，說明他已經失勢，皇帝也不想再用他了。
果不其然，十大罪狀發出的3個月後，魏忠賢被髮配到鳳陽守墳。
途經衡水阜城時，魏忠賢聽說皇帝要派錦衣衛抓他下獄重審。
對於錦衣衛和東廠的酷刑，以及先前不少宦官前輩失勢後的折磨，魏忠賢恐懼不已，乾脆自縊而亡。
後來，魏忠賢被抄家滅門，其屍體也被處以凌遲之刑。
就這樣，魏忠賢和他的閹黨集團被消滅了，東林黨人再次得勢，朝堂之上再也沒有力量制衡這些文官。
即便是後來崇禎皇帝又開始任用宦官，也達不到約束文官的能力，而這也讓他在日後處理軍國大陣時犯了不少錯誤。
崇禎皇帝在東林黨人的鼓動下，廢棄了天啓朝時對南方的不少礦鹽，工商雜稅，而重新把農業稅收當成財政支柱，讓農民生存環境更加糟糕。
天啓末年，明朝西北地區就已經發生了大範圍的天災，人民又因爲征討滿清的“遼餉”極度貧困。
到了崇禎年間，西北一帶已經是農民起義星火燎原，東南一帶也出現了奴僕，佃農的逃亡和起義。
而崇禎皇帝卻因爲無法制衡朝堂文官，無法向真正有錢有糧的大地主和富戶收稅，只能繼續向農民攤派苛捐雜稅，使得農民不得不逃亡，起義。
1627年，陝西饑民王二聚衆攻澄縣，明末農民戰爭正式爆發。
隨後三年時間裏，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人也紛紛起兵反明，兵鋒遍佈陝甘晉豫。
等到1633年，崇禎繼位第六年的時候，各路義軍已經擁有36營，兵力超過20萬，明朝屢次派遣軍隊鎮壓，都不能徹底平息。
威脅不僅來自農民起義，還有來自滿清皇太極集團的挑戰。
崇禎皇帝繼位的第三年，清軍便通過蒙古之地，繞道長城，攻入京畿重地，兵鋒直抵京師。
此後，崇禎又接連發起5次入塞，多次擊破明軍防禦。
擊殺包括帝師孫承宗、魯王朱以派、宣大總督盧象升在內的多名將領，高官、宗室等等，掠得人口、牲口、財富無數，給明朝的統治造成了沉重打擊。
而崇禎皇帝既沒有辦法給軍隊發足餉銀，也沒有能力壓制文官對武將不切實際的彈劾、施壓。
比如，在1638年清軍入塞時，宣大總督盧象升厲兵秣馬，防範清軍。
文官集團中卻屢次抽調其精銳，只給他留了五千能用的弱兵，還命他強行率軍抵禦清軍，不給補給。
最終，盧象升力戰而死，而崇禎皇帝和衆文官卻以爲盧象升沒有戰死，是投敵或逃跑了，在其陣亡三個月後才收屍，連撫卹都沒有。
不僅如此，崇禎皇帝還是個做了事愛甩鍋，不能擔責任的人。
比如，崇禎皇帝曾打算和滿清商談議和之事，通過與皇太極議和，解決邊境問題，省下鉅額遼餉。
他在1642年和兵部尚書陳新甲密談，准許他負責與滿清的和議。
結果後來事泄，被京師的文官們知道了。
他們非常生氣，紛紛彈劾陳新甲，恨不得將其處死。
畢竟，在明朝的文官們看來，不管是什麼形勢也不能和敵人和談，這樣違背了綱常。
而崇禎皇帝面對文臣們的彈劾，毫無應對之策，主動賣了陳新甲，指責是陳新甲自己要“媾和賣國”。
最終，陳新甲被下獄，沒過多久就被文官們翻舊賬，以丟失城寨土地的名義斬殺。
而在這些錯誤和文官在鎮壓農民起義，抵禦滿清入寇的影響下，他的性格也越來越偏激，信不過官員和將領，想要親手操縱戰爭，引發了更嚴重的失敗。
比如，在1639年到1642年的鬆錦之戰中，明朝以薊遼總督洪承疇爲統帥，集結九邊精兵13萬救援錦州，試圖畢其功於一役，將清軍打殘。
洪承疇多次表示，一定要等到精兵到齊，訓練好了，錢糧充足的時候出擊纔有勝算。
結果文官們覺得洪承疇是故意不進軍，有意拖延，紛紛彈劾洪承疇，崇禎皇帝也接連發話要洪承疇出兵。
洪承疇不得已，率軍出征，最終被皇太極圍困，13萬九邊精兵全軍覆沒，明朝喪失了最後一支能與清軍爭鋒的精銳。
而孫傳庭的遭遇更爲典型，可以從中更好的看到，崇禎皇帝和文官集團的災難性決策到底有多坑。
孫傳庭是一位文武雙全之才，曾生擒闖王高迎祥，在與農民起義軍的戰鬥中立了不少戰功。
結果，在1639年清軍第5次入塞期間，孫傳庭主張調陝西精兵阻斷清軍歸路，朝廷不聽。
崇禎皇帝又讓孫傳庭去保定當總督，孫傳庭知道去保定也收拾不了爛攤子，再遭遇清軍南下也是白忙活，就推辭不去。
結果崇禎皇帝大怒，將孫傳庭免官下獄。
直到三年後，李自成圍開封，明朝疲於奔命，崇禎帝這纔想起孫傳庭，講他派到陝西擔任總督。
孫傳庭去陝西后，訓練軍隊，恢復生產，頗有成色。
結果崇禎皇帝又在1643年不顧實際情況，要求孫傳庭出潼關，剿滅在河南活躍的李自成。
孫傳庭再三上書說軍隊還要繼續訓練，糧草兵器都不足。
兵部侍郎兵部侍郎張鳳翔也勸崇禎皇帝：“孫傳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將，皇上只有此一付家當，不可輕動。”
結果崇禎皇帝不聽，催促孫傳庭儘快出兵。
孫傳庭無可奈何，說:“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乎!”
最終，孫傳庭被迫出關，在當年九月兵敗郟縣，大軍損失殆盡。
李自成趁勢克潼關，孫傳庭一路潰退，最終戰死。
而崇禎皇帝聽說孫傳庭死訊後，第一反應居然是認爲孫傳庭故意詐死潛逃，因此沒有給他追贈。(孫的追贈是清朝定的)
而在天啓帝和魏忠賢執政時，打仗絕不會急於催促將領，東林黨文官們也不可能像崇禎時代那樣肆無忌憚。
煤山自縊
1643年，李自成擊敗孫傳庭，敲響了崇禎皇帝的喪鐘。
這一年年末，李自成攻克西安，平定全陝，又派大將賀錦，辛思忠攻取青海、甘肅之地，盡有西北，稱帝建國。
隨後李自成迫不及待，率軍20萬，號稱50萬，向京師進軍。
大軍所到之處，明朝守將或逃或降，平陽、太原、大同、宣府等重鎮很快就被拿下。
而此時的明朝，京師守備空虛，人人畏戰。
眼看大敵當前，崇禎皇帝希望文臣們趕緊捐點銀子犒勞守軍，救救大明，結果文官們紛卻紛哭窮賣慘。
內閣首輔魏藻德喊窮，只捐了500兩，崇禎皇帝的岳父周奎只給了3000多兩。
而後來李自成拷問京師舊官時，魏藻德被搜出了4萬多兩，周奎家也有52萬兩。
有此二人做榜樣，京師的文官們大多也是摳摳搜搜，氣得崇禎皇帝只好找宦官捐款。
相比文官，太監作爲皇帝家奴，確實捐的更多。
太監王之心捐了1萬兩，曹化淳、王永祚各捐了3萬兩和5萬兩，比文官給的多了不少。
由此可見，此時的崇禎皇帝已經被文官們徹底拋棄，而圍在他身邊的也只有宦官。
最終，在李自成大軍的圍攻下，他放棄了垂死掙扎，在親手誅殺妃嬪、公主之後，在煤山的樹下自縊而亡。
總而言之，崇禎皇帝作爲一個封建帝王，是一個沒有責任心，又不講信用、貪權無能的皇帝。
他完全制不住手下的這幫文臣，後來就連武將也漸漸無力控制。
有意思的是，東林黨人和閹黨之間的紛爭，並沒有隨着崇禎皇帝的死亡而結束。
當弘光皇帝在南京建立南明之後，東林黨人爲主的文臣集團又一次和閹黨的馬士英，阮大鋮等內訌。
結果清軍發兵南下，不費吹灰之力便平定江南，擒殺弘光。
可以說，失去魏忠賢，讓崇禎皇帝失去的不僅僅是一個權宦，而是讓崇禎皇帝制約文官集團的一方勢力。
以崇禎皇帝的政治手腕和眼光，沒有魏忠賢這種勢力的幫助，就只能一錯再錯，輸光全局。
而這，或許就是王承恩說出那句“忠賢若在”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