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浙東學派的學術特色是什麼?有哪些貢獻?其實浙東學者是在研究經學的基礎上，注重研究史料和以通經致用爲治學宗旨的，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經學研究
浙東學派的經學研究，由黃宗羲開其端。黃宗羲強調經學研究的必要，對宋儒將“河圖”、“洛書”、“先天”、“太極”等引入《易》學研究領域造成晦而不明進行了批評。他所撰《易學象數論》便是批駁邵雍、朱熹先天《易》說的，它開啓了毛奇齡、萬斯大、姚際恆等人從哲學和考證方面的《易》學研究，對乾嘉考據學的興起，也極具啓蒙意義。又如黃宗羲的《授書隨筆》雖因閻若璩之問而作，但實可視爲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的先導。因此，江藩推黃宗羲爲清學開山，與顧炎武並列。
浙東學者中，專以經學見稱的是萬斯大。萬斯大師從黃宗羲，經學研究主張“非通諳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之失”。這在清初對於致力於經文本義，衝破宋儒“傳注之重圍”，歸還儒經本來面目，具有積極的意義。萬斯大經學研究偏重《三禮》，被當時學者譽爲“冠古今必傳之作”。蕭山毛奇齡雖學術淵源於理學，但他融末學義理於經學考據中，反對杜撰臆說，主張“說經貴有據”。
他遍治羣經，引據古人，辨訛正誤，如認爲《大學》無古文、今文的區別，指出宋儒圖書《易》說之非，考證周敦頤《太極圖》出於道士，證明《太極圖說》之援老入儒，成爲一時定論。毛奇齡的經學研究尤以《周易》最稱專精，在清初《易》學諸家中，不惟論著述之繁富，而且表彰漢學，復原漢《易》。因此阮元認爲清學的真正開創者“非檢討(指毛奇齡)開始之功則不可”。
史學研究
浙東學者在研究經學的同時，對史學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對明代歷史的研究
黃宗羲撰有《弘光實錄》、《行朝錄》，選編卷帙浩繁的《明史案》、《明文案》及增益《明文案》而成的《明文海》。前者一部分在當時屬現代史，很多史實是他的親身經歷所載，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後一部分是他爲編修明代通史所選的有關資料。如《明文海》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爲“其蒐羅極富，所閱明人文集幾至二千餘家”，“其他散失零落，賴此以傳者，尚復不少，亦可謂一代文章之淵藪。考明人之著作，當必以是篇爲極備矣。”萬斯同獨力完成的《明史稿》五百卷，被譽爲“(司馬)遷、(班)固以後一人而已”。今傳《明史》即以此爲藍本。又仿照《通鑑》作《明通鑑》，對明清鼎革之交的歷史作了詳盡的描述。此外如邵廷采的《東南紀事》、《西南紀事》、萬言的《崇禎長編》等都是有關明代歷史的學術專著。
學術史的研究
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是綜述明代學術思想史的專書。在《明儒學案》以前，原有周汝登的《聖學宗傳》和孫奇逢的《理學宗傳》等書，對宋明理學(包括王學)的傳授和見解，先後進行了整理。黃宗羲以這些書駁雜不純，且多遺漏，乃蒐集各家文集語錄，本着“一本萬殊”的精神，客觀地對待明朝一代儒學的各家各派，無論其學術傾向如何，皆兼容幷包，分別予以立案。《明儒學案》揭示了明代二百餘年學術思想發展的脈絡，條分縷析，珠聯壁合，渾然一體。黃宗羲還草創了《宋元學案》，此書經過其子黃百家和全祖望、王梓材先後續補才告完成，此外尚有萬斯同的《儒林宗派》十六卷，以圖表的形式列出“紀孔子以下迄於明末諸儒”，所載人物之多實屬空前，時間跨度超越了萬斯同以前的整個中國封建時代，這種對中國學術思想的大規模清理，在中國歷史上尚屬首創。邵廷采所撰《陽明王子及王門弟子傳》、《蕺山劉子及劉門弟子傳》也是有關明代學術思想的專著。
史學理論的研究
浙東學者對史學理論的研究最爲引人注目，如黃宗羲認爲歷史研究必須經世致用，萬斯同強調“生之謂變”，全祖望主張“旁羅博綜”和“推原其故”。而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提出的“六經皆史”，將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研究，再次推向高峯。章學誠認爲六經只是先王施政的歷史記錄，六經皆史的“史”，專指史學，而不是指歷史資料。六經所以皆史，是因爲其中有“史意”存在，他認爲編撰歷史，必須具有史意，併兼及“經世”之用，反對那種泥古不化，墨守師說，言古必勝今的論調。正是基於這種認識，章學誠從“六經皆史”、史學是“經史”之學立論出發，探討古今學術源流的演變，從而提出了一整套對史學的看法，如他認爲修史“必知史德”、“事溯已往，理闡方來”等。“六經皆史”這一命題的提出，不僅是針對當時脫離實際的考據學和空洞說教的理學的批評，而且繼承了黃宗羲等人經世致用的思想，改鑄了傳統史學理論，具有創立新時代文化的時代課題的意義。
對地方誌的編纂和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
萬經、全祖望參與編修的《乾隆寧波府志》，章學誠的《乾隆和州志》、《永清志》、《亳州志》等均當時的名作。尤其是章學誠對方誌學理論的構建。他認爲，“方州之志，考定成編，可以領諸家之總，而務國史之要刪”，方誌不僅具有爲撰修國史提供史料的功能，而且還有澄清史料真僞的作用。因此章學誠視“方誌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將方誌作爲地理專著，是中國封建社會史學家的正統觀點，從阮孝緒的《七錄》到清代《四庫全書總目》，都持此論。但章學誠將方誌作爲史學的一部分，這意味着方誌具有史的性質。也正因此，他對地方誌的史料採集、修纂方式和體例內容，都有系統的建議，對中國的方誌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而他的方誌學理論對現代方誌的編纂具有典範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