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東學派的學術思想是什麼樣的?他們的學術取向是“經世致用”，分爲“廣義浙東學派”(一稱“浙學”)和“狹義浙東學派”，下面本站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狹義浙東學派，指清初以黃宗羲、萬斯大、萬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學誠、邵晉涵等爲代表研究經學兼史學的經史學派，因這些代表人物均系浙江東部故名。清代浙東學派主要人物均爲浙東(今寧波、紹興)一帶人士，學派“影響後來最大者”多在史學，故也稱“浙東史學”派。黃宗羲是該學派的創始人和奠基者;
廣義的浙東學派，包括“狹義浙東學派”及浙江其他地區的學術派別，如宋代今浙中(浙江中部地區)以呂祖謙爲代表的金華學派，陳亮爲代表的永康學派，今浙南(浙江南部地區)以葉適爲代表的永嘉學派。(注：古以錢塘江爲界，分爲“浙西”、“浙東”，今杭嘉湖地區古爲“浙西”，而寧(甬)紹、臺溫、金麗衢地區均屬“浙東”地區)。
在公私觀念上
浙東學派認爲，“公天下”就是能使老百姓“各得自私、各得自利”的天下。崇公滅私雖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主導觀念，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公”是以政權來體現的，政權又以君主爲代表，因此，“公”到最後就歸帝王一人所有。幾千年來，這種公私觀念在中國社會一直佔據着正統地位。只是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到明後期，在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浙東地區，這種傳統的公私觀念纔開始動搖。這從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端倪。
第一，黃宗羲認爲：“古者，井田養民，其田皆上田也。自秦而後，民所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養民，使民自養也。”“民買田而自養，猶賦稅以擾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躋之，曰君父君父”。他從秦漢以來田產私有的土地關係中得出了天下是百姓的天下的結論，指出君王把天下當作自己的私產無疑是世上最大的盜賊。
第二，他從人生來就自私自利立論，認爲天下百姓和君主一樣，生來就有自私自利的權利，因此君主和天下人具有平等的權利。君主的所謂“公天下”也只是他自己的私，“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也。”
第三，他祭起上古三代的大旗，稱“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有公的天下就是統治者能全心全意爲百姓服務的天下，就是能使百姓各得其私、各得其利的天下。
在經濟觀念上
浙東學派以“切於民用”爲標準，揭示了“工商皆本”的合理性。歷代封建統治者都把“重本(農業)抑末(工商業)”作爲基本國策。明清時期，統治者更是變本加厲地推行這一國策，規定“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嚴禁棄農從商。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以黃宗羲爲代表的浙東學派從反對“重本抑末”的傳統經濟倫理觀念着手，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經濟思想。
黃宗羲說：“世儒不察，以工商爲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同時，他對那些爲奢侈迷信服務的商業又主張加以禁止，認爲“有爲佛而貨者，有爲巫而貨者，有爲娼優而貨者，有爲奇技淫巧而貨者，皆不切於民用，一概痛絕之。”黃宗羲以是否“切於民用”爲標準，對關乎國計民生的所謂“本”和“末”作了新的界定，在理論上說明了“工商皆本”經濟觀念的正確性，從而爲發展商品經濟提供了思想武器。
在富民觀念上
浙東學派主張民富先於國富。儒家的民本思想植根於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強調國家應以“保民”、“養民”爲最高職責。在爲何富民和怎樣富民的問題上，儒家主張：
一是要以農爲本，致富的辦法是“強本”、“務本”;
二是在富民的目的上把強國放在第一位，認爲富民是爲了強國;
三是在富民的原則上強調“不患寡而患不均”，提倡“均富”論。
而浙東學派的富民思想立足於發展商品經濟的要求，反映了新的時代氣息。首先，他們所重視的富已不是“本富”而主要是“末富”，認定“商賈”與“力田”一樣都是致富的正途;其次，他們認爲只有民富才能國富，“夫富在編戶，而不在府庫。”富國和富民，富民是第一位的。再次，他們反對國家打着抑兼併的旗號來壓制、侵奪富民的財產。黃宗羲一再強調，解決土地問題不能“奪富民之田”，主張對富民也進行授田，“聽富民之所佔”，反對均富。這種富民觀念顯然是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
在義利觀念上
浙東學派反對空談義理，主張義利統一。儒家義利觀的基本觀點是重義輕利。“浙東之學”被朱熹指斥爲“專事功利”。這說明浙東之學的“義利觀”是與發達的商品經濟要適應的，是與重實利講功效的社會要求聯繫在一起的。黃宗羲對孟子的“何必曰利”作了新的解釋，他認爲：其一，孟子所說““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正言仁義功用，因此是義蘊含利，義利統一的。其二，事功與仁義並未分別，“後世儒者，事功與仁義分途”，非孟子所說仁義。其三，他還認爲，“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是人的生存需要。人應盡其所能爲社會服務，但社會對個體的地位和權利也不應漠視。這就基本上確立了與商品經濟發展要求相一致的義利觀。
值得一提的是，浙東學派的這種公私觀、經濟觀、富民觀、義利觀，由於切合商品經濟社會的發展要求，因而從明清以來一直對浙東社會有深刻的影響，世代相傳，庶幾已成浙江人的文化自覺，而強調個性、個體、能力、功利、注重實際也成爲浙江人文精神的重要表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