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東漸，是指從明朝末年到近代的西方學術思想向中國傳播的歷史過程。其雖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來一直到當代的各種西方事物傳入中國，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兩個時期之中，歐洲及美國等地學術思想的傳入。
來華的西方人，包括傳教士、外交家、官員等，均對西學東漸造成影響。
1、傳教士
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學東漸中，傳教士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當時主要以天主教耶穌會爲主的傳教士們(較晚亦有方濟各會、多明我會等的教士)，在試圖將天主教傳入中國的同時，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學術思想，譯著了大量的西方學術相關書籍。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的有利瑪竇、艾儒略、湯若望等人。
在19世紀的西學東漸中，基督新教的教士也開始進入中國，天主教士也隨口岸的開放來往各地，他們成立教會學校、醫院，並開設印書館、設立期刊、並譯著大量各種書籍。對於西學的傳入有很大貢獻。
2、其他來華西人
除了傳教士之外，許多來華的官員、探險家等也成爲傳入西學的重要媒介，例如將領戈登對於中國洋務時期軍事的影響。主持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對於西方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譯介書籍、最早西方軍樂隊的引入都有影響。
出洋中國人
1、旅行家及商人及外交官
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國人隨傳教士到歐洲旅行，但早期都沒留下相關文字，因此對西方文化的傳入影響不大，最早有記錄的是樊守義(1682-1753)在康熙年間隨四位傳教士出使羅馬，寫成《身見錄》一書，描寫歐洲政治制度、建築、風俗等，對於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有不少影響，許多對利瑪竇等人著作存疑的中國學者，觀點開始有了轉變。乾隆年間的商人謝清高遊歐後所著《海錄》則更廣爲人所知，記錄歐洲的貿易、工藝、人民生活及世界地理。
鴉片戰爭以後，自行出洋的中國人更多，1840年代商人林針的《西海紀遊草》，記述其至歐洲及美國的記遊。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王韜在1867年出遊歐洲，1870年出版《法國志略》、《普法戰紀》二書;1879年出遊日本，影響其各種主張思想，商人李圭1876年至美國參與博覽會，寫下《環遊地球新錄》一書，成爲中國人中首位環遊地球一週的記述者，並對美國的學術科技的發展有所介紹。
而清政府也因洋務運動的推行，在1866年派官員斌椿等人考察歐洲12個國家，著有《乘槎筆記》;1868年至1870年由滿人志剛首次正式出使歐洲及美國，著有《初使泰西記》。此外，早年同斌椿考察的同文館學生張德彝，之後多次出遊歐洲，著有《航海述奇》共七部，對歐洲社會學術文化的描寫更加深入。
光緒年間開始設立駐外公使之後，有更多重要官員和知識分子出使歐美並撰寫遊記，且由於公使較一般旅行者停留較久，因此對西方思想文化的瞭解能更加深入，其中對中國思想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包括郭嵩燾、劉錫鴻、黎庶昌、曾紀澤、徐建寅、薛福成等人。甲午戰爭以後，中外交通大開，出洋變成很普遍的現象，因此不贅述。
2、留學生
近代中國的留洋學生起自於鴉片戰爭之後，早期的留學生，多爲港、澳地區教會學校的學生，進一步出外發展，1850年至美國耶魯大學讀書的容閎，1848年至英國愛丁堡大學的黃寬等, 即爲早期留學生的代表之一。容閎在學習中，感受到中國社會文化的不足，因此回國後，即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國學習西方事物，在他的爭取提議下，終於在1872年清政府選派第一批留美幼童，次年並有第二批，他們在中學畢業後，主要以西方的軍事、工業技術等學習爲主，雖然在1881年被改變政策的清政府招回，但他們對於西學的傳入有所貢獻，也影響往後的留學生的留洋，他們之中最著名的包括詹天佑、唐紹儀、樑諭等。
另一方面1875年開始，福建船廠及北洋水師學堂的學生也陸續被派至歐洲各國學習，對於晚清對西方海軍的學習有所貢獻，但其中最著名的嚴復反而不是在軍事而是其他西學的傳入有重大的影響。
相較於洋務運動期間留學生多爲官派且人數少而零星，甲午戰爭之後，首先興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資助及民間自行前往的留日學生出現，對於由日本學習西學有很大的助益。此外，1900年以後，由於美國歸還部分庚子賠款作爲留美的經費，使留美的留學生人數大爲增加。留學法國則在1912年左右，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發起勤工儉學的運動，使許多人得以留法。這些大量的留學生直接接觸到西方的教育，使能更直接能將西學傳入中國。
但後來這些留學生習慣了西方生活，相信天主耶穌並對清政府不滿，於是清政府嚴令禁止中國學生留學。
書籍的出版流通
西學書籍的翻譯和著述，是西學東漸相當重要的媒介，關於各種出版的書籍和簡介，見於後面的書籍列表以及各學科的相關內容，這裏主要探討書籍的出版和流通。
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中，雖然出現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譯的書籍，但這些書籍未能受到當時一般社會的重視，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發達的商業出版界，因此雖然西學書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僅流通於少數有興趣的士大夫階層。
19世紀初以來，首先開始大量出版西學書籍的是西方的教會組織。如1843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上海創建《墨海書館》。墨海書館出版了一個批關於西方政治、科學、宗教的書籍，如《新約全書》、《大美聯邦志略》、《博物新編》、《植物學》、《代微積拾級》、《代數學》，還出版中文期刊《六合叢談》，是道鹹年間譯介西學最重要的出版組織，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華書館等。
1887年由傳教事、外商組成的廣學會是另一個重要的西學出版機構，其出版翻譯的大量政治、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書籍，尤其在1895年以後成爲維新派如康有爲等人思想的重要來源。
另一類重要的翻譯出版機構，是由清政府在洋務運動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製造局譯書最多，影響最大，尤以科學技術方面書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館，則以國際公法、化學、法律方面的書籍影響最大。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開平礦務局、天津機器局、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等機構都設有翻譯出版的機構。
中國民營的出版社始自於1897年成立的商務印書館，由於商業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視較爲通俗的知識介紹，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書，同時由於其出版社分館及銷售點遍佈全國，因此對於將西學新知傳佈於更廣大的民衆，有很大的貢獻。其後於1912年成立與商務競爭的中華書局亦扮演著類似的角色。
書籍的流通方面，除了書局書店之外，各式的圖書館也在維新運動時期開始推展，希望能改變傳統中國官藏私藏書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最早是維新派人士在全國各地成立學會並藏書向公衆開放借閱，其中藏書除傳統學術書籍外，增加了許多西學書借。
公共圖書館則要到1902年清政府規定各大學堂要設立圖書館，而1905年纔有第一座大型公共圖書館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學書籍。其後各省也漸次成立。至民國時期，公私圖書館事業都更加發達，對於傳佈新學於民間產生不小作用。
期刊
雜誌報紙由於是定期出版，相較於圖書而言，對於傳播最新的西方知識有重要的角色。第一階段的西學東漸，尚無期刊的出現。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會期刊。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國耶穌會教士馬禮遜和米憐1815年於馬六甲共同創立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雖然不在中國發行，但有不少流傳入中國。中國本土則是1833年由荷蘭教士郭士立在廣州成立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計紀傳》，內容介紹西方文化、新聞、文學等。其後數十年間陸續有傳教士成立各種期刊，但大多延續時間不長(五年已算長)，發行量影響力也都較小。
1853年理雅各和麥華陀在香港創辦《遐爾貫珍》;1854年美國傳教士瑪高溫在寧波創辦《中外新報》;1857年墨海書館偉列亞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叢談》;1862年英國耶穌會士在上海創辦《中西雜述》;1868年由美國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中國教會新報》(1874改名《萬國公報》，廣泛介紹西方各種知識，其延續時間長，發行量大，是晚清傳播西學重要的媒介。1872年京都施醫院在北京辦的《中國聞見錄》是北京最早的期刊。此外1876年由英國人傅蘭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彙編》，是第一部科學專門的期刊，對西方科學知識的傳入具有重大影響力。
1895年甲午戰爭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種國人所創的期刊興起，多用於宣傳西方政治思想及學術，最早包括康有爲1895年成立的《萬國公報》(與林樂知所創同名)，1896年成立的《強學報》，同年梁啓超成立的《時務報》等，這些刊物的發行量及影響力，都遠超過早期的教會期刊，戊戌變法失敗後，1898年在日本橫濱創辦了清議報之後1901年因火災停刊，又創立《新民叢報》，同時革命派則在日本有《民報》，二報之間的互相爭論，激發起讀者們對於政治事務的熱心參與以及許多西方政治經濟社會理論的的認識。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熱潮減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著新的一種，以文化的討論爲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類似的期刊，對於民國時期西方思想的傳入產生的重大的影響。
報紙
報紙雖相較於期刊而言，多具有報導及商業性質而缺乏較深入的知識，但由於出刊時間快發行量大，有助於把西方知識和消息廣傳開去。影響力較大的報紙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報》，其內容除新聞、商務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學技術等的介紹。
1864年香港連續出版了《中外新報》、《近事編錄》和《德臣西報》中文版《華字日報》。其後，另一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1872年成立《申報》，之後成爲晚清民國的重要報紙，其內容雖然以新聞、奇聞爲主，但也包含對西方思想及消息的報導，以及在讀者投稿中對於中西文化接觸問題的討論(著名的是鐵路與風水的爭論)。
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世界上第一家中國人創辦的中文日報，王韜自任主筆,寫下大量鼓吹變法自強的政論。
在1895年以前，新式報紙的影響力仍然僅限於沿海口岸地區。但在1895後以後，這些報紙的發行量大增，如《申報》增加版面，發行地區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報紙開始出現競爭，包括上海的《新聞報》、《時報》，天津的《大公報》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報紙如《警鐘日報》，且各報紙開始漸由早期以文言爲主，轉而以較多接近口語的文字來吸引更多的讀者，不少白話報也在晚清全國各地出現，這些對對於西方新思潮的傳佈產生重大影響。
新式學校
明末清初，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職方外紀》中，曾對歐洲國家的學校制度加以介紹，但未受當時士人的重視，也未影響中國的教育。在晚清這波西學東漸中，西式的新學堂纔開始逐漸建立，併成爲學習西學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學校多爲西方人，尤其是教會所設。
最早的學堂爲1839年在澳門成立的瑪裏遜學堂，其後在的口岸廣州也有類似學堂成立。鴉片戰爭之後，教會學校才廣泛成立於各個口岸，天津條約之後進一步發展至內地，成爲早期西學在民間傳佈的重要管道。1876年徐壽、傅蘭雅在上海創立的《格致書院》，是較早的一所教授西洋自然科學的學院。
在洋務運動中，爲培育相關人才，清政府也開始成立新式學校，最早的是北京的同文館以及上海的廣方言館，其後在全國各地成立天文、電氣、醫學、軍事等專業的西式學堂，教會學校也在這期間得到進一步發展，並開始淡化學校的宗教色彩，都對西學的傳播產生重大作用。
甲午戰爭的刺激和戊戌維新的鼓吹，使得新式學堂大量出現，大量傳統的書院改爲新式學堂，而1905年科舉的廢除，更使得傳統的私塾失去了其主要作用而沒落或轉型，晚清新政中並正式採用西方學制來規範各級學校，其學習西學的內容也更爲廣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