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解讀，接着往下看吧~
東林黨在晚明政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這是一個特殊的團體，擁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張與爲學思想，對晚明的政治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東林黨的研究在過去一直是學界的焦點，但是從歷來的學術觀點看，學界對東林黨的問題卻沒有形成比較統一的觀點。
這一些分歧非但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而且還對晚明的政治文化研究有着深刻的影響。
所以如何深入地對東林黨進行研究，仍然是未來晚明政治研究中的一個重大課題。
本文正是居於這樣的出發點，從東林黨提出的政治主張這一方面來探究東林黨在晚明政治中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1一：東林黨的政治主張
首先，東林黨主張一條重要的政策，高攀龍認爲：
“天下大事，有益於國者則居於民者，權國爲重，則宜從之。有益於民者而居於國者，全民爲重，則宜從之。至於無懼國而有益於民者，則智者不再計較，仁者不俗諾而行矣。”
東林黨人認爲朝廷不能做到如此之說的原因，在於朝廷閹黨當權。
顧憲成認爲：
“明太祖罷免中書省而設置六部，唯恐其權力不散，嚴分以來內閣合六部而覽之，唯恐其權力不聚。散則互矜，權臣當道不得行其私，國家之利也。聚則獨 *，各個不得守其職，則權臣之利也。危機大重，於是乎在也。”
也就是說，東林黨人批判內閣應該只是論道之用的三公，而不應該將六部的權力集中於一人手裏，歸於一人所掌握。
所以，東林黨人在批判之餘就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就是當朝的權臣將權力歸還於朝廷，將政事歸還於六部。
這樣就自然而然地將矛頭指向了當時專權的閹黨，並且涉及到了兩千年來的中央集權制度。
顧憲成批判道：
“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人臣之司，謂之執掌。然必上請，奉旨而行。所謂權力，雖其自在，然非人臣者所能得而專業。是故職在於分，權者無所不統;權在於獨，指有所不伸。君臣之分於是乎在。”
由於時代的侷限性，東林黨人的思想只能指向內閣的專制，未能像後世者直指君主，但東林黨人已經做出開天闢地的工作。
其次，東林黨的政治活動有相當大程度上是針對黨派鬥爭的排斥異己，特別是東林黨發展的第三階段。
當時閹黨橫行，他們利用制度權力在當朝中排斥異己，並且取消地方勢力參與到朝廷 中來。
東林黨人進行了鬥爭，他們就主張召回那些被閹黨排斥在外的人，重新起用他們，其中自然包括東林黨自身舊有的成員。
在李三才爭立太子事件中，這一類人就有王學輝、鍾羽正、馮從吾、趙南星、薛敷教、黃正實、錢一本等人。
東林黨人擬出了自己的政治人員名單，當然這一批名單不可能得到閹黨的認同。
閹黨也由此加大江南一帶參與朝政的限制，以至於江南一帶的士人只能通過“破格”的方式參與到政治當中，倪元璐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東林黨人這種“破格錄用”的主張，一方面保障了江南一帶的政治利益，同時也符合其他地方的政治勢力的發展，與東林黨的要求相一致。
可以看出，東林黨與閹黨的政治鬥爭漸漸向畸形發展，進入了白熱化階段，也使東林黨自身染上了不良的政治鬥爭成分。
再次，東林黨對科舉制度的重視。
早期東林黨的成員大多是進士出身，都是參加過科舉考試，深切體會到科舉制當中的弊端。
在他們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影響力之後，他們提出了對科舉制度進行改革的建議，力求清除科舉制當中的弊端。
東林黨的代表人物葉茂才就提出了專門批判科舉舞弊現象的言論，說道“科場舞弊， 污人齒類，而內閣敢以原私弊之旨，以欺吾君”。
矛頭雖然仍是指向內閣獨*專制，但是卻關切到了科舉公平的問題，批判消除以舞弊而中舉的不公平現象，這無疑是進步的一舉。
甚至顧憲成提出了更進一步的言論，認爲在科舉考試當中不應該有任何的政治勢力參與，說道“上不得私其下，下不得私其上”。
顧憲成強調了科舉考試的公平性，認爲國家通過科舉取士應該不得分貴賤，不得分等級差別。
每一個士人都應該得到公平的取士機會，科舉就應該是“士亦何擇於等級也?貴而取之，賤而不取，唯其當也?”
東林黨對科舉的公平主張在當時具有現實意義，即使是今天看來也極具現代意義，政治勢力不應該干涉教育考試，這纔是真正的平等。
而東林黨當時的現實意義在於打擊當權貴族培養自己的政治勢力，同時也爲較爲底層的階級創造平等參與政治的條件。
所謂貴者指的是世代當朝爲官的權臣，就像當今流行說法“官二代”。
而賤者則指的是底層寒門，包括從事商品經濟事業的人，這與現代有部分差別，在中國古代從事商業是末流，是十分被瞧不起的。
東林黨從底層起來，故也考慮、維護着底層的政治利益。
最末，東林黨的成員主要由知識分子組成，而知識分子一向擁有敏銳的洞見能力，他們看到了明朝晚期極可能會產生階級矛盾，產生社會危機，爆發農民大起義。
東林黨對當時隱含的社會危機極其敏感，他們認爲這些危機的存在都是極其迫切的，從而要求當權者停止所有逆行倒施的政策。
東林黨的首腦人物李三才指出“遼左危難，必難永保狀”，直至二十多年之後，社會危機越來越嚴重。
高攀龍也指出了國防的險情四伏的狀態：
“後金長驅直入與否不可測也，山海關能堅守與否不可測也，各地日保無疏與否不可測也，西域之寇保無乘虛而入者不可測也，而我朝之所防備者泛泛然，日復一日而無可收拾也，其坐以待斃而已哉”。
東林黨人深刻指出了邊患以及農民社會潛伏的危機，並且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就是蓄意破格錄用人才，不斷加強軍隊訓練才能挽救危局。
歷史事實證明東林黨對時局的判斷是極其正確的，李三才預言了農民社會潛伏的危機之後，不到三十年之內果然全國爆發了浩浩蕩蕩的李自成農民大起義。
而高攀龍指出了邊患之後不到二十年之間，清兵果然從山海關長驅直入，直搗北京。
由此可以看出東林黨一批知識分子在時局預見上，極具眼力。
二：東林黨提出這一些政治主張的內因及其影響
東林黨之所以提出一系列的政治主張，有其深刻的內在原因，主要來源於東林黨的爲學思想。
這是一批具有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們救治社會，力挽狂瀾，主要是意識到了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畸形發展。
從內在思想的層面上看，東林黨的產生是必然的，可以說是當時特定時代的產物。
因爲傳統的儒學思想發展到明朝中後期，開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在外部受到佛教、道家思想的圍剿，在內部則流於王陽明後學的泛濫，形成了一種內憂外患的思想局面。
當時王學後學有王畿的言論流於空玄，有李贄的言論流於狂禪，破壞了儒學傳統思想的嚴整性，他們的學說十分普遍流行，幾乎遍及天下。
即使東林黨人本身就有大部分是出於這兩派之後，當然他們自己是不太願意承認，而且還反其道提出“宗朱”的旗幟。
東林黨人是第一批批判王學後學之風的思想家，所謂“天下治亂，繫於人心，人心正惡，繫於學術，法度風俗，性情罰省，進線退不肖，舍明道而其道無由”，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東林黨人對王學後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心性論與功夫論上，特別是功夫論。
王學後學用王陽明晚年四句教的“無善無惡”爲出發點，大加發揮，混淆了是非善惡，泯滅了“君子”與“小人”之間的界限區別，導致了任由人性情感的泛濫，使道德淪喪，社會風氣變壞。
當時的學人只管空談坐禪，而不事工夫，東林黨人對這一點可謂痛心疾首，所以打出“宗朱”的旗號，爲的就是高舉程朱一派的嚴謹的修養論。
所以東林黨從學術入手，正人心，重綱常，顧憲成說道 ：“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
這一句話就囊括了心性論與工夫論兩個重要方面。
關於王畿持“無善無惡”的言論，到東林黨則高舉“性善”的旗幟，反對人的本性無善無惡之說，從應然的層面重新規定了人性的善惡問題。
而後半句則主要是工夫論，李贄的“狂禪”一派任由情慾流淌，而不加制止。
東林黨人重提工夫論，注重工夫修養，從“小心”二字入手，認爲在與人待物時需要小心，在獨處時一樣需要小心，時刻保持着謹慎敬畏的心態，維護了傳統儒家思想的綱常倫理道德，並以此爲救世的良方。
東林黨人在思想上是選擇性地採取前賢的觀點，而深刻批判王學後學的流弊，儘管他們在思想上沒有創見。
但是在當時王學後學佈滿天下的狀態下，卻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價值。
也正是有着這樣經世致用的思想作爲一切行爲實踐的出發點，東林黨才能夠在晚明的政治領域當中提出一系列立足於經世致用的政治主張。
這可以說是東林黨提出他們政治主張的內在原因。
在東林黨的影響下，他們的政治主張以及思想價值深入人心，崇禎帝一就位就剷除閹黨，其中就有着東林黨人前期的政治影響。
並且由東林黨人講學佈道，他們的學說思想廣泛地影響了當時的知識分子，注重經世致用的精神從此根植於士人心裏，士人也開始發奮於學問與修養，用實際的行動報效朝廷。
從大的方面上講， 在東林之後雖然東林黨不復存在，但是有復社繼承着東林黨的餘 緒，復社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後東林黨”時代。
東林黨挽救人心，扭轉晚明學風，使人民大衆重拾傳統道德，維護了良好社會秩序。
並且東林黨人十分重視士大夫剛毅的氣節，這樣的精神深刻影響了明末思想家的思潮。
包括劉宗周與黃道周兩人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東林黨人影響。
正是有這一批註重氣節的知識分子所在，大明雖不能抵擋清兵入關，但是忠於大明的人遺老卻數不勝數。
可以說在相當大程度上，這是東林精神的傳承與發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