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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朝司馬氏看出士族對統治的危害,但無力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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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朝(266年~420年)是中國歷史上的朝代,上承三國,下啓南北朝,分爲西晉與東晉兩個時期。其中西晉爲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王朝,東晉則屬於六朝之一,兩晉共傳十五帝,共一百五十五年。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司馬炎接曹奐禪讓登基爲帝建立了一個存在僅五十三年的西晉王朝,而這次禪讓距離曹丕代漢僅過去四十五年。禪讓成爲的帝王的血咒,三國兩晉南北朝四百餘年的民族至暗時刻經歷了足足十六次禪讓。

禪讓,從中樞改朝換代,相比劉邦、朱元璋這樣的辛苦打拼要容易太多,但也意味着新王朝是一場不徹底的革命,通過禪讓,新王朝也被迫繼承了前朝的積弊,而曹魏代漢到西晉代魏,短短几十年的兩次禪讓決定了西晉繼承了東漢、曹魏兩朝的積弊,這纔是西晉國祚短暫的真正原因,而這個積弊就是高門士族。

晉朝司馬氏看出士族對統治的危害,但無力改變

開國即有亡國相

中國封建王朝歷代開國皇帝基本都是勵精圖治的英武之君,而唯獨晉武帝司馬炎是個例外,從開國之日起,司馬炎就開始了賣官賣爵,只要有錢死囚亦可破財消災。

司馬炎曾問國子監祭酒劉毅:“你認爲漢朝哪個皇帝能與我比?”司馬炎滿心期待的等待劉毅回答漢高祖、漢文帝亦或漢景帝,結果劉毅的答案是:“漢恆帝、漢靈帝 二者賣官入國庫,而陛下賣官入私庫”。這無疑是辱司馬炎爲亡國君,司馬炎只能自嘲道:“桓、靈二帝可無人敢如此說話,你敢這麼說,足見我比他們強”。

其實賣官賣爵的司馬炎也有他的無奈,東漢亡於士族,曹操雖畢生都在防備士族,但曹丕爲讓士族支持其代漢放開了管控,而河東世家司馬氏代魏又爲了獲取士族支持給予了他們更大的空間和權利。這導致西晉立國皇帝就基本喪失了人事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既然任官的都是士族,選官皇帝說了也不算數,那司馬炎索性以賣官來彰顯人事選拔中的皇權。

反正中原士族也足夠有錢,他們多有錢呢?

西晉著名典故“石崇鬥富”中的石崇官不過五品散騎常侍,只是一個低級士族,他的財富甚至不依靠祖產,而是在自己的地盤(荊州)靠私自設卡收稅就積累下恐怖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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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更高等的士族財富可想而知,這造就了西晉社會風氣的浮華與黑暗,爲官必貪,官官相護,斗升小民生活暗無天日,永無出頭之日。

士族的叛徒

司馬氏在篡位前就是頂級士族,本與天下士族休慼相關,但是掌握皇權後,司馬氏立刻背叛了士族,身爲士族,他們非常清楚士族對皇權的侵害,因此司馬氏決然地走上了反士族的第一線,司馬炎率先出招——佔田制。

曹操起兵於中原,這裏是當年黃巾軍、袁術亂軍霍亂最嚴重的的地區,因此曹操反而在這裏進行了最徹底的革命,將無主之地收歸中央實施屯田制,而屯田幫助曹操在財政上奠定了稱雄天下的基礎,同時屯田的土地、人口與資源產出成爲曹氏對抗世家的核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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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曹操後來的繼任者在對士族的一步步讓步中,屯田制徹底崩潰了,田地被士族侵佔,屯田客淪爲士族部曲。自此士族擁有了人事權和大量的土地財富,並以此聚集了大量私人部曲。

司馬炎對士族的宣戰就從土地開始,佔田制其實很簡單:爲天下士族劃定了佔田的大小,如一品大臣只能佔用五十頃土地,多餘的土地按規定在很長的時間裏逐步的交還給中央;同時規定士族的私人部曲脫離士族可獲得政府給予的七十畝土地,作爲代價分田的農民必須爲國家承擔兵役。

這是針對士族的一石二鳥之計,一方面剝奪士族過多的土地,另一方面剝離士族的部曲,爲國家增加兵源。而爲了推行佔田制,司馬炎大封司馬氏爲王,掌地方軍政大權來保障變法。

在佔田制之下,西晉官方登記的人口從太康元年的二百四十萬戶恢復到了太康三年的三百七十七萬戶,復甦的小民給社會帶來了活力,司馬炎執政初期甚至史稱“太康之治”。

士族的反擊

佔田制讓天下士族陷入了慢性死亡之中,司馬炎畢竟開國皇帝,改革手段也溫和,士族沒借口展開與皇權的暴力對抗,但士族的反擊也足夠凌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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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和皇權的矛盾在帝國繼承人問題上得到了集中的爆發,士族以嫡長子的合法性爲由一手主導了“白癡皇帝”司馬衷成爲太子,並給太子安排了來自平陽士族的賈氏,而這位賈氏的父親賈充就是手刃說出“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魏主曹髦。

司馬炎又何嘗不知道司馬衷的情況,但是上天給他的時間太短了,馬上皇帝劉邦尚且尚且用了四代皇帝八十多年之功才削除諸侯王,而司馬炎只有十年推廣佔田制。

當然司馬炎也留下了自己的後手,他將所有希望寄託在孫子司馬遹之上,此子生性聰穎且爲宮女所生,與士族沒半點關係。但司馬炎沒有想過,自己尚無法決定繼承人,那麼他的白癡兒子難道又能決定了?

爲了保障司馬衷繼承的江山與佔田制的推廣,司馬炎臨死之時留下遺詔命汝南王司馬亮入朝爲輔政大臣,但遺憾的是司馬炎臨終前被士族隔離,遺詔被他的皇后楊氏篡改,改爲其父楊俊輔政。

一代開國皇帝,卻被士族玩弄於鼓掌之間,這冥冥中註定了西晉的失敗。

黑暗的開端

司馬炎死後,士族不僅掌握了土地與財富,還掌握了晉惠帝司馬衷。天下已經沒什麼人可以制約士族的繼續擴張了,掠奪從此也失去了底線;佔田制馬上被廢棄,汝南王司馬亮、楚王司馬瑋先後被殺,而司馬炎相中的未來繼承人司馬遹也死於賈后之手。

社會頓時黑暗到了極致,《晉書》中記載這個時代:“及居大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賄賂公行,忠賢路絕,天下謂之互市”,沒有史書常見的春秋筆法,用瞭如此血淋淋的文字來闡述這個黑暗的世界。

這也造成了兩晉文學作品中透露着濃厚的避世之風,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就是其中佼佼者。

當天下利益已被瓜分完畢後,最終的兩個龐然大物皇族和士族即將展開最終的較量了,永康元年,趙王司馬倫率先舉起大旗,掀起了長達十六年的“八王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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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與火的戰爭中,本就薄弱的“太康之治”的家底須臾灰飛煙滅,百年前被董卓付之一炬的洛陽再次成爲一片焦土,更可怕的是兩個中原最強者之間的火拼,兩敗俱傷,中原再無力量抵擋異族入侵。

南匈奴、鮮卑、羯、羌、氐等遊牧民族紛紛涌入中原,在此後短短一百三十年內建立了多大十六個國家,這纔是真正的天下大亂,皇族、士族、平民在此刻真正人人平等,在異族屠刀下苦苦乞活,河洛一代盡成廢墟,洛陽廢墟中常有豺狼出沒……

而殘餘的皇族與士族奔逃到了長江以南組建了割據小朝廷,從歷史的角度上來說丟失大片疆土後的小朝廷往往一闋不振,比如此前的戰國楚,此後的南宋,但神奇的是這個江南小朝廷東晉相比西晉卻更有一番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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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來源於東晉皇族對寒門武士的提拔與士族間的內訌(江南士族與北方流亡士族),只是無論司馬氏怎麼做,其得位不正的隱患始終存在,朝廷文武對司馬氏當年所爲有意效仿,哪怕提拔起來的寒門,其目標也是成爲新的士族,因而兩晉皇權始終不盛,而當皇權的極致衰弱之時也就是東晉滅亡之日。

兩晉司馬氏看到了士族對統治的危害,但是他們自己就是士族出身,立國也採用了禪讓的捷徑,這種捷徑造成了兩晉爛到骨子裏的矛盾,面對這一切,兩晉皇族有一種無力改變的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