顒琰原名永琰，清朝第七位皇帝， 還不知道的讀者，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清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初三，中國歷史上最長壽的皇帝，也是執政時間最長的皇帝(加上當太上皇的4年，合計執政64年)，清高宗、乾隆皇帝駕崩，其繼任者，已經當了近四年皇帝的嘉慶皇帝得以開始掌握權力。
乾隆駕崩後，嘉慶面臨的問題很多，內部國庫空虛、權臣當道、官員腐敗，外部則是湖北、四川、陝西等數省陷入到白蓮教起義的動盪中，形勢十分嚴峻。
爲此，希望有所作爲的嘉慶打出了“鹹與維新(除舊更新)”的旗號，試圖革除一切乾隆朝遺留下來的弊端。
爲了自己的新政能順順利利，嘉慶將去“壅弊(隔絕矇蔽)”放在了首位。
嘉慶把乾隆朝晚期開始的清朝衰退現象，歸咎於以和珅爲首的乾隆親信寵臣們上下“壅弊”，使得真實下情不能完全展現在皇帝面前，導致皇帝決策失誤。
比如，在賜死和珅後的第二天，嘉慶就專門發出上諭，表示幹掉和珅，不爲別的，就是因爲和珅隔絕聖聽，至於他其餘的罪狀，都是小事：
和珅任事日久，專擅矇蔽，以致下情不能上達。若不立除元惡，無以肅清庶政，整飭官方……朕所以重治和珅之罪者，實爲其貽誤軍國重務。而種種貪黷營私，猶其罪之小者。是以立即辦理，刻不容貸。
不僅如此，隔天后，嘉慶再次發出上諭，把白蓮教一直未徹底剿滅的責任也歸咎於和珅矇蔽聖聽：
教匪滋事以來，今已三載，尚未蕩平。揆厥所由，總因和珅壓擱軍報，諸事擅專，于軍務每多掣肘。以致各路軍營不敢以實入奏，觀望遷延，日久不能蕆事。
連續兩道上諭，着重說明和珅“壅弊”皇帝的行爲，這或許是幫乾隆甩鍋，也或許事實就是如此。
總之，嘉慶以此作爲和珅最重要的罪狀公佈天下，也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去“壅弊”運動。
要去“壅弊”，最方便快捷的方式，自然是廣開言路，並且，讓言論直接通到皇帝的耳邊和眼中。
在清朝，下面上呈的奏摺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明奏，還有一種是密封奏摺(非皇帝對其親信臣子特許的那種必須直達皇帝面前的密摺奏事，是一定級別以上官員本就有的，公開的一種上奏權力)。
密封奏摺都是彙報比較重要的大事，上奏官員認爲應該減少獲知羣體，其中包括檢舉同僚或上司等，一般來說，密封奏摺都是直接呈報給皇帝。
但至乾隆朝後期，地方或低級官員上奏的密封摺子，卻是先遞到所屬的有司部門，或到軍機處，然後纔到皇帝跟前。
這大概是因爲乾隆皇帝年紀太大，精力不如以前，也或許是乾隆皇帝信任軍機大臣，如和珅等，經乾隆特許後導致的現象。
特別是和珅主掌軍機處時，更是專門規定，任何奏摺，包括密封奏摺，必須先以“副封”關會軍機處。
這就給了下面矇蔽皇帝的可能，有不利於本部門或上司的摺子，下面會先壓下來，私下運作後，再決定是否給皇帝看。
因此，皇帝看到的奏摺，大多是各部門及軍機處篩選後的奏摺，對真實情況的瞭解，就有所偏差。
即使皇帝還是通過密封奏摺知道事情的真相，在時間上，也落後於下面，要處理時，下面也早就做好了應對的準備。
故而，嘉慶堅定地認爲“封章言事，原以兼聽並觀，理宜直達朕前，用資採納”，並對此引發的弊端，大加批判：
若先經拆閱，安知封內非有關係要事。或即告訐本人，亦未可定。如系本人被訐，即可私行壓擱，不爲呈遞。或系告訐督撫，而遇有素相交好者，亦可代爲隱匿。似此扶同矇蔽，豈不又爲和珅之續乎?
嘉慶爲此特別要求：“嗣後遇有呈控事件……儻系本人自行緘封，即應將原封呈覽，不許私自拆閱。即所遞封章內或有違悖詞語，亦與轉奏之人無涉，以杜壅弊而昭慎密。”
之後，嘉慶爲削弱軍機處的權力，防止軍機處如和珅主掌時那樣矇蔽聖聽，強化皇權，還特別強調：“亦不得將所奏之事預先告知軍機大臣”。
嘉慶最終是把矇蔽皇帝視爲自己治天下之道的大敵：“治天下之道，莫要於去壅弊。自古帝王達聰明目，兼聽並觀，是以庶績鹹釐，下情無不上達。”
在嘉慶的重點關注下，言路大開，嘉慶親政之初的政治風氣煥然一新，《嘯亭雜錄》中就寫道：“一時言官皆有丰采，指摘朝政，改如轉圜。”
但言路大開，特別是在皇帝的鼓勵下，也意味着官員們想說啥就說啥，想給皇帝說什麼就說什麼。
部分官員爲讓皇帝記住自己，“往往不爲國計民生起見”，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也經常遞到皇帝跟前，還有部分低級官員“身居卑賤，逞意瀆陳”。
因此，不是所有的官員都贊同嘉慶廣開言路的舉措。
當時，有一位叫洪亮吉的翰林院編修就專門上了一封奏摺，即著名的《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啓》。
在這份奏摺中，洪亮吉對嘉慶的廣開言路政策予以批評，認爲嘉慶對密封奏事的賞罰不明：
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勵精圖治，當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盡法也。用人行政，當一改權臣當國之時，而尚未盡改也......風俗則日趨卑下，賞罰則仍不嚴明，言路則似通而未通，吏治則欲肅而未肅。
洪亮吉在其奏摺中還認爲，嘉慶“自具封章，直達朕前”的廣開言路形式，會導致“視朝稍晏，恐有俳優近習之人熒惑聖聽”，應該將密封奏摺上書恢復到以前的“各處(各部門或軍機處)投遞”的方式。
這是對嘉慶引以自豪的大開言路及勤勞理政的最直接反駁，洪亮吉的奏摺因直接批評皇帝，即“匡及朕躬”，觸怒了嘉慶，被刑部判定斬決
但嘉慶不能真殺掉洪亮吉，因爲官員上書言事，是嘉慶自己鼓勵的，不論對錯，或指責的是誰，都在許可的規則以內，所以，嘉慶不得不把刑部判定的斬決，從寬改爲發配伊犁。
不過，即使嘉慶沒有殺掉洪亮吉，他畢竟還是在嘉慶鼓勵廣開言路時，成爲“因言獲罪”的官員，對嘉慶廣開言路的革新，打擊頗大。
至洪亮吉被處理後：“言事者日見其少，即有言者，皆論官吏之常事，而於君德民隱休慼相關之實，絕無言者。”
官員們爭相上書言事的勢頭，因洪亮吉案戛然而止，嘉慶不得不再次更改對洪亮吉的處理，在其被髮配到伊犁僅三個月後，就把他放回原籍。
至此後，嘉慶雖然依舊堅持言路暢通的行爲，但會經常對“科道中每有條奏失當”的情形降旨駁斥，強調官員上奏要“權衡事理”，也算是對無節制的廣開言路，實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糾正。
至於嘉慶的廣開言路，及之後的糾正，是否能真正挽救清朝的衰落?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不可能，清朝的積弊絕非僅僅是廣開言路所能救，嘉慶最終也沒能止住清朝的繼續衰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