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印案，發生在明代洪武年間，與胡惟庸案、郭桓案、藍玉案並稱明初四大案，多達數萬人因此案獲罪。所謂“空印”，就是在文書上預先蓋上印章，需要用時再填寫上具體內容，這本是各地官員爲了完成差事的一種權宜之計，卻不想竟然釀成巨案。此案在當時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相當程度的重視。那麼，“空印案”爆發之後，明朝又是如何解決“空印”問題的呢?接下來本站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空印案”的根源問題：地方官員爲應對覈查的無奈之舉
由於明太祖朱元璋起於微末，對於元末以來官府的黑暗和官員的貪婪可謂深惡痛絕，爲此甚至多次發表對“胡元制治”的不滿，因而在大明建立之後，爲懲治貪腐便制定了很多律法和措施，但這種立法本就是在探索之中，因而有着很多的漏洞和不足，“空印案”的爆發便是源於此。
明朝規定，朝廷每年要對地方的財政收支、稅款賬目進行覈對覈對、清查。而在審覈中，則要求地方提供的賬目必須與戶部數據完全相符、分毫不差，如此纔可以結項。如果其中有任何一項不符，整個賬冊便要被駁回，由地方重新填報、加蓋印章，直到覈對準確爲止。
由於當時各地上繳的乃是糧食，而糧食在運輸途中又難免出現損耗，這便導致地方與戶部的數據往往出現問題。結果便是，那些報賬的官員通常要來往幾趟才能完成賬務審覈，可古代交通實在不便，距離南京較近的江浙地區還好，雲貴、兩廣、晉陝、四川官員可就遭了殃，如果多跑幾趟，搞不好一年就過去了。
不僅路上耗費時間，重新覈對填報賬冊也是個極爲麻煩的工作，古代不像現代改數據只要敲幾下鍵盤、重新打印就好了，賬簿的重新覈算、填寫、修訂可謂耗時耗力。
於是，爲了確保賬務覈查工作能夠順利完成，各地派往戶部的官員，便往往會攜帶一些事先已經蓋好印章的空白書冊，到戶部之後如果賬目不符，便可就近重新修訂填寫，從而大大節省了時間。
這種做法雖然不合規矩，然而由於這是本就是從元朝遺留下來的做法，再加上從未被明朝明令禁止過，因而各地官員便也沒有將此放在心上。但令人沒有想到的是，這種做法竟然引發了一場空前劫難。
“空印案”的全面爆發：地方多達數萬官員慘遭牽連
洪武九年(另說洪武十五年)，明太祖朱元璋偶爾發現了加蓋印章的空白書冊，於是命人予以徹查，“空印案”就此爆發。得知事情原委後，《明史》記載朱元璋的反應是“盛怒”，直接將其定性爲欺罔行徑，下令將相關官員全部逮捕治罪。
根據《明史·刑法志》的記載，朱元璋下令將各級主印官員全部處死，副手以下則杖一百、發配充軍。於是，各省布政使以下，各府、州、縣手握印信的官員全部被殺，各省左右參政、府同知、通判，州同知、判官，縣丞、主簿等副官全部被杖刑後充軍。
方孝孺在《葉鄭傳》中則記載，“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竟殺空印者”。在懲處各地主副官的同時，朱元璋認爲各地監察官員和言官也沒有盡到職責，竟然幫助地方官員欺君罔上，於是又有大量十三道御史言官因此獲罪。
根據吳晗的《朱元璋傳》、《國史概要》和《明史·刑法志》等記載，因“空印案”獲罪被殺和株連的官員，至少達到了三四萬人。
其實在這件案子中，朱元璋之所以如此惱怒，除了官員本身存在違規現象之外，更爲重要的是朱元璋認爲這對明朝或者說自己的統治，構成了一定威脅，同時爲了根除朝中的一些弊病，因而纔會懲處如此之重。
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爲了新政落實。朱元璋本就是位疑心較重的皇帝，而“空印”事件存在時間如此之長，卻始終不爲自己所知，這不能不令他懷疑地方各級官員存在相互勾結的現象。尤其是戶部對於這種做法的默認，豈不是讓他的這種賬目覈查形同空氣?這簡直就是一種欺君罔上的行爲，爲了新政的推行，他也必須對此予以嚴懲。
二是防止耳目閉塞。雖說“空印案”中官員們只是相互包庇，頂多也就是各級官員從中貪污，可是如果地方出現叛亂呢?如果地方官員仍然將他這個皇帝瞞在鼓裏，導致朝廷無法及時做出應對，那可就要天下大亂了。尤其是具有監察各級官員職責，擁有風聞奏事之權的言官對此也拒不上奏，豈能不讓他擔心。
三是杜絕元朝弊政。前文說過，朱元璋對於“胡元制治”本就極爲反感，對貪官污吏更是極爲惱恨。如今，各地官員爲了應付審覈，竟然敢於沿用元朝以來的弊政，他不得不對此予以警示。同時，如果對“空印案”網開一面，誰又敢保證各級官員以後不會利用去貪污?以朱元璋對貪官的態度，豈會不予以嚴懲。
“空印案”事後發展：律法修改後官員只得被動接受
“空印案”爆發之後，湖廣按察使僉事鄭士元也被牽連入獄，但不久後便又被放出。同年，因發生星變，朱元璋下詔求言，鄭士元的弟弟鄭士利便針對“空印案”上書，對“空印案”爆發的原委以及新政存在的問題，予以了詳細描述。
針對“空印案”，鄭士利提出了四個觀點：一是空印賬冊蓋的是騎縫印，每張紙上印記並不完整，這種加蓋了印章的白紙即使流散出去，也難以成爲憑據，更何況這種加蓋了印章的白紙，也是很難輕易流出的。因此，基本不會有官員利用空印紙去弄虛作假、危害百姓。
二是錢糧這些賬目數字，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出入對錯，最後戶部說了算。而部省距離遠的六七千裏，近的也有三四千裏，一旦出錯，往返差不多就要一年時間。先印而後書，乃是權宜之計。
三是國家立法必須要有明確的法律，從而使得朝廷能夠根據法律來懲處違法者，然而此時朝廷律法之中，並沒有針對空印的法律，大家一直以來都是這麼做的，卻沒人告訴他們這麼做是有罪的。如今懲治如此之嚴，豈能服人。
四是國家培養一個合格的官員本就很難，而能夠做到省府級官員的，更是需要數十年的培養才行，如今牽連如此之廣，對朝廷來說是個嚴重的損失。
鄭士利本想着能夠趁此機會，能夠勸說朱元璋放棄株連，誰知朱元璋看後卻是大怒，命令於是追查其幕後主使者，雖然最終沒能查出幕後主使，但鄭士利還是被流放。而那些受“空印案”牽連的官員非但沒有得到赦免，就連已經釋放的鄭士元也受此連累被抓起來流放了。
那麼，“空印案”之後，朝廷對於這種賬務審覈是否有調整呢?各地官員此後又是如何應對這種審覈的呢?
可以確定的是，朱元璋雖然知道這種審覈方式，的確存在一定的問題，可當時卻又沒什麼好的辦法能夠解決，於是只好繼續依舊制繼續沿用了下去。而各地官員雖然苦惱，可爲了自己的腦袋着想，也只能繼續照章辦事，而且也沒人再敢使用空印的法子了。
要說唯一改變的，那就是朱元璋直接將“空印罪”寫進了《大明律》。《大明律·刑律·詐僞·詐僞制書》明確規定“空紙用印者皆絞;察院、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衙門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餘衙門者，杖一百、徒三年;未施行者，各減一等;若有規避事重者，從重論”。
到了明世宗朱厚熜年間，甚至對此再一次重申，《明世宗實錄》有載，“時有詐爲察院文書畫押者，事發...詔三法司會議。於是...因事按律議列四款以覆，謂...及空紙用印者，亦當以其餘衙門罪之，此當申議者三...悉從之，著爲令”。
明初時期，由於朝廷對賬務覈查的相對較嚴，即便賬務中的問題難以避免，各地官員也只好派人來回跑腿了，好在不用自己跑腿。不過，明朝中期以後，這種覈查也就相對寬鬆了不少，地方官員也就沒有那麼鬱悶了。
與此同時，明太祖朱元璋雖然對官員比較苛刻，可自朱元璋之後，官員們的待遇也算有所改善，其中便出現了一個叫作“耗羨”的東西，也就是官員們可以在正稅之外再加收一筆附加稅，明朝中期時“耗羨”達到了正稅的兩到三成。如此一來，官員們在運送賦稅時，便可不動用正稅，而以“耗羨”來支付損耗，如此便也降低了審覈時出錯的概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