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春秋時代的長期戰爭，許多小的諸侯國不復存在，幾個大的諸侯國日益強大，爭戰不休。到了戰國時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諸侯國爲獲取更多的土地、財富和人口，彼此之間不斷開展兼併戰爭，爭奪生存空間。戰況空前慘烈，各國統治者都在尋求在競爭中生存下來的辦法。
克敵取勝之道，首在富國強兵，諸侯國的統治者們爭相延攬人才，不斷調整國策，希望用最短的時間來達到目的。變法的星火，以不可遏止的燎原之勢在各國蔓延開來。
春秋大國晉國的分裂，讓戰國時期的國君們開始防備那些世卿大族，他們日漸強大的勢力，對國君形成很大的威脅。各國國君迫切需要建立起一支完全忠於自己的官僚隊伍。於是，一些出身下層、沒有根基而又才華橫溢的士人，成了國君們付以重任的首選。
由於君主們對人才的渴望，戰國時期，一個早上還默默無聞的士人，很有可能晚上就已經腰佩金印在朝堂上呼風喚雨。貧富窮通的落差，吸引着士人們前仆後繼地爲自己找一個“好東家”。
在當時士無常主的觀念下，士人並不需要對君主從一而終。誰賞識他，他就爲誰效命。人才在各諸侯國間流動頻繁。有些人甚至做出對“老東家”不利的行爲，這在當時都無可厚非。
《史記》中記載，腳穿草鞋，肩掛雨傘，土裏土氣的虞卿，去遊說趙孝成王，第一次會面之後，趙王便賜給他黃金百鎰，白璧一對;第二次拜見趙王，虞卿就擔任了趙國的上卿。
窮困潦倒，在家裏吃口剩飯都要遭白眼的蘇秦，當遊說列國推銷自己成功，組建合縱聯盟後，很快就當上了合縱長，身佩多國相印，一怒而諸侯懼。軍事家孫臏，先在魏國效力，因受龐涓迫害，遭受臏刑，身體殘疾，後在齊國使者的幫助下投奔齊國，被齊威王任命爲軍師，輔佐齊國大將田忌兩次擊敗龐涓，奠定了齊國的 霸業。
商鞅，原本是魏國大臣公叔痤的家臣，在魏國不受重視，輾轉到了秦國，通過變法使秦國成爲戰國後期最富裕強大的國家。通曉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的吳起，在魏國主持軍事改革後，雖大敗秦軍，但因受魏武侯猜忌而投奔楚國。親身經歷了魏國變法的他，被楚悼王指派主持楚國變法，站在了權力的 頂端。
制度的變化，帶來的是社會風氣的鉅變。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寫道：“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
明末清初的傑出的思想家、經學家、史地學家和音韻學家，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爲明末清初“三大儒”
當諸侯們摒棄出身背景，而以人的才能爲原則選任自己的官員時，出身貧寒的人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布衣卿相”“養士”成爲戰國時代獨特的風景線。遊士們遊走於各國之間，完全不提禮義廉恥，純粹從利的角度爲君主和權臣出謀劃策。
在士無常主的戰國時代，國君們紛紛開出優厚的條件，吸引人才前來投奔。一時之間，“禮賢下士”和遊說君主成爲風氣。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如果一個國家的尊賢養士工作做得好，那麼這個國家就一定會強盛起來。
歷史學家許倬雲教授研究發現，進入戰國，那些在春秋時期叱吒風雲的世卿顯貴家族，除少數成爲新的諸侯國君外，已經蕩然無存。他發現，與春秋時期各國執政都出身於特定的世卿家族、國君基本上無權任命執政不同，戰國宰相一類高級官員多是由本國國君任命，宰相或者由國君最親近的子弟姻親擔任，或者由出身寒微、不屬於任何大家族的士人擔任。和春秋時期的世卿相比，戰國宰相不是終身職，也沒有固定的任期。他們必須依託國君，以執行國君的權力。
春秋時代，教育由貴族壟斷，朝政也由上層貴族把持，代代世襲。而戰國時代，教育不再是貴族的專利，著名的學者紛紛聚衆講學，宣揚自己的政治和學術思想，各家學派蜂起，百家爭鳴，空前熱烈。勤學有志的士人也如飢似渴地追隨各家學術大家，優秀的人才更是身兼數家所長。
《日知錄》，明末清初著名學者、大思想家顧炎武的代表作品，對後世影響巨大，是一經年累月、積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學術札記
這其中，一個被後人稱爲“法家”的羣體被各國君主重用。與戰國時期的其他學派不同，法家雖然是一個從來未曾出現實質性門派的鬆散體系，但法家學者大多集衆家所長、才華橫溢。戰國時的法家學者雖然沒有特別明確的師承關係，但有着相似的政治主張。他們在摒棄“禮治”，提倡“法治”的同時，主張通過農耕和戰爭來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提倡君主權力的高度集中，並通過嚴刑峻法來管理人民。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陳曉楓認爲：法家是最晚出的，綜合了各家之長，總結和批判了儒家、道家、墨家提出來的救國和治世的方案，提出了關於政治、經濟以及法律制度的設想。法家爲什麼後來被各國國君所採納?實際上，法家這些主張都極有針對性，對破除原有的血緣貴族關係，建立新的法律秩序，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建設性的意見。兩千多年前的法家們所倡導的一些法律理念甚至還影響着當今的法律制度建設。
戰國初期的魏國，雖然佔有中原大部 , 但是四鄰爲齊、楚、秦、趙四個強國。四戰之地的先天環境，讓魏文侯十分不安，求變圖強的願望十分強烈。魏文侯任命李悝爲相國，在全國範圍內實行變法。李悝在魏國的變法，對當時的其他各國以及中國後來兩千多年的歷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李悝爲了能夠自上而下地推行自己的變法主張，一方面制定《法經》進行嚴苛的約束，另一方面從最根本的獎勵耕戰開始。戰國時代的農民，是勞動力和兵源的基礎，各國君主都希望有更多的百姓爲自己賣命。
李悝，中國戰國時期的政治人物，法家重要代表人物
後來商鞅入秦，就是帶了《法經》去的。之後秦國的《秦律》和漢朝的《漢律》，都是以《法經》爲依據，逐步修改增訂而成的。
一個國家要稱霸，僅僅依靠發展經濟和開明的政治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建立一支戰無不勝的強大軍隊。
與李悝進行經濟、政治、法制領域改革的同時，吳起也正在軍中進行他的軍事改革。吳起的軍事改革，除了注重改善官兵關係外，其主要目的就是建立一支能征善戰的常備軍。
在戰國士人羣體中，一生經歷魯、魏、楚三國，通曉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的吳起，可以說是其中一個代表人物。吳起，衛國人，年輕時家中富有，但他不愛從事生產，而是在各國遊歷，謀求官職。但直至把家裏的錢財消耗殆盡也沒有成功。失意的吳起，受盡了鄰居們的譏笑冷落，他一氣之下，殺掉曾經嘲諷過他的三十多個人，逃出衛國前往魯國，後又投奔魏國。
在魏國，吳起受到魏文侯的重用。爲了精選武士，吳起對軍隊制定了嚴格的標準。他認爲兵不在多，而在於精，他首創了考選“武卒”的方法，入選武卒的條件很苛刻，必須身穿全副甲冑，能拉開十二石的弩，揹着能裝五十支箭矢的器具，肩扛長戈，腰掛利劍，帶着三天的乾糧，在半天內疾行一百里。
吳起，中國戰國初期軍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
士兵一旦入選武卒，國家就免除他家的徭役和宅田稅。這一舉措，極大地調動了將士的戰鬥積極性。短短几年後，這些被吳起精選出來的武卒，被打造成戰國時期諸侯國中最強悍的步兵，震懾着其他 各國。
戰國時代，在絕對實力下，強大就意味着擴張，被魏文侯重用的吳起，在戰場上宛若神靈附體，在魏國期間，吳起率軍與其他諸侯大戰七十六次，全勝六十四次。
公元前389年的陰晉之戰，吳起以五萬魏軍擊敗數十倍的秦軍，短短數年，就佔領了原本全部屬於秦國的河西地區，魏國在這裏設立西河郡，任命吳起爲西河郡守。在擔任西河郡守期間，吳起總結了自己的軍事實踐經驗，寫成了《吳子兵法》。這是一部在中國軍事史上與《孫子兵法》有着同等重要地位的兵書，秦漢以前流行 頗廣。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陳相靈認爲：吳起的兵法跟孫子兵法曾經是齊名的。它的內容主要體現在戰略思想上，吳起把儒家的思想和兵家的思想結合在他的兵法當中，這就是以“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爲核心的思想。治國理政，要用儒家的思想;外治武備、發展軍隊，要用兵家的思想。
魏文侯死後，他的兒子魏武侯繼位，任命田文爲相國。當時魏武侯和吳起沿河而下去視察邊防情況。魏武侯就和吳起說：你看魏國能這麼強大，靠的是山河之固。吳起對魏武侯說：山河之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心。對這句話，魏武侯聽不進去。顯然魏武侯缺乏戰略眼光、戰略思想，所以最後在別人的挑撥下，他覺得吳起也沒有用了。在這種情況下，吳起來到了楚國。
採納法家們變革建議的國家都取得了富國強兵的效果，中央集權政治體制和新的經濟體制也都得以確立。並且，各諸侯國都致力於加強軍隊的戰鬥力，對立功軍士給予厚賞，最大程度地激發了他們的能量。
在李悝主持魏國變法的同期，趙國相國公仲連也進行了政治改革。到了吳起在楚國主持變法時期，鄒忌在齊國，申不害在韓國，商鞅在秦國都進行着不同程度的社會改革。
在吳起被殺害二十二年後，商鞅總結了各國的失敗教訓，帶着李悝的《法經》來到了秦國。在秦國，商鞅使法家主張亂世用重刑的政策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實施。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陳曉楓認爲：法家有個很重要的思想，韓非子總結說，叫懲一罪之重，用重刑去罰罪，止一境之邪。這樣的價值觀、道德觀，以及對道德和法律之間的關係的判斷，就導致法家人物自己最後基本上都是死在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上。法家的法律太嚴苛了，也都很殘酷。
戰國變法運動綿延一百多年，極大地改變了社會的面貌，其範圍之廣、影響之深，不僅在當時，即使對後世，也是獨一無二的。變法中形成了中國之後兩千年的國家機器、經濟結構和法律制度的雛形，雖然歷經政權交替、朝代更迭，以君主爲首的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體制、以家庭爲單位的小農經濟體制卻一直統治着神州大地，未曾動搖。直到辛亥革命這場更大的變革風暴襲來，它才被連根拔起，轟然倒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