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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官傳序》的創作背景是什麼?該如何賞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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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官傳序

歐陽修 〔宋代〕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樑,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樑。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樑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譯文

《伶官傳序》的創作背景是什麼?該如何賞析呢?

唉!國家興盛與衰亡的道理,雖然說是天命,難道不是由於人事嗎?推究莊宗得天下和他失天下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

世人說晉王將死的時候,拿三支箭賜給莊宗,告訴他說:“樑國,是我的仇敵;燕王,是我扶持建立起來的;契丹與我訂立盟約,結爲兄弟,他們卻都背叛晉而歸順樑。這三件事,是我的遺憾;給你三支箭,你一定不要忘記你父親的願望。”莊宗接了箭,把它收藏在祖廟裏。此後出兵,就派隨從官員用豬、羊各一頭祭告祖廟,請下那三支箭,用錦囊盛着,揹着它走在前面,等到凱旋時再把箭藏入祖廟。

當莊宗用繩子捆綁着燕王父子,用木匣裝着樑君臣的首級,進入太廟,把箭還給先王,向先王稟告成功的時候,他意氣驕盛,多麼雄壯啊。等到仇敵已經消滅,天下已經平定,一個人在夜間呼喊,作亂的人便四方響應,他倉皇向東出逃,還沒有看到叛軍,士卒就離散了,君臣相對而視,不知回到哪裏去。以至於對天發誓,割下頭髮,大家的淚水沾溼了衣襟,又是多麼衰頹啊。難道是得天下艱難而失天下容易嗎?或者說推究他成功與失敗的事蹟,都是由於人事呢?

《尚書》上說:“自滿招來損害,謙虛得到好處。”憂慮辛勞可以使國家興盛,安閒享樂可以使自身滅亡,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當莊宗強盛的時候,普天下的豪傑,都不能跟他抗爭;等到他衰敗的時候,幾十個伶人圍困他,就自己喪命,國家滅亡,被天下人譏笑。可見禍患常常是由微小的事情積累而成的,聰明勇敢的人反而常被所溺愛的人或事困擾,難道只有寵愛伶人才會這樣嗎?於是作《伶官傳》。

賞析

北宋初期,薛居正編寫《五代史》(《舊五代史》),認爲王朝的更迭是由於天命所致,歐陽修對此不以爲然。他自己動手撰寫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記》(《新五代史》),以史爲鑑,以期引起宋朝統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問世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視。歐陽修發議論喜歡用“嗚呼”。《東皋雜誌》的作者說:“神宗問荊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餘爲公真不曾仔細看;若仔細看,必以嗚呼爲是。”這正說明了歐陽修編寫這部史書的用意。

《伶官傳序》的創作背景是什麼?該如何賞析呢? 第2張

這篇序文與其說是寫伶官,不如說是寫莊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斷之人,打仗時勇謀兼備。作者寫他由盛轉衰,教訓十分深刻,十分慘烈。作者先從王朝更迭的原因寫起,落筆有力,足警世人。這正是陸機在《文賦》中講的“立片言以居要”。應該說,歐陽修的歷史觀比薛居正深刻,他認識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後,作者回顧歷史,概述了莊宗臨危受命的情景。這段描述,言簡意賅。隨後,作者用對比的手法描述了莊宗由盛轉衰的過程。這是文章的重點。“方其……可謂壯哉!”極言莊宗志得意滿,又爲下文張本。“及仇讎已滅……何其衰也”,猶如從萬丈高空跌落下來,與先前形成強烈反差。這樣的對比給讀者的印象極爲深刻。作者的目的並不在於描述景象,而是總結歷史教訓。開頭的“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雖然否定了天命之說,但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觀點。當描述完莊宗由盛轉衰的過程後,作者開始總結歷史教訓了。他先引用古書上的話,意在告訴讀者,這個道理古人已經知道,莊宗沒有記住前賢的話。然後作者道出自己的體會:“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讀者至此,會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看來,賢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見解。

從莊宗的盛衰史中,我們還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敵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條件。有敵人是壞事,但也是好事,因爲他能使你警鐘長鳴。莊宗之所以“壯哉”,就是因爲敵人存在,激勵他發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業,告慰先王在天之靈。當敵人被消滅後,天下平定,莊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認爲可以高枕無憂了,從此便沉溺於聲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國家。像莊宗這樣的人,他的敵人被消滅,也就預示着他自己開始走下坡路。

歐陽修在文章最後寫道:“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莊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他最後死在自己寵幸的伶人手裏。這個現象啓示我們,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邊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這些因素由小積大,由少積多,最後來個總爆發。這就啓示我們,要防微杜漸,發現不良的苗頭,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歐陽修的這句話,其實是寫給北宋最高統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政權,正是因爲不能自強,所以最後也落得個“身死國滅”。歷史就是這樣無情,也是這樣驚人地相似。

沈德潛評論本文:“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達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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