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雨亭記
蘇軾 〔宋代〕
亭以雨名，誌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
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木，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佔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
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遊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遊以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譯文
這座亭子用雨來命名，是爲了紀念喜慶的事件。古時候有了喜事，就用它來命名事物，表示不忘的意思。周公得到天子賞賜的稻禾，便用“嘉禾”作爲他文章的篇名;漢武帝得了寶鼎，便用“元鼎”稱其年號;叔孫得臣打敗敵人僑如，便用僑如作爲兒子的名字。他們的喜事大小不一樣，但表示不忘的意思卻是一樣的。
我到扶風的第二年，纔開始造官邸，在堂屋的北面修建了一座亭子，在南面開鑿了一口池塘，引來流水，種上樹木，把它當做休息的場所。這年春天，在岐山的南面下了麥雨，占卜此事，認爲今年有個好年成。然而此後整整一個月沒有下雨，百姓才因此憂慮起來。到了三月的乙卯日，天才下雨，甲子日又下雨，百姓們認爲下得還不夠;丁卯日又下了大雨，一連三天才停止。官吏們在院子裏一起慶賀，商人們在集市上一起唱歌，農夫們在野地裏一起歡笑，憂愁的人因此而高興，生病的人因此而痊癒，而我的亭子也恰好造成了。
於是我在亭子裏開酒宴，向客人勸酒而告訴了這件事，問他們道：“五天不下雨可以嗎?”他們回答說：‘五天不下雨，就長不成麥子了。”又問“十天不下雨可以嗎?”他們回答說：“十天不下雨就養不活稻子了。”“沒有麥沒有稻，年成自然荒廢了，訴訟案件多了，而盜賊也猖獗起來。那麼我與你們即使想在這亭子上游玩享樂，難道可能做得到嗎?現在上天不遺棄這裏的百姓，剛有旱象便降下雨來，使我與你們能夠一起在這亭子裏遊玩賞樂的，都靠這雨的恩賜啊!這難道又能忘記的嗎?”
既用它來命名亭子以後，又接着來歌唱此事。歌詞說的是：“假使上天下珍珠，受寒的人不能把它當做短襖;假如上天下白玉，捱餓的人不能把它當做糧食。一場雨下了三天，這是誰的力量?百姓說是太守，太守說沒有這力量。歸功於天子，天子也否認。歸之於造物主，造物主也不把它當作自己的功勞，歸之於太空。而太空冥然飄渺，不能夠命名它，於是我用它來爲我的亭子命名。
賞析
令人覺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寫作喜雨的，在文學史上卻並不多見。因此，蘇軾的這篇散文《喜雨亭記》就顯得十分突出了。當然，如果僅僅是因爲前人未寫而自己寫了這一題材，對文學史有所貢獻尚不足爲奇。一旦後人接手寫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麼前者就只能有一點文學史的價值而談不到什麼藝術的永恆價值了。蘇軾的《喜雨亭記》卻不是這樣，因爲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有許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許正是這一點，使得後來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願地讓蘇軾一枝獨秀了吧。
文章開始即點明瞭用“雨”命名的緣由，與“喜”字緊密聯繫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歷史上的三件事作鋪墊，說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這件喜事來命名，以紀念喜事，或者也有預示將來喜事連連的意思。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爲它們與國家的政治都有關係，其中並多少含有天人的關係。第一件事，相傳周成王的同母弟堂叔得一異禾，獻給了成王。成王將禾轉送了周公。周公於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漢武帝於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寶鼎，於是改年號爲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魯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瞞國伐魯，魯文公派叔孫得臣抗敵，獲勝，並俘獲了國君僑如，於是特自己的兒子命名爲僑如。最後這件事，對今人來說，幾乎困惑不解了。爲什麼將敵人的名稱用作自己兒子的名字?這是頗爲值得研究的事情。無論如何，這是作者爲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鋪墊，有了這一鋪墊，再說事和雨就有記述的道理了。這就像邏輯學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論一樣，有了大前提，後面的話即好說許多，也容易讓人接受。
蘇軾到風翔府任職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鑿池引流，美化環境，但不巧的是當地整整一個月沒有下雨，旱情顯現，災情就會是必然的結果了。大早望雲霓，百姓的憂愁是可想而知的。在這裏，恰好顯示了蘇軾筆墨的巧妙。我們知道，蘇軾在寫《後赤壁賦》的時候，曾經說到自己孤獨閒寂，正好有兩個朋友來了;霜露既降、明月誘人，想酒而樽空，賢妻正好獻上了珍藏多時的美酒;沒有下酒之物，正好客人笑哈哈地拿出了出水時鮮。一切就是那麼巧，又那麼愜人心意。這裏也同樣如此。百姓們盼望下雨，望眼欲穿，結果是“乙卯乃雨，甲子又雨”，這種句子，輕淡、簡單，但不寡味，很像甲骨卜辭中的語言，但甲骨卜辭中是佔問、預測，這裏則是如實提供了，所以這種句子讀來是令人心醉的。夠不夠?“百姓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內連降了三場雨，前兩次不足，第三次一連下了三天。下得透，下得足，下得實在。要說好雨，喜雨，這才真正稱得上是好雨，喜雨!杜甫的“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總令人有細小入微不夠大氣的感覺。這裏我們要注意“民以爲未足”一句的作用，這一抑、一落，然後產生後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夠顯示出來。沒有這麼一句，當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讀起來就平軟的多了。
這場大雨產生的歡快氣氛是可觀的：“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這是一幅萬民同樂官民同歡的喜慶圖，較之歐陽修的太守和民的歡樂，真不可同日而語，因爲歐陽修的樂並沒有落到實處，架空，浮廓，是在造文、造情，而蘇軾這裏卻是在如實地寫作了。我們彷彿也同蘇軾一起融入了喜雨的場景之中。唯其如此，蘇軾爲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纔是順理成章之事，才真正具有意義。
亭名由來有自，講清楚之後也就等於曲終奏雅，逐善可陳了。但是蘇軾又在這裏做出了好文章，說他善於翻空出奇也好，說他敢於尋根溯源也好，無論如何，作者在這裏表現出了驚人的藝術技巧。作者把筆鋒一轉，以設問的方式，從反面人手來探討喜雨。曲徑通幽，我們試想，也許這是繼續寫此雨的唯一途徑，但蘇軾找到了，並不一定是妙手偶得，可能是蘇軾的真正功力所在。文中說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餓鴻遍野，盜賊蜂起，百姓遭殃。但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驟至，澤惠我民，又怎麼能說不是上天厚待蒼生?加上這麼一段，文章就顯得十分充實，豐滿，在對比中更覺得雨之可喜。
寫到這裏，蘇軾開始筆歌墨舞了，但是也曲盡其妙。“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你看，他還是落在亭上，層層遞進，把天降喜雨的大功勞像畫餅一樣，在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面前虛晃一二，並忙裏偷閒找出了一句，讓這些人都一一默然，謙虛地拒絕這一榮耀，多漂亮的話，各路諸侯都奉到了，然後再實實在在地放到主題上去。既然如此，就讓我們以喜雨來爲亭子命名吧。一虛一實，一推一進，總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作者緊扣一個“雨”字.一個“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現了十五次，有兩次作動詞使用，“喜”、“樂”共出現六次。通篇都貫穿着爲雨而喜的喜氣洋洋的氣氛。
中國古代，自孟子開始，創天子、官員要有與民同樂，樂民之樂的思想。寫這種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寫得好的不多。歐陽修的《醉翁亭記》是其一，蘇軾的此篇文章則表現得更好，好就好在落實、不空。
這篇文章在用詞上也有值得注意之處。一、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爲了說明古人有喜事則名物以示不忘，舉了三個例子，三個例子就是三個排比句，藉助這種句法，使讀者在文意方面有一種說理透徹，充實滿足的感覺。第二段寫大雨之後，百姓的歡樂場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說，也同樣用的是排比形式。在人們喜之不盡，手舞足蹈之時，文字上必須有所變化，一味的鬆散不可能有文字的整飭條理來得惹眼引人。二、結尾的用韻。《喜雨亭記》的結尾很有意思，它既照應了開頭，又給人許多的聯想，值得我們注意。蘇軾的哲學思想是儒釋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詩文中，經常出現對大自然發問的句子，以表達他的人生觀和他曠達樂天的情懷。這次大雨之後，感謝誰爲好?這裏他展開的想象，是從太守到天子，從天子到上天，從上天到造物，其中“玉”、“粟”押韻，“日”“力”押韻，“功“空”押韻，“冥”“名”押韻，讀之有循環不盡，均成系統的感覺，神完氣足，優雅俊美，然而是虛筆，真正目的則是要歸之其小小的亭宇，這樣也就把造物、上天、天子、太守、百姓、藉助“喜”之“雨”用一個亭子聯繫了起來，有歌唱的味道，所唱者依然是喜雨，一篇文章的主題所在。
爲什麼古代關中富甲天下，而近代卻默默無聞，特別是唐以後人文凋敝。是不是我們的人種退化了，我近來翻閱(唐代移民史)，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唐末到宋初的移民浪潮中，關中地區首當其衝，人口大量向東遷移，先經洛陽，然後到蘇州揚州等運河地區。大家熟知的大文學家范仲淹，祖籍陝西彬縣，但卻是蘇州人。但我們從其文學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其陝人後裔的豪邁文風，范仲淹後來也多年在陝從官，報效桑梓。其實在唐末吳縣(今天的蘇州地區)已有1/3的北方移民。其實不管是從西周之鎬京到東周之洛邑;還是西漢之長安到東漢之洛陽;從隋煬帝遷都洛陽到武則天時期42年居住洛陽，關中地區到洛陽的人口遷移一直是單向的，並又有一次向東南方向遷居。還有明代崑山人顧炎武，曾在華山滯留多年，寫下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佳句。寫到這裏，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蘇東坡，蘇東坡初仕鳳翔府籤書判官，也就是我的家鄉陝西鳳翔，鳳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經是晚唐人才和貴族的聚居地。蘇東坡初仕鳳翔府籤書判官三年，可以說對他的人生價值關影響至重，正是由於家鄉的純樸民風，和周秦文化發祥故里文化的薰陶，對其文風產生影響。如果說一個人最難忘記的是自己的初戀，那蘇東坡同樣也忘不了在鳳翔的美好時光，以致後來被貶黃州時，碰到當年的鳳翔遊俠少年陳季常，兩人還憶起當年在鳳翔北山縱馬馳騁的場景;還有當年在鳳翔之任上修的“引鳳池”(鳳翔東湖)，居然後來在杭州西湖和廣東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那篇著名的《喜雨亭記》更是體現了其與民同樂的大同思想。
創作背景
蘇軾於嘉祐六年(1061年)被任命爲大理評事籤書鳳翔(今陝西鳳翔)府判官。次年，開始修建房舍，並在公館北面建了一座亭子，作爲休息之所。這年春天久早不雨，亭子建成時，碰巧下了一場大雨，民衆歡欣，於是作者爲此亭命名爲“喜雨亭”，並寫下了這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