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慎是明朝時期的三大才子之首，楊慎有哪些思想主張?代表著作有哪些?楊慎的生平經歷是怎樣的?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楊慎簡介：
楊慎(1488～1559)明代文學家，明代三大才子之首。字用修，號升庵，後因流放滇南，故自稱博南山人、金馬碧雞老兵。楊廷和之子，漢族，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區)人，祖籍廬陵。正德六年狀元，官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實錄。
武宗微行出居庸關，上疏抗諫。世宗繼位，任經筵講官。嘉靖三年，因“大禮議”受廷杖，謫戍終老於雲南永昌衛。終明一世記誦之博，著述之富，慎可推爲第一。其詩雖不專主盛唐，仍有擬右傾向。貶謫以後，特多感憤。又能文、詞及散曲，論古考證之作範圍頗廣。著作達百餘種。後人輯爲《升庵集》。
楊慎生平經歷介紹：
楊慎自幼聰穎，十一歲即能作詩。十二歲，寫成《古戰場文》,衆人皆驚。進京後，寫《黃葉詩》，爲李東陽所讚賞，讓他在自己門下學習。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中式辛未科殿試一甲第一名(狀元)，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武宗微行出居庸關，楊慎上疏抗諫，被迫稱病還鄉。此外，楊慎的父親也是明朝的三朝老臣——內閣首輔楊廷和。
明世宗即位，被召至京師，任經筵講官。嘉靖三年(1524)，“大禮議”爆發，楊慎與王元正等二百多人伏於左順門，撼門大哭，自言“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世宗下令將衆人下詔獄廷杖，當場杖死者十六人。十日後，楊慎及給事中劉濟、安磐等七人又聚衆當廷痛哭，再次遭到廷杖。楊慎、王元正、劉濟都被謫戍。
楊慎動身前往戍地雲南永昌衛。從前其父廷和當國之時，曾經裁撤錦衣衛冗員，有懷恨在心者趁機埋伏在途中，伺機加害楊慎。楊慎有所準備，處處小心。馳騁萬里，到達雲南之後，幾乎一病不起。兩年後，楊廷和生病，楊慎得以短暫回家探視，其父病癒後又返回永昌。不久，率家奴協助平定尋甸安銓、武定鳳朝文叛亂。嘉靖八年(1529)，楊廷和病逝，楊慎獲准歸葬其父。此後，或暫回四川，或在雲南省城，或停留於永昌，在各地均得到地方官員善待。
世宗因大禮議之故，對楊廷和、楊慎父子極其憤恨，常問及楊慎近況，大臣則回答楊慎“老病”，世宗才稍覺寬慰。楊慎聽聞此事，更加放浪形骸。常縱酒自娛，遊歷名勝。《樂府紀聞》稱他“暇時紅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令諸妓扶觴遊行，了不爲愧。”終世宗一世，六次大赦，楊慎終不得還，按明律年滿六十歲可以贖身返家，但無人敢受理。
楊慎年近七旬時，曾返回瀘州短住，不久又被巡撫派人押解回永昌。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卒於戍地。明穆宗隆慶初年，追贈光祿寺少卿，明熹宗天啓時追諡文憲。《明史》有傳。喜藏書。早年，明司禮監大藏經廠，貯列朝書籍甚富，他多次至閣中翻覽書籍。據傳曾攫取數冊《永樂大典》據爲己有。
其後主事李繼先奏命查對時，戲以竊書之名。家有“雙桂堂”，爲讀書、貯書之所。曾編撰有《楊氏書目》，明末藏書家王道明在其《笠澤堂書目》中有記載。清初姜紹書記明一代藏書家，將他與楊士奇、吳寬、茅坤、宋濂等並列。著述多至100餘種，李調元刊《函海》時，曾作專輯收錄所著之書。重要結集有《升庵集》散曲有《陶情樂府》。
楊慎的代表著作有哪些?
楊慎存詩約2300首，所寫的內容極爲廣泛。因他居滇30餘年，所以“思鄉”、“懷歸”之詩，所佔比重很大。他在被謫滇時，妻子黃娥伴送到江陵話別，所作的《江陵別內》表現別情思緒，深摯悽婉。《宿金沙江》描寫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豈意飄零瘴海頭，嘉陵回首轉悠悠，江聲月色那堪說，腸斷金沙萬里樓。”以今昔行旅思情相對，襯出離愁的痛苦。
他臨終前所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懷》詩：“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歸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爲滇海囚。”敘述自己因病歸蜀，途中卻被追回的憾恨，深爲感人。他也有一些詩作表現了對人民疾苦的關懷。《海口行》及《後海口行》揭露豪紳地主勾結地方官吏，借疏海口占田肥私。他在詩中指出，“疏浚海口銀十萬，委官歡喜海夫怨”，並呼籲“安得仁人罷此宴，億兆歌舞如更生”。
他在《觀刈稻紀諺》中託老農之語，說“樂土寧無詠，豐年亦有歌。惟愁軍餉急，鬆茂正干戈”。表現了農民遇豐年，卻因軍餉賦斂沉重而仍然不得溫飽的貧苦生活。其他如《寶井篇》、《滇池涸》等，也是此類作品。
楊慎的思想主張是怎樣的?
揭示理學和心學都存在着“重虛談”、“多議論”、“學而無實”、“學而無用”的弊端。
楊慎說：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故高遠之弊，其究也，以六經爲註腳，以空索爲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弊，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伎兒之舞呀鼓，所倡其功倍於(而效)小，學而無用，世以俗學以之。
鏟史，逃儒歸禪”，同時又明確點示理學同禪學也實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如其指出朱熹《中庸章句》所引程頤“活潑潑地”之類的話就是以佛家語錄入章句，他說餘嘗評之曰：《說文》之解字，《爾雅》之訓詁，上以解經、下以修辭，豈不正大簡易。……至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儒者亦學僧家作語錄……欲求易欲，反爲難知;本欲明經，適以晦道矣!
甚者因陋就簡，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眼合眉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說，道理之談，辭達意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這裏所說的“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眼合眉入文字”是陳獻章(白沙心學)所爲。可見，在楊慎看來，“學禪家”而導致儒學之“理”難知，聖道幾晦，實是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通病。
擒賊先擒王，對集理學之大成的朱熹批判最多最烈。
楊慎不僅從學術、思想的諸多方面批評朱熹，如在《陳同甫與朱子書》中譏朱熹自立門戶，在《文公著書》中責朱熹“違公是遠情”，在《俗儒泥世》裏中斥朱熹“迂”，在《大招》、《禹碑》、《大顛書》中批評朱熹文學藝術上的失誤，在《聖賢之君六七作》中指出朱熹史學上的紕漏。
如何等等，難以詳述，而且，他更一針見血地揭示道：朱熹之學“失之專”，“失之專者，一騁意(己)見，掃滅前賢”，用其自己的理學思想來詮釋儒家經典，否定漢唐諸儒經說，以確立其自己的思想權威，而後儒不察，‘失之陋’，‘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只能仰朱熹之鼻息了：“高者談性命，祖宋人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這必然要導致“經學之拘晦”。
對明代中後葉風靡一時的陽明心學有所批判。
楊慎借雲南副使陳夢祥《六經》“一字一義皆聖賢實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的話，職責陳獻章“六經皆虛”論實“非聖人之蘊”，乃“佛者幻妄之意”。他說：“儒教實，以其實天下之虛;禪教虛，以其虛天下之實。陳白沙詩曰：‘六經緣在虛無裏’，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禪教也，豈儒家之學哉!”
楊慎更怒斥王陽明爲“霸儒”、“儒梟”，批評其以儒爲表、以佛爲裏，證性見心、“驅儒歸禪”，背叛了儒家的經義，說：“邇者霸儒創爲新學，削經劃史，驅儒歸禪，緣其作俑，急於鳴儔，俾其易人，而一時奔名走譽者，……靡然從之。”他又寓莊於諧地對人們何以會對陽明心學“靡然從之”作了分析，引其友之語道：餘友蔣兆暈芝善戲語而有妙理，嘗論講學之異曰：“宋儒‘格物致知’之說，久厭聽聞，‘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說一出，新人耳目。
如時魚鮮筍，肥美爽口，盤餚陳前，味如嚼冰，蟻而厭飫，依舊是鵝鴨菜疏上也。又如真旦看厭，卻愛裝旦;此北《西廂》聽厭，乃唱南《西廂》。觀聽既久，依舊是真旦、北《西廂》出也。公多與辯，但徐徐俟之。”
在《雲南鄉試錄序》中更揭示陽明集心學之大成，鼓倡“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諸說造成了明代中後葉知識界的空疏淺陋，謂：“今士習何如哉!其高者凌虛厲空，師心去跡，厭觀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近清談，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貫酒魂，陳陳相因，辭不辨心，紛紛競錄，問則口，此何異叟誦詩、閽寺傳令乎?究高者既如此，卑論者又如此，視漢唐諸儒且恧焉，況三代之英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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