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忠賢不死、大明不滅”的詳解，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近些年來，我們能夠看到不少爲明朝天啓時期的“權閹”魏忠賢“平反”的文章。
在這些文章的字裏行間中，對於魏忠賢廢黜農業稅、加徵礦業稅和商業稅進而充盈國庫的策略予以了贊同，同時還對其在遼東戰場上的用人得當、舉措得力並且取得了積極的戰果也進行了充分肯定。當然，除了“贊同”和“肯定”魏忠賢之外，也少不了對以周延儒、錢謙益等人爲代表的東林黨人所進行批判，認爲東林黨纔是明朝最終滅亡的“禍根”所在。
所以將這些觀點總結起來，魏忠賢之於晚明時期的歷史作用是“無比巨大”的，於是基於此也就有了那句經典的“忠賢不死，大明不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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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真的是“忠賢不死，大明不滅”麼，或者說真的有所謂的“忠賢不死，大明不滅”這樣的說法以及官方史料麼?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拋開關於魏忠賢功過是非的評價不談，單純的只從這句話的出處、人物和歷史背景來看，“忠賢不死，大明不滅”本身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且具有鮮明歷史時代特點的“僞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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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史實，記載“忠賢不死，大明不滅”典故的《燕都日記》，可謂是“漏洞百出”。
“忠賢不死，大明不滅”這句話最早的出處是明朝末年的小說家馮夢龍所撰寫的《燕都日記》之中。
其原文是：
“起復內臣曹化淳，密旨收葬魏忠賢遺骸。化淳昔事忠賢，奏言：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上惻然，傳諭收葬忠賢骸首。嗚呼!此真謬舉矣。”
在這段文字中，引出了兩個歷史上頗有爭論的“公案”。
其一，崇禎下令安葬魏忠賢，以表示對於在其繼位之初就殺掉魏忠賢的懊悔;
其二，就是“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所延伸出來的這句“忠賢不死，大明不滅”。
我們先來看看崇禎到底有沒有安葬魏忠賢。
《明史》中關於魏忠賢的最終結局有着這樣的記載：
“十一月，遂安置忠賢於鳳陽，尋命逮治。忠賢行至阜城，聞之，與李朝欽偕縊死。詔磔其屍，懸首河間。”
由此可見，魏忠賢在阜城自縊身亡後，崇禎皇帝並沒有就此放過魏忠賢，不僅將其重新加以凌遲之刑，還將其頭顱懸掛於河間府的城門之上以示懲戒。而這些事情都是發生在天啓七年(1627)，也就是說北京城破、崇禎自縊、正統明朝滅亡，距離此有着整整十七年的時間，此時的魏忠賢的屍骨早已蕩然無存，所謂“收葬遺骸”便是無稽之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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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崇禎與魏忠賢的個人恩怨上來說，也不可能做出爲其“收葬”的事情。
崇禎登基的時候，魏忠賢給其製造了巨大的阻力與障礙，甚至他還準備找一待產婦女，編織謊言說是天啓皇帝的“龍種”，進而阻止崇禎登基。之後崇禎是在天啓皇帝的張皇后以及英國公張維賢的支持下登上了皇位，但是宮中依然遍佈魏忠賢耳目，形勢依舊緊張，張皇后更是提醒崇禎“勿食宮中之食”，足可見當時崇禎所面臨的危局。
而從崇禎對於魏忠賢及其黨羽的清算過程與懲治結果來看，也充分證明了崇禎對於魏忠賢的深深恨意。所以，按照崇禎皇帝的性格，爲魏忠賢平反，還爲其收葬，儼然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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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於曹化淳說“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在歷史上更加是不可能出現了。
首先，誰都有可能爲魏忠賢說好話，唯獨曹化淳不會。
《燕都日記》中的曹化淳，被刻畫成爲了魏忠賢的心腹，然而這是極不符合史實。如果曹化淳真的是魏忠賢的心腹，那麼他在崇禎朝初年清算閹黨的時候，早就應該被除掉，根本沒有辦法活到崇禎朝末年。而事實上，曹化淳非但不是魏忠賢的心腹，反而是魏忠賢的死敵王安的心腹。
王安與魏忠賢的結怨是在“晚明三大案”之一的“移宮案”的時候。明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登基僅一個月就去世了，而此時應該繼承皇位的天啓皇帝朱由校又爲李選侍所控制，於是王安主動與東林黨的楊漣、劉一燝等人聯合，一起將天啓皇帝從李選侍的手中搶奪了出來。而在這期間，李選侍並不死心，她讓自己的心腹太監魏忠賢(當時還叫做李進忠)誓要奪回朱由校，結果魏忠賢遭到了王安、楊漣等人的嚴厲喝止。
就這樣，李選侍想要挾制天啓皇帝以掌握朝政陰謀破產，但是魏忠賢卻沒有因爲“主子”的失勢而就此放棄爭權奪勢。在這之後，他憑藉着與天啓皇帝的奶媽客氏交好，逐步爲天啓皇帝所信任，開始掌握了權勢，隨即也展開了對於王安以及楊漣等人報復行動。最終，王安以極其悲慘的方式被魏忠賢折磨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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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王安被魏忠賢構陷和迫害的同時，作爲王安心腹的曹化淳也遭到了魏忠賢的打壓，進而被逐出北京，安排到了南京戴罪留任。後來，伴隨着崇禎皇帝的登基，曹化淳爲崇禎重新啓用，而他上任後的首要工作就是清算閹黨集團，並且組織爲魏忠賢所迫害的忠良平反昭雪。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曹化淳對於魏忠賢是充滿了深深的恨意的，畢竟魏忠賢不僅將對他有知遇之恩的王安迫害致死，就連他本人也遭到了牽連懲罰，所以曹化淳爲魏忠賢說好話，斷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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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曹化淳這個時候也根本不在北京，更沒有陪在崇禎皇帝身邊。
關於這一點，又涉及到了清明交際時候的另外一樁公案，那就是曹化淳有沒有開門投降李自成。
衆多文學和影視作品，特別是一些武俠小說裏面，都將“開城迎賊”的“功勞”按在了曹化淳的身上。然而，按照曹化淳自己的說法，他是“家居六載”，也就是從崇禎十二年(1639年)其請假回鄉開始，就一直沒有回到過京城，因此也根本沒有辦法成爲李自成的內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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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一點，我還是認同曹化淳並沒有“開城迎賊”。
一來，當順天府楊博，宛平楊時茂等彈劾曹化淳的時候，當時掌握權勢的多爾袞代順治皇帝給出的批覆是“曹化淳無端抱屈，心跡已明，不必剖琛，該部知道”，說明這件事情可信度低，並不足以爲信。
二來，在康熙初年，孝莊太后以及索尼、鰲拜等輔政大臣裁撤“內廷十三衙”的過程中，殺掉了吳良輔，卻沒有動曹化淳，也說明曹化淳的案底相對乾淨，人緣也比較好，所以纔沒有受到牽連。
三來，清朝剛入關的時候，由於其在關外有專門的內務府來負責署理宮廷事務，並且宮廷內沒有使用宦官的傳統，而是有着專門的“包衣”，如果曹化淳有如此“開城迎賊”的行爲的話，必然會被摒棄，而不是得到重用。
由此可見，一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前，曹化淳人都不在北京，何來陪伴崇禎皇帝，更何來爲魏忠賢收葬，進而也不會有他那句“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的感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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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既然這些事情都不符合史實，那麼又是怎樣出現在了《燕都日記》之中呢?答案就是，這些事情馮夢龍是真的不知道，可以說都是他“編”的。
馮夢龍本身就是小說家，包括他的代表作“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所述也只是“源於生活但高於生活”的文學作品，並不是史實的展現。
《燕都日記》則更加是如此，馮夢龍是在清順治三年(1646年)去世的，而北京城破、崇禎自縊是在1644年，《燕都日記》又寫到了順治遷都，所以這部書的成書時間也只能是1645—1646年之間。
而馮夢龍又是蘇州人，並且這個時候的他一直就在江南地區，並沒有到過北京，所以他對北京城內以及皇宮之中的事情，或是“道聽途書”，或是“自己杜撰”，並沒有切實的史料可以提供參考，這也使得馮夢龍筆下的“甲申之變”完完全全成爲了一種演義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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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所謂“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出現於本就有着極強杜撰成分的小說之中，同時是出自於一個根本不可能並且在當時也無法說出這樣一句話的曹化淳之口。所以“忠賢不死，大明不滅”就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完全不存在的“僞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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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政權特殊的政治需求，極大的促成了這個“僞命題”的誕生。
或許有人會問，明明手中沒有確鑿的史料，同時也沒有明確的事實，馮夢龍爲什麼還要如此描述呢?答案只有一個，那便是服務於當時南明弘光政權的政治統治需要。
實際上，不僅僅是《燕都日記》，這一時期出版的許多文學作品都帶有明顯的爲魏忠賢平反、替“閹黨”翻案的政治指向。
對此，崇禎年間的翰林院檢討而在清朝入關後卻又果斷投降楊士聰對此給出了一條非常精闢的解釋：
“而迎合時局，謬爲誇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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閹黨和東林黨之間的政治爭鬥，是明朝末年朝堂之上黨爭的重要旋律，特別是在明朝天啓、崇禎兩朝，兩個黨派之間的爭鬥已經到了劍拔弩張、你死我活的局面。魏忠賢當政時期，對東林黨人進行了大肆的迫害包括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等一衆爲人正直、辦事幹練的東林黨籍的官員，朝堂上一片烏煙瘴氣。而在魏忠賢倒臺後，東林黨人重新掌握了政局，隨即對閹黨的官員進行了清算和報復。
在這樣循環往復的朝堂黨派之爭，使得官員們之間已經沒有了對錯之分，有的只是黨派與站隊的差別。正如《雍正王朝》中，雍正總結的那樣：
“是其黨者，不管賢與不賢就百般庇護;不是一黨，不管好與不好就百般攻擊。視朋黨榮枯爲性命，置事實大局於不顧。”
可以說，黨爭耗盡了明朝內部僅存的一口元氣，也讓整個國家在滅亡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崇禎十七年(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攻破，正統明朝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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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南明弘光政權在尚未建立的時候，就已經重新拉開了東林黨人與閹黨之間的爭鬥。
按照法理血統，小福王朱由崧無疑是最爲合適的繼承人。然而，就是因爲他是六十年前引發萬曆朝“國本之爭”的老福王朱常洵的兒子，隨即遭到了以錢謙益爲首的東林黨人的一直反對。原因便是“國本之爭”中，東林黨人支持的是後來的明光宗朱常洛，極力反對萬曆皇帝冊立朱常洵爲太子，於是此時東林黨人害怕過往舊事而遭到打擊報復，進而擔心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利益，所以即便是在國家如此危難的情況下，對於朱由崧他們還是選擇了反對與抵制。
然而，東林黨人只是一羣“理論家”，用現在一個時髦用語形容就是一羣“嘴炮”，空有一腔熱情卻不付諸行動。最終，鳳陽總督馬士英聯絡江北四鎮的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等人前往淮安迎接朱由崧到南京登基，就這樣，朝政就此落到了以馬士英、阮大鋮等閹黨成員手中，而他們也隨即展開了對於東林黨人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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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爲了證明閹黨把持朝政的合法性，馬士英、阮大鋮積極籌劃，準備重修《三朝綱要典》。
所謂《三朝要典》，是當年魏忠賢專權期間，授意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等人編撰，將“晚明三大案”的矛頭直指左光斗、楊漣、魏大忠、黃尊素等當時的東林黨“大佬”，並以此對東林黨人進行構陷與迫害，進而把持朝政的重要工具。
所以馬士英等人重修《三朝要典》，一方面是要繼續以此打擊朝堂上的東林黨人勢力，另一方面，則是爲了“美化”魏忠賢，“美化”閹黨執政，將國家之所以如此的緣由歸結到動力黨人身上，從而提升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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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想要達成這樣的目的，僅僅靠一部《三朝要典》是遠遠不夠的。魏忠賢在世的時候，全國上下對於他已經是罵聲連連，更不用說經歷了崇禎朝十多年的根深蒂固的觀念沉積，魏忠賢和他的閹黨是更加的臭名昭著，難以翻身。
於是鑑於這樣的情況，在馬士英等人的極力宣導下，上至朝堂、下至民間，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爲魏忠賢“平反”的文化運動，不斷地鼓吹魏忠賢的功勞，重新將魏忠賢奉上神壇。而也只有魏忠賢名聲得到翻轉，那麼閹黨在南明朝堂上的統治才更加的有說服力，進而不至於落得聲名狼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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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馮夢龍的這部《燕都日記》正是出現在了這一時期，不管他是爲了賣書的生計而有心迎合，還是畏懼閹黨威嚴而隨聲附和，都無法改變《燕都日記》這份作爲特定歷史時期，帶有特定觀點主張的政治屬性，因而也就更加無法將其中所記錄的關於魏忠賢的內容作爲給其“平反”的依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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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魏忠賢的一生，他在當時是否有所功績，有多大的功績，在這裏我們不去評述。但是從其陰狠、殘暴、貪婪、奢靡上的斑斑劣跡，以及給當時的衆多朝臣、后妃和萬千百姓帶來的巨大災難這個角度上來看，也是斷然無法將魏忠賢從歷史的恥辱柱上“請”下來的。
而所謂的崇禎皇帝爲殺魏忠賢而感慨懊悔，甚至收葬魏忠賢，只是一些文人墨客的一廂情願，歷史的史實卻並非如此。
至於這句“忠賢不死，大明不亡”，從其“誕生”和被編撰出版開始，就帶有鮮明歷史時代特點，並帶有濃厚的政治統治需求，而其本質，確僅僅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僞命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