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嘉靖帝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1548年，大明王朝的嘉靖皇帝登基已有二十七年，但此時的嘉靖皇帝並沒有富有四海的滿足感，反倒因爲財政緊張而鬱鬱寡歡。
東南沿海倭寇日漸猖獗，雖然雙嶼港一戰明朝大獲全勝，一舉殲滅海盜數百人，但倭寇問題並未就此解決，反而激起了長達十幾年血腥的倭寇戰爭。除了剿倭作戰開銷巨大，大量江南百姓捲入了規模龐大的走私貿易，一時之間走私成風，明朝境內海貨、香料氾濫，嚴重衝擊了朝廷的貿易稅收體系，導致明朝財政愈發緊張，皇帝內廷開銷也不得不削減。
就在嘉靖皇帝爲財政困難焦慮之時，一支日本朝貢船隊來到了中國。這隻僅有5艘的船隊漂洋過海，一路歷經風雨，終於來到了寧波。在市舶司申報並繳稅之後，隨船商人順利在寧波出售了帶來的商品，本來只需要再到北京呈獻貢品，帶上明朝的賞賜，回國轉手一賣就是一大筆暴利，但沒想到接下來的行程居然如此不順。
朝貢船隊駛離寧波之後，沿運河北上，一路行經紹興、杭州、蘇州、鎮江等地，但就在穿過長江，想要從揚州進入運河之時，卻遭遇了超出預期的麻煩。由於前方的河道淤積，船閘失修，有些河段已經無法通行，需要卸貨走一段陸路後再裝船重新出發，河道通行效率已大不如前，大量船隻擁堵在揚州，需要排隊等待很久才能進入運河。在等了幾天之後，朝貢使臣一行人已經心煩氣躁，無法上岸休息，只能在船上大眼瞪小眼。又過了幾天，5艘船上的人們早已煩躁到極點，怨聲載道。直到十六天後，已經被折磨得心如死灰的朝貢船隊才得以進入運河，緩緩朝大明王朝的首都駛去……但此時他們還不知道，自己的磨難還沒有到頭……
大運河是中華帝國從南方富庶省份向北方地區輸送物資的生命線，是聯通南北經濟的大動脈，歷朝歷代都是朝廷最爲重視的水利工程，幾百年間不斷投入財力維護運河的暢通。但到了大明嘉靖年間，大運河年久失修，通行效率大幅下降，往返一次需要一年的時間。
大明王朝偌大一個帝國，爲何連維護一條運河的費用都拿不出來?
黃仁宇在他的代表作《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中，鞭辟入裏地闡明瞭箇中緣由。
明朝財政制度設計的根本目的是爲了節省行政成本。各地方政府需要就地解決自己的各種財政支出問題，儘可能地避免大規模的橫向轉運。黃仁宇稱其爲“指令集中，管理分散”，財政體系之下的數百個政府主體都要自己解決記賬、庫存、調動等問題，帶來了數不清的巨大麻煩。
要理解這種財政體系有多麼低效，我們可以把國家想象成一部手機，財政制度就是手機的操作系統，各級政府部門就相當於執行具體功能的APP。正常情況下，操作系統負責統籌全局，所有APP都通過操作系統來獲得硬件的計算、內存等資源。而明朝的財政模式，相當於沒有一套總覽全局的操作系統，所有的APP都要直接寫彙編代碼去調用硬件資源，結果當然是大混亂。
這種非常簡陋的制度設計，導致明朝整個財政體系的效率極其低下，該收的稅收不上來，朝廷沒有辦法集中全國財力，僅僅維護一條運河的資金都難以保證，政府公共服務始終停留在一個非常低的水平上。朝廷拿不出錢維護運河，只能讓地方自己想辦法籌款，工程質量必然沒有保證。江蘇淮安當時是漕運造船業的中心，擁有數以百計的造船廠，但是由於朝廷長期撥款不足，這些國營船廠陸續陷入虧損，最後紛紛倒閉。維護大運河的士兵長期被拖欠工資，爲了生活大肆走私，上級也只能睜隻眼閉隻眼，使得明朝公共管理的嚴密性遭到巨大破壞。
此外由於朝廷無力興修水利工程，導致很多地區旱災水災日益頻繁，豪門大戶乘人之危壓低價格吞併土地，社會兩極分化日益嚴重，老百姓民不聊生，使得整個王朝逐漸走向衰亡和瓦解。
更爲嚴重的是，低效的財政制度使得國家收入上限被鎖死，但開支卻越來越大，朝廷只能用其它手段來間接增加收入。比如默許制度性的腐敗，把成本轉移給鹽商之類的專賣商，再由這些人轉嫁給老百姓。老百姓負擔太重之後逃亡，稅收就要分攤到未逃亡的百姓頭上，從而形成惡性循環。
到了明朝中後期，財政困難積重難返，嚴重的財政危機演變爲政治危機。明朝財政制度的簡陋和低效，使得朝廷在面對倭寇戰爭與後金進犯時，有限的財力難以應對日益嚴重的內憂外患。軍屯制度名存實亡，士兵長期領不到兵餉，武器裝備落後，軍隊大幅缺員，士氣普遍低落，戰鬥力嚴重下降，遭遇敵軍時一觸即潰，甚至倒戈相向，否則憑明朝兩百萬軍隊，怎麼會打不過區區十幾萬清軍?讓崇禎皇帝落得個身死國滅的下場。
明朝的覆滅，很大程度上與國家財政制度設計不合理有關，是從一開始就註定的。那麼我們能從中吸取哪些教訓呢?
想要“民富、國足、軍強”，就需要政府充分調動國家的資源，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古往今來，人類的行爲無非是兩種：創造財富、分配財富。市場的無形之手尋求更高效的財富創造，政府的有形之手製定分配財富的規則。
那麼問題來了，政府與市場要如何互動，形成一種怎樣的關係，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呢?
西方經濟理論總是把政府與市場對立起來，似乎只有減少政府對市場的控制，經濟才能發展得更好。
這種觀點太過狹隘，政府作爲市場的組織者，承擔着提供公共服務、促進市場與社會健康發展的職能。
政府要有所作爲，必然要使用一定程度的社會資源，因此徵稅能力是國家提供更高水平公共服務、改善營商環境、提高市場商業效率、維護社會公平穩定的前提和基礎。
稅收並非越低越好，輕徭薄賦可能是仁政，也可能是失敗國家的標誌。
現實中治理良好的發達國家，無一不是高稅收國家。比如北歐各國，不僅所得稅高，還要交消費稅、房產稅、環保稅等等，一多半的收入都交稅了，但也換回了全球最高的居民幸福感。
經合組織國家2018年所得稅和社保繳費佔工資收入的百分比，圖片來源：OECD
反觀低稅收國家，治理水平普遍十分低下，連基本的社會治安都難以保障，低稅收的原因也不是他們主動選擇的，而是政府能力有限根本收不上來。比如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事務辦公室今年11月發佈的一份報告，阿富汗的海洛因和鴉片走私猖獗，每年僅銷往歐洲的就高達280億美元，甚至超過了該國的GDP(194億美元，2018年)。顯然阿富汗政府沒有從中得到任何稅收，自然也就難以對抗富可敵國兵強馬壯的販毒集團。
稅收絕不是“與民爭利”，只有能力強大的政府才能承擔起中華民族復興的重擔，要想讓中國重新挺直腰板站起來，需要我們每個人都爲建設更強大祖國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