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雍正的改革，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康熙末年，九龍奪嫡，禍起蕭牆。一片血雨腥風中，走出了皇四子胤禛，帶領着大清王朝，進入嶄新的雍正時代。
雍正登基後， 一邊大力推行“攤丁入畝”、“火耗歸公”等舉措，一邊開展了一項“最勇敢的改革”，力圖振興國家，再現盛世輝煌。
可惜，雍正最勇敢的改革，卻在他去世後，被乾隆粗暴打斷，以至於晚清時代本可以避免的鴉片戰爭悲劇，就這麼無情的上演了。
那麼，這項足以避免鴉片戰爭悲劇的改革，究竟是什麼呢?
一、海禁政策
雍正改革的故事， 還得從清代的海禁政策說起。
滿清入關之初，爲防止沿海百姓通過海上途徑幫助明鄭反清勢力，於順治十二年，下達了“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的禁令。
等到順治十八年，清代的海禁政策愈發嚴厲。清王朝甚至強行將江、浙、閩、粵、魯等省沿海百姓內遷三十至五十里，用一場人造的移民潮，將海禁政策推上了巔峯。
此後，清王朝一直嚴格執行海禁政策，直到康熙平定臺灣後，纔有了鬆動的跡象。
康熙二十二年，臺灣收復，清王朝這纔開放了海禁。並且隨後的幾年間，設立了江、浙、閩、粵四處海關，各自下轄的數十個通商口岸，瘋狂開展起海外貿易來。
應該說，康熙年間的這次開海，比明代隆慶時代的開放範圍更廣，程度更深，堪稱360度無死角全面開海，不管是東洋、西洋，還是南洋，通通成爲了清王朝海上貿易的廣闊市場。
開放海禁後，清王朝的貿易收入立刻直線上升，大清王朝的財政，就這麼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國內的手工業、商業，也在開海後迎來了一場大發展。清王朝的瓷器、茶葉、絲綢等商品遠銷海外，帶動佛山、漢口、景德鎮、朱仙鎮等地GDP不斷增長，而外國商旅通過海上貿易出口珠寶、香料等珍奇洋貨至清廷，又催生了廣州“十三行”等商貿組織的繁盛。
隨着中西方海上貿易往來越來越密切， 廣州“十三行”逐漸成爲“天子南庫”，見證了中西方海上貿易的一段繁榮時代。
可惜，開展的如火如荼的海上貿易，卻在康熙五十五年，再度遭遇寒流。清王朝發現，海外貿易雖然帶來了無盡的財富，卻也帶來了先進的科技和思想，還讓不少在南洋從事海外貿易的百姓，長居國外樂不思歸。
清王朝的憂患意識被點燃了。 清廷統治者們一來擔心百姓接觸先進科技與思想太多，不利滿清統治，二來擔心海外貿易會造成海盜四起。於是，康熙五十六年，新的南洋海禁令頒佈了，曾經轟轟烈烈的海外貿易，就此歸於平淡。
二、雍正改革
在海禁政策時鬆時緊的大環境下，清王朝迎來了雍正時代。然而， 可憐的雍正寶寶剛一登基，龍椅都還沒坐熱，就發現康熙末年的海禁，簡直就是皇阿瑪給朕挖下的大坑。
這是因爲，康熙王朝六十年的時間裏，中國實現了長久的太平，人口急劇膨脹，但土地數量有限，並且兼併嚴重，直接導致東南沿海，閒置了大量勞動力。
正如藍鼎元在《論南洋事宜書》中所說：“(沿海諸地)人稠地狹，田園不足於耕……沿海居民蕭索岑寂、窮困不聊之狀，皆因洋禁。”
不僅如此，康熙朝的吏治貪腐，還留下了嚴重的財政危機，以至當時“內外府庫無不虧空”。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大清朝沒錢，沿海百姓沒工作之際，福建偏偏又鬧起了春荒，逼得福州、興化府南臺縣、上杭、邵武府建寧縣、汀州府等地的饑民，紛紛幹起了搶奪谷船和糧食之事。
眼看着千里餓殍，福州巡撫毛文銓再也忍不住，毅然上書朝廷請求開放海禁，發展經濟，解救沿海萬千生靈。緊接着，閩浙總督高其倬也上奏說：“福、興、漳、泉、汀五府，地狹人稠，無田可耕……出海貿易，一舟養百人且得餘利……臣愚請弛禁”。
朝臣們的奏章，讓雍正意識到，本應帶來持久財富的漫長海岸線，卻在海禁政策下，成爲困住清王朝的枷鎖，勒得大清自己喘不過氣來。
爲了早日幫助大清王朝掙脫枷鎖， 雍正以極大的魄力，勇敢的重新開放海禁，一步一步爬出，康熙留下的海禁大坑。
這番爬坑過程說來也是艱辛。爲了儘量避免海禁改革，給政治對手留下攻擊的口實，雍正在開放海禁時，提出了許多苛刻的附加條件。比如他規定出洋船隻必須攜帶規定數量的糧食和其他物品，否則以接濟外洋例論罪;出洋貿易之人，規定時間內必須回國，不然船戶和汛口官員都要問罪。
儘管如此，但雍正開放海禁之舉，比起之前的幾代清朝帝王，也算是跨出了重要的一大步。據史料記載， 海禁開放後，沿海缺糧的狀況迅速緩解，還帶動內地經濟也跟着再次騰飛。
就拿雍正五年冬到六年秋這段時間來說，從廈門出口的福建商船就帶回了大米11000多石、以及燕窩、海蔘、蘇木、牛皮等各色貨物，爲捉襟見肘的清廷財政，打了一劑強心針。
滿載而歸的同時，海外貿易也成爲了清王朝與南洋各國聯繫的紐帶，雙方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聯繫不斷加強，民間貿易也隨之煥發出勃勃生機。
這其中，尤其以馬尼拉最爲明顯。海禁開放後，每年到馬尼拉的中國船，多達三十至五十艘，帶去了絲綢、瓷器、漆器等大量的“中國造”。這些商品隨後又通過馬尼拉，源源不斷地流通到西方世界，爲清廷賺回了豐厚的貿易順差。
三、風波再起
靠着勇敢的海禁改革，雍正以力挽狂瀾之勢，成功爲清廷財政打通了一條“補血大動脈”。等到乾隆初期，國庫存銀從雍正初期的700多萬擴充了6000萬，算是徹底走出了康熙留下的大坑。
可惜，好景不長。乾隆二十二年， 乾隆在南巡途中，看到蘇州的洋商船絡繹不絕，便擔心西方藉機搞殖民活動，於是乾隆一道旨意，再次實行起閉關鎖國的政策，僅留廣東一地通商，史稱“一口通商”。
雍正最勇敢的海禁改革，就這麼被乾隆粗暴打斷了。
或許是擔心閉關鎖國的力度不夠大，乾隆重創海禁改革後，很快又頒發了《防夷五事》，再對外國商人設下重重限制，讓原本紅紅火火的海外貿易，迅速降溫至冰點。
但乾隆想不到的是，閉關鎖國政策的執行，加劇的是清王朝自己的衰落。清王朝與西方殖民者的差距，在徹底閉關鎖國後迅速拉大。 東南平民迅速貧困化，清王朝也財政收入銳減。到了鴉片戰爭前夜，已是舉步維艱。
應該說，若非乾隆粗暴打斷了大清王朝的海外貿易，鴉片戰爭的悲劇，或許不會出現。畢竟，只有開放才能夠強國。盲目的封閉，只能在故步自封的落後中，逐漸沉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