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知道讀者都很感興趣福康安的故事，今天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將軍福康安盡收西藏失地，廓爾喀求和稱臣。乾隆皇帝非常高興，厚加賞賜。福康安凱旋，徵廓爾喀一應軍需費用交戶部報銷。有一天，他卻收到了戶部一名書吏的名帖，以賀喜爲名，要求賞賜萬金。
福康安當時已是一等公，又剛立下開疆拓土之功，正如日中天。一名小小的書吏既無官銜，又不在編制之內，居然敢來索取賄賂，福康安大怒。
據說那天，那名小吏鎮定自若地向暴怒的福康安申述了自己索取賄賂的理由：“軍需用款多至數千萬，賬冊太多，必須多添人手，日夜加快辦理，若幾個月內完成，全部上奏，皇上剛剛賞賜了戰功，必然高興，馬上就準了。倘若您不給錢，僅就我們戶部人手來分批陸續報銷，沒有三四年不能了事。拖拖拉拉皇上看得煩了，肯定要責問，輿論攻訐也趁機而入，必興大獄。”福康安聽後大爲讚賞，馬上下令賞賜兩萬兩。
所謂“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官員在一地任職的時間很短，而胥吏卻幾乎世代沿襲當差，所以新官上任往往要“以吏爲師”，向這些小吏學習如何辦理政事、處理公文。當時辦理文牘，往往是官員交給書吏，書吏去查閱案例、法律，寫完之後呈給官員，官員只是簽字蓋章而已。
康熙五十年(1711年)三月，著名的桐城派文學家方苞因《南山集》案株連，被關在刑部獄。方苞曾親眼看見，三個和他一起被拘捕、受到拷打審訊的人，其中一個給了獄卒30兩銀子，被打傷了骨頭，病了一個多月;另一個加倍給錢，只傷了皮肉，十來天就好了;還有一個給了六倍的銀子，當晚就可以行動如常。獄卒對此振振有詞：“如果不區別對待，誰願意多給我們錢呢?”
尤其讓方苞驚詫的是，刑部的老吏居然在家中私藏官印，擅自更改公文。當時有兩兄弟把持公倉，按律當立即處決。獄吏對他們說給一千兩銀子，就可以讓他們活命。他另外準備份奏章，用從犯中兩個單身漢的名字換了兩兄弟的名字。同夥的獄吏認爲不妥，怕欺騙不了主審官。而這名獄吏卻笑道：“倘若主審官上奏，我們是死路一條，他也會因此被撤職，他不可能爲了兩個犯人的命丟了自己的官。”這件給犯人調包的事居然辦成了，主審官也發現了獄吏的所作所爲，但始終不敢追究。
嘉慶年間，工部書吏王書常隨身攜帶假印，冒名支取國庫錢財。皇帝下令修建工程，他便捏造高官姓名，重複向戶部支取白銀近千萬兩。按照規定，工部支領銀錢，必須各司簽押完畢，告知戶部的相關部門，經過度支大員複覈，才能發派。然而各部的小吏早已狼狽爲奸，專門等候官員們談笑會飲之時，將故意書寫潦草的文書呈上，官員無心細看，便隨手籤畫，於是這些小吏得以趁機牟取暴利。
至於官員升遷任命，也有小吏從中挑弄。吏部的書吏得利最多，因爲官員補缺、晉升都要經過吏部的審覈，這些書吏就按照官位油水的多少索取賄賂，如果不給，便尋找理由駁斥或延誤辦理。於是得到任命就要賄賂小吏，便成了官場規則。
晚清文史學家、曾做過監察御史的李慈銘曾說：“京城的官員大多貧困到快不能生存，而這些書吏財產過億，衣食享用，堪比皇帝。”
嘉慶皇帝曾經對這種局面怒不可遏，但是面對如此盤根錯節的集團，他也毫無辦法。胥吏之害，直到清朝滅亡也未能革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