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長河不停的流淌，歷史在不停的發展，讓小編帶大家撥開歷史的迷霧，回到那刀光劍影的年代，看看宋神宗的故事。
神，這個字在中國歷史上是慎用的，畢竟在封建時期，人是信神的，皇帝是天子，順應天意，下達天意，但是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有兩位皇帝的廟號含有了神，一是宋神宗，二是明神宗，相比宋神宗評取廟號的純原創，明神宗這個廟號感覺就有點按圖索驥了，那就是—明神宗，爲什麼這麼說呢?宋神宗時支持王安石變法，引起稅制改革，對以後的王朝稅務法的制定都有影響，更重要的是，王安石是他一手支持起來的，而明神宗時期，也有張居正改革，但是歷史上，明神宗其實不管事的，甚至二十年不上朝，那這萬曆中興，變法改革，就主要是張居正主持，這就是我爲什麼說明朝文人按圖索驥取廟號了。
今天就主要了解了解宋神宗，他到底做了什麼，讓宋朝 的文人給他特立獨行的取了"神"這個廟號呢?
不得不說宋神宗是站在北宋歷史轉折點上的關鍵人物，他所接手的是一個"貧窮"的帝國——政府很窮，百姓很富，政府財政赤字嚴重。面對這樣的窘境，宋神宗必須有所動作，更何況，宋神宗是一個"漢武帝式"的人物，雄心壯志。也正是因爲他不甘平庸，不甘落後，纔會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改革變法，旗鼓張張的對外用兵。
上面說到，他接手的朝廷是貧窮的，百姓是富裕的，再加上宋朝前幾位皇帝的官制問題，冗兵冗官嚴重，這些人都要有俸祿，從而財政赤字嚴重。但是皇帝要施展抱負，使用才能，不能沒錢啊，錢從哪來?
宋神宗很鬱悶，不能接受國庫沒錢的現實，他必須有所行動，但是，怎麼行動纔有效呢?
司馬光給了個辦法"很簡單，省着點花"
宋神宗搖搖頭，省着點花，不是不行，但是這樣子，日子就要過得緊巴巴的，朕可不是隻要日子能過下去就能滿足的，朕要對外用兵，需要大筆大筆的軍費!
令宋神宗高興的是，想什麼來什麼，過了一段時間老天就把王安石和他的新政派到他面前了。
和司馬光不同的是，王安石如何幫皇帝理財有着獨特的見解，他深知，老百姓的錢不能動，那是皇帝這條船行萬里的關鍵，那誰的錢能動?王安石注意到了一個所有人都知道的現實——國庫裏沒錢，但是老百姓有錢啊。是的，北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商業稅超過農業稅，可見北宋商業的發達水平。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商人。但是強加商稅就會抑制商業發展，純屬殺雞取卵，賺的是快錢，那怎麼辦?王安石敏銳的想到，市場經濟這麼發達，大量的財富在民間市場中流來流去，假如政府也參與商業活動，豈不是就可以讓一部分財富流入國庫嗎?
宋朝商業富庶
於是，王安石很得意的對司馬光說：民不家富而國用饒!政府是從商業活動中牟利，並沒有增加老百姓的稅收啊!
市易法也差不多，官員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強行的低價收購你的貨物，再回去報假賬。結果可想而知，最後商人們也窮了，政府富了，那些負責採買的官員更是發家致富了。
動機與效果的背離，條文與執行的偏差，使一系列變法措施從安民走向擾民。
這和最初想的完全不對頭，最後只能宣告失敗。變法把北宋王朝拖入"黨爭"的漩渦，朝廷空前分裂，一邊是"熙寧新黨"，但除了王安石，沒有一個正直的人，可以說，宋神宗和王安石帶着一羣來路不明的人在辦事。另一邊是"保守舊黨"，非但有司馬光、蘇軾這樣的社會精英，還有韓琦、文彥博這批范仲淹改革舊臣。期間起了各種政治案件，如大名鼎鼎的"烏臺詩案"蘇軾流放。
新政黨爭產生的元佑黨籍碑
那究竟是王安石變法錯了，還是宋神宗富取於民錯了?
我認爲有以下幾點
1、變法的超前性與社會現實的落後性差距過大，變法沒有適應的土壤
2、新法的"斂財"實質導致社會基礎的喪失
變法的真正興奮點是富國，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財"，實際上主要是在分配領域內損下益上，奪商人、地主、農民之利歸國家財政，做到的不過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
這使他幾乎把整個社會作爲"取財"的對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時，它損害了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利益，導致變法的社會基礎喪失。
3、宋神宗變法急功近利、急於求成。
明知改革"緩而圖之，則爲大利;急而成之，則爲大害"，卻在變法中操之過急。他只認定一個目標，卻忽略了在實現這一目標過程中必然會連帶產生一系列問題。
在短短數年間將十幾項改革全面鋪開，恐怕當時的社會各階級都不見得有這種精神和物質承受能力，於是變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則不達的困境。
4、政策執行不力。
這就是前面說到的貪污問題了，上面爲了富國急得團團轉，下面持續吸着民脂民膏。
最後用同爲"中興皇帝"光緒的一首詩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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