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是“仁主”、朱元璋是“暴君”?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對於同一個帝王，如果從不同立場、不同角度來評價，會得到完全相反的結論。比如趙匡胤，在士大夫眼中，他就是“仁主”;但如果在普通老百姓看來，這人就是個完完全全的暴君。朱元璋則完全相反，在士大夫看來，他殺人如麻，是個如假包換的“暴君”;但在老百姓眼裏，他則是一位千年難遇的好皇帝。
趙匡胤幾乎善待了所有人，唯獨漏掉了老百姓
趙匡胤的仁義之名，大半來自“杯酒釋兵權”。與歷代開國皇帝大肆屠殺功臣的普遍操作不同，趙匡胤與他的功勳們達成了這樣的交易：你們放棄兵權，我承諾給你們世代享用不盡的榮華富貴。
除此之外，趙匡胤與他的弟弟趙廣義制訂了一系列的規定，善待社會精英(尤其是文人)、優待各級官員(尤其是文官)。
比如，傳下不得殺害大臣及言事官的祖訓，這在歷朝歷代是獨一份;
大幅提高科舉名額，平均每年的進士錄取人數是唐代時的數倍，讓更多的讀書人得到飛黃騰達的機會;
與唐朝不同，宋代的文人一旦考取進士，立馬可以被安排一官半職，從此捧着金飯碗;
宋朝還規定宗室人員不得參與科舉，把機會全部讓給社會人士;
更牛的是，宋代的“官戶”不僅可以免交賦稅、免服勞役，中高級幹部甚至享有“任子”的權力，即子孫可以直接做官;朝廷大員在退休時，還可以“致仕恩澤”，即有權火線提拔幾個親信;
趙匡胤還設立了“公使庫”，類似於驛站，不過只招待(並且是免費)路過的官員、士大夫
......
所以，這樣的皇帝，在掌握了社會話語權的文人眼中，能不是“仁主”嗎?不過在老百姓眼裏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任何時代，社會的總資源都是有限的，宋朝給予各級官員、士大夫的如此豐厚的優待，意味着要有人爲此買單;此外，由於常年向北方的政權交保護費，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那會是誰來買單?打皇室的主意是不可能地，只有佔據王朝人口絕大多數的老百姓了：
其他的朝代，在建立之初總會推行不同程度的均田制、減免賦稅，以儘快讓民間休養生息。但兩宋時期，從來都對土地兼併視而不見，任其發展;
兩宋的稅負，在封建時代稱得上登峯造極，主要的兩稅(夏秋兩季徵收的田賦和資產稅)比唐代多了6倍，此外還有人頭稅，家裏人口越多，就得交更多的錢，因此南方一些地方甚至盛行殺嬰的習俗;
出錢之外，還得出力。宋代老百姓要從事的勞役主要包括押運官物、督徵賦稅、抓捕盜賊、在衙門打雜等，當然都是義務勞動。前兩項尤爲殘酷-事情如果辦砸了，辦事的老百姓得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直至坐牢。
因此，兩宋期間，一共發生了400多場農民起義......不是這些人閒着沒事幹，面對橫徵暴斂實在是熬不下去了。
朱元璋對官員苛刻、大肆屠殺功臣，但他是少見的善待百姓的皇帝
朱元璋則是另一個極端，他是歷朝歷代中，發自內心的善待老百姓的皇帝。
在建立明朝後，朱元璋基於他對民間疾苦的瞭解，立即着手開展了以減輕農民負擔、解放勞動力爲目的的一系列執政措施：
爲了打擊土地兼併嚴重、貧富差距懸殊的社會問題，朱元璋徒富民、抑豪強，派使者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丈量土地、清查戶口，讓耕者有其田，並且頒佈了衆多刺激墾荒的政策;
在各地大興水利，輕徭薄賦、鼓勵生產;除了糧食之外，還提倡種植桑、麻、棉等經濟作物和果木作物，實現民間經濟的多元化發展，提高抗風險能力;
厲行節儉、愛惜民力，絕不鋪張浪費、驕奢淫逸。同時還大規模解放奴婢。此外，朱元璋深知天災人禍給普通百姓帶來的巨大痛苦，常常對受災農民給予免稅的待遇，甚至直接由政府救濟。
在朱元璋統治期間，很正做到了以民爲先，社會生產逐漸恢復和發展，百姓安居樂業生活，生活逐漸穩定復甦，這一時期，史稱“洪武之治”。
但對於官員，朱元璋則是另一幅模樣。他對貪官污吏深惡痛絕，爲了懲治貪官，他在1392年頒佈了一條規定：貪污六十兩以上的，一律梟首示衆、剝皮楦草。也就是把貪官污吏活生生地剝下皮，其後在人皮中填滿亂草，接下來再完整的縫合起來、還原成人型，然後掛在各級官衙內外“示衆”，讓每天上下班的官員天天看着、以儆效尤。
出於給子孫後代創造良好統治環境的考慮，朱元璋大肆誅殺功臣。比如胡惟庸案爆發後，一共殺害了一萬五千多人;不久後另一位功臣李善長等人也因牽連此案全家被殺。最終，這一案件前後被殺的幾十家王公貴族，共三萬多人。不久後，名將藍玉也因罪名被殺，並順藤摸瓜進行了大規模的株連、清洗，據說受此案牽連而死的高官超過2.5萬人。除此之外，其他的開國功臣也很難得以善終。
二人完全相反的爲政方式，無關乎善惡、只源於迥異的創業經歷
對於趙匡胤、朱元璋二位帝王的行爲，不能簡單的用好、壞來解釋。二人對官員、百姓幾乎完全相反的方式，只是源於他們不同的出身，以及獲取政權的不同形式。
趙匡胤建立宋朝，採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後周世宗柴榮在位時，出身武將世家的趙匡胤因功逐漸備受重用，最後甚至成了託孤大臣;由於兵權在手，其後他在陳橋驛黃袍加身，過程整體而言是比較順利、和平的。奪位後，無論對文官還是武將，他都採取了寬容的處理方式，讓利於這些身處統治階級內的人員，以穩定人心、鞏固政權。對於老百姓，他則繼續沿用了五代時普遍的傾軋模式。
其實這也容易理解：五代十國時的政權更迭，都是源於武將奪權，沒有一起是農民起義造成的。趙匡胤並沒有“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感悟，或者說，在他的眼中，“水”就是武將、士大夫。
而出身社會底層的朱元璋，則是自下而上的奪取政權。出身貧苦、父母雙亡、剃髮爲僧、四處乞討，幼時的朱元璋歷經了人間最悲慘的劫難。其後他參加農民起義軍，以自己的努力與卓越天分，創造了從乞丐到皇帝的華麗轉變。這樣的人生經歷，使得他對於民間疾苦了如指掌，對於百姓所憂所喜心知肚明;而對於貪官污吏、橫徵暴斂，他則深惡痛絕，並且深知由此帶給政權和社會的危害;同時，爲了避免在自己死後功臣亂政，他採取了極端的屠殺行爲。
因此，大明建立後，朱元璋走向了與趙匡胤完全相反的執政路線。
那麼，二人誰是仁君、誰是暴君，那要看由誰來評價，也要看史書是誰編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