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的《我的前半生》寫了什麼?真實的溥儀是什麼樣的?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內容。
1950年，作爲戰犯的愛新覺羅·溥儀從蘇聯被押送回國，關在撫順戰犯管理所中。關押期間，溥儀不止一次地撰寫自傳，揭露自己和檢舉日寇及僞滿政權的種種罪行。
撫順戰犯管理所的領導受到日本戰犯撰寫懺悔錄的啓發，認爲日本戰犯自覺地揭露侵華的殘暴罪行，是改過自新的一個好辦法。因此，就讓僞滿戰犯都來效仿寫懺悔錄，題目都統一叫做“我的前半生”。
圖 | 愛新覺羅·溥儀
就這樣，溥儀在管理所方的反覆教育下，於1957年下半年起，開始撰寫《我的前半生》，歷時一年半左右完成。在這個過程中，管理所的領導們親自審閱書稿，幫助溥儀推敲和修改。
由於溥儀寫作能力較差，管理所領導不僅指派溥傑幫助他寫，還讓許多僞滿大臣、將官爲他提供僞滿時期的材料;後來因爲缺少參考資料，又從遼寧圖書館借來一些圖書，包括許多演義小說，如《清宮十三朝演義》等稗官野史，供其參考。
溥儀的《我的前半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稿，記錄了溥儀從皇帝到戰犯，再到接受新中國“改造”等過程，是一部回憶錄，更是一本特定歷史環境下的自省書。
圖 | 溥儀的回憶錄：《我的前半生》
大部分人對溥儀的瞭解，是從《我的前半生》這本回憶錄中來的。在《我的前半生》中，溥儀將自己塑造成一個被操控、受壓迫的傀儡形象。然而，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形式的自傳或回憶錄都會受作者寫作時的主觀意識左右，因此，它並不能真實客觀的反映歷史。
溥儀初寫此書時的身份，還是個被關押改造的戰犯。因此，他的回憶錄更多的是出於檢討的目的，而不是客觀的陳述實事。他所陳述的內容，到底是爲了取悅於監獄管理人員，還是真的是自己的真實思想，我們也很難分辨。也難怪毛澤東看完此書後說：“溥儀把自己說的太壞，書中檢討的部分太多。”
真實的歷史中，溥儀真的就是一個被操縱的傀儡、待宰的羔羊嗎?
日本人的眼中的溥儀可不是這樣。
《絕密會見錄》，戰後的被發現的日本絕密情報文件
日本NHK電視臺的一個叫中田整一的製片人，在整理一個二戰題材的紀錄片的資料時，發現了叫《絕密會見錄》的文件。作者名字叫林初賢次郎，是溥儀在僞滿洲國時期的日本翻譯官。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佔了整個東北。次年，僞滿洲國成立，首都設置在今天的吉林長春。僞滿洲國雖然是在日本的扶持下成立的，但其內部的日本勢力卻分成了兩大陣營：日本政府和關東軍。
圖 | 九·一八事變紀念碑
爲何日本有兩股勢力呢?因爲，日本國內對中國的戰略態度有嚴重的分歧。
當時的日本國內軍國主義盛行，日本軍部一直謀求擴大自己的權力，並試圖擺脫政府的控制。軍隊權力的急速膨脹，導致政府不僅無法控制軍隊，反而出臺的政策會被軍隊干涉。比如，日本跟僞滿洲國簽署的《日滿協議書》就規定：日本政府要把僞滿洲國的政務指導權，全權委任給關東軍司令官。
而日本政府這邊，對軍人干政還有關東軍的肆意妄爲很不滿意，甚至出現政府官員與關東軍長官水火不容的情況。
比如，在僞滿日本大使館的官僚，拒絕陪同關東軍司令官作爲駐滿洲特命全權大使上任。日本政府有個外務省機構，相當於外交部，他們對軍部強行發動九·一八事變非常不滿。日本軍隊一直在強行擴大侵華的範圍，但是外務省拿軍部沒什麼辦法。當時日本國內都在諷刺外務省，說他們已經成了軍部的對外辦事處。
圖 | 日本關東軍軍官集體照
在這種背景下，外務省想獲得靠得住的情報來源，就必須找機會越過關東軍，所以他們就想到在溥儀身邊安插一個人負責情報工作，利用自己的身份，瞞着關東軍和日本軍部，祕密收集僞滿洲國的情報，然後將這些絕密情報送往外務省。於是，翻譯官林出賢次郎就擔起了這個重任。
林出賢次郎每月給外務部傳兩次情報，使館用“半公信”方式發送回國。所謂半公信，就是內容一半是公事，一半是私事的，這樣就能規避關東軍司令的監視。外務省在收到情報後，負責人會把它們編號並打上絕密標記，這些絕密的情報只有外務省最核心的幾個官員可以閱讀。這些情報，最後就彙集成了《絕密會見錄》。所以說，《絕密會見錄》是日本政府和軍部之間矛盾的產物。
由於這種特殊的身份，林出賢次郎有機會親身經歷溥儀和日本人所有的會見，見證了那段時間的歷史。
溥儀成爲僞滿洲國皇帝，並不是受日本人脅迫，而是自願合作
民國時期，天津是各種失意政客的聚集地，溥儀在被迫退位後，從1925年開始也住在天津租界。溥儀終日爲自己末代皇帝的身份苦惱，以爲自己將一直鬱鬱寡歡地了卻此生。
直到1931年10月底，一個日本人的出現，讓溥儀重新對生活有了渴望。這個日本人就是關東軍日本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
圖 | 甲級戰犯——日本特務土肥原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爲了長久地立足於東北，關東軍確立了在滿蒙獨立建國的計劃，這個政權要用所謂的“以宣統帝位首領的支那政權”爲名義建立，就是要利用溥儀大清宣統皇帝的名分。
所以，土肥原賢二親自到天津找到了失意的末代皇帝溥儀。溥儀看到了重續皇帝夢的希望，反覆追問土肥原，僞滿洲國是不是會實行帝制。狡猾的土肥原打了個哈哈，現在正是溥儀恢復大業之時，如果前往滿洲，就可以立刻當元首。
“滿洲國”這個詞，在我們今天的語境裏，沒有其他意思，它就是代表中國東北。但是在那個時代，它還有民族主義的色彩。中華民國打出的旗號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滿族代表一個單獨的民族。日本一直強調“僞滿洲國”獨立，是要利用當時在國際流行的威爾遜主義中的“民族自決”。這雖然是個歪理，但是放在日本的戰略中，那是可以延伸放大的一套理論。往長遠一想，就知道日本的意圖了，先讓僞滿洲國脫離中國，然後再慢慢吞併。
溥儀是滿清的末代皇帝，首先他自己是個滿人，又被革命黨轟下了臺。所以，“中華民族”的民族大義在他眼裏遠沒有復興大清重要。
因此，溥儀被土肥原說動了，出於自己被趕下皇位的不滿，以及還想重續滿清皇帝的殘夢。溥儀先將帝制問題放在一邊，他判斷復辟的時機已到，便隨日本人欣然前往關外組建僞滿洲國。
爲了滿清復辟，溥儀與日本人進行了長期的政治博弈
溥儀答應日本人的目的是借日本的幫助作爲跳板，然後復辟整個大清帝國。然而，關東軍只是兌現了元首的身份，並沒有立刻讓僞滿洲國成爲帝制國家，溥儀的身份是“僞滿洲國執政”。
溥儀對此非常不滿，於是，在僞滿洲國成立初期，雙方就僞滿洲國的政權問題進行了反覆談判。
當時的關東軍司令是武藤信義，兼關東軍司令長官、關東廳長官和駐滿特命全權大使數職，成爲凌駕於僞滿洲國元首之上的頭號實權人物。
溥儀當了三個月僞滿洲國執政以後，派僞總理鄭孝胥去和關東軍司令長官武藤信義進行會面。《絕密會見錄》中記錄，他們會面的氣氛是比較融洽的，武藤信義同意了將僞滿洲國轉爲帝制國家。
鄭孝胥趁機向日本人提出，希望溥儀能在北京而不是長春登基，這其實是代表溥儀委婉地提出復辟清朝的願望。他說，如果讓溥儀在長春登上帝位，會讓他像南宋政權一樣，偏安在東北，還會被國人指責忘了復興滿清的大業，所以，他希望日方設法幫助溥儀在北京即位。
圖 | 溥儀
在日本人的戰略中，你溥儀最好當一個聽話的棋子，復興大清根本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所以，武藤信義以時機未到爲由委婉拒絕了鄭孝胥，要求溥儀在滿洲登基。
見日本人不同意，鄭孝胥只好打住，恐怕將日本人惹急了，溥儀連滿洲國皇帝都別當了。
不久之後，溥儀和武藤信義直接見面，就領導權的問題進行了第二輪談判。溥儀想讓自己的老師陳寶琛出任執政府最高行政長官，但關東軍和僞總理鄭孝胥都不喜歡這個人，因爲陳寶琛曾經反對溥儀做僞滿洲國元首，反對他被日本人利用。由於武藤的反對，任命陳寶琛的事情被以暫且擱置的名義否定了。
這個時期，武藤信義對溥儀還算客氣，這或許和他個人的性格有關，但是更主要的原因還是，當時溥儀還有一些政治籌碼，讓關東軍不得不做一些讓步。但是，這個武藤一年後突然得病去世了，繼任的關東軍司令官對皇帝溥儀可就沒有那麼禮貌了。
復辟夢想徹底破滅，“海拉爾事件”後，沒有政治籌碼的溥儀正式淪爲傀儡
武藤死後，眼看着關東軍在東北的勢力越來越穩固，自己的政治籌碼也越來越少，溥儀心裏着急啊。
1934年，溥儀在漫天風沙中舉行了登基儀式，人生中第二次當上了皇帝。在《絕密會見錄》中有提到，儀式之前，溥儀一方和關東軍曾經因爲儀式的程序發生過爭議。關東軍不允許溥儀穿清朝皇帝的龍袍，理由是溥儀是滿洲國皇帝而不是大清皇帝。在溥儀的堅持下，鄭孝胥和關東軍協調了半天，最終才讓關東軍同意溥儀先穿龍袍舉行祭天儀式，然後在即位儀式時穿海陸空元帥的禮服。
圖 | 溥儀在長春登基
溥儀對於禮儀規程的爭執，其實是對主導權和地位的博弈。由於自己沒有實權，所以溥儀只能通過儀式禮制這些問題，無力地向日本人宣告自己的權力。
正是因爲這樣，溥儀還供奉日本天皇家族的祖神，甚至違心地說：日本駐滿特使代表着日本天皇，而我是以日本天皇之心爲我心。
1935年4月6日，溥儀開始了二十五天的訪日之旅。昭和天皇的弟弟秩父宮親王和翻譯官林出賢次郎陪同他，會見了昭和天皇和皇后，還拜會了貞明皇太后。結束訪日後，溥儀回到僞滿洲國就發佈了“迴鑾訓民詔書”，希望樹立自身權威。溥儀回來後變得更注重威儀形式，原來官員可以到溥儀臥室和他談話，訪日之後就不行了。
圖| 溥儀出訪日本
然而，沒有實權的溥儀，在日本關東軍眼裏不過是顆棋子。溥儀的種種行爲舉動讓關東軍對他產生了戒心，雙方矛盾激化，造成了1936年4月的“海拉爾事件”。
海拉爾事件，就是日本人殺了當時擔任興安北分省省長的凌升。這個人是溥儀的妹夫，也是溥儀的親信，他特別反對日本控制滿蒙。在海拉爾事件發生後，福齡、春德、華林泰等3個溥儀的親信也紛紛被關東軍處決。這可以說是日本關東軍對溥儀的警告，不久之後，溥儀的僞總理鄭孝胥也死了，但是這個時候，溥儀在內閣人選上已經沒有一點發言權，最後只能完全聽命於關東軍，徹底成了僞滿洲國的傀儡皇帝。
結語
我們看了溥儀的回憶錄就覺得那是真實的歷史，但是，歷史的真相從來不在紙面上，而是在其背後的邏輯中。想把握歷史真相或者歷史的客觀性，就不能撇開歷史中的人，不能夠撇開他們的動機、觀念，尤其是他們的精神狀況和思維方式，更不能僅僅從他們造成的客觀效果來理解歷史過程。
關於末代皇帝溥儀，我們總是不自覺地腦補出一副，在時代的變革中身不由己，一生被動地與命運對抗的悲劇印象。從日本人的《絕密會見錄》中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出，溥儀不是被日本人綁去做傀儡皇帝的，他在僞滿洲國的境況也並不能簡單用“被日本控制”來形容。
那麼，僞滿洲國的實質究竟是什麼呢?溥儀的弟弟溥傑在接受中田整一的採訪時的一段話可以概括：“我們爲了復辟清朝而利用關東軍，關東軍爲了政治目的而利用我們，僞滿洲國對於我們來說僅僅是這樣一種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