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李自成爲何能夠如此迅速的攻破京城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建國號“大順”，改元“永昌”。二月初二，李自成開始渡過黃河率軍東征，目標直指明朝京師，而這次進攻僅用時一個多月，至三月十九日便攻破了北京城。那麼，李自成爲何能夠如此迅速的攻破京城呢?
原因之一：一場席捲北方的瘟疫，京城內外防線空虛
從嘉靖年間開始，由於生態破壞和氣候異常，北方災害頻發，而這些災害在造成百姓流離失所的同時，老鼠也開始大量涌入人類聚居地，最終釀成了明末的這場大瘟疫。早在萬曆八年(1580年)，大同、太原等地便曾發生過一次大規模瘟疫，史載“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
而到了崇禎六年(1633年)，山西再度爆發鼠疫，而隨着百姓的逃難，這場鼠疫從第二年開始向外擴散。崇禎九年(1636年)至崇禎十年(1637年)，與興縣隔河相望的陝西榆林府、延安府開始相繼遭災。
崇禎十三年(1640年)，鼠疫開始蔓延至河北順德府、河間府和大名府等地。到崇禎十四年(1641年)，大名府“春無雨，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廣平府、順德府、真定府也開始爆發瘟疫，“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爲之空”。
而到了崇禎十四年(1641年)七月，瘟疫開始從河北地區蔓延至北京，史載“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或一家數人並死。”這裏面所說的“疙瘩瘟”，便是對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結腫大的稱呼。
崇禎十六年(1643年)，疫情在不斷擴大的同時，鼠疫也開始變種，到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腺鼠疫開始轉化爲了肺鼠疫。夏燮《明通鑑》記載“京師大疫，死者無算”，《崇禎實錄》則記載“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甚至已經到了無人收屍的地步。
根據史學家的不完全統計，明朝萬曆和崇禎年間的兩次大鼠疫，至少造成了陝西、山西、河北三省上千萬人死亡，僅北京城便死亡了20萬以上，佔北京當時人口的20%甚至更多，一時間京城連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這次規模巨大的瘟疫，可以說直接摧毀了明朝京師內外的防線。一方面，明朝末期衛所制已經全面崩潰，最精銳的部隊便是九邊重鎮，而這場瘟疫直接便摧毀了大同、山西、薊州、宣府等鎮，導致陝西至京城之間變成了一片坦途，李自成幾乎毫不費力的便殺到了北京城下。
另一方面，明朝留守京師的十萬軍隊，在這場瘟疫中直接損失過半，面對已經殺到京城的闖軍，守城將官甚至不得不低聲下氣求人守城，卻仍然“逾五六日尚未集”，最後連三四千宮中太監都上了城牆。而即使如此，城牆上平均五個城垛纔有一個士兵，瘟疫中的守城明軍“鳩形鵠面，充數而已”。
原因之二：崇禎猶豫不決，朝廷反應遲鈍
在李自成建立政權，並向京城挺進之時，明朝又在幹什麼呢?答案是崇禎在猶豫，而猶豫的內容便是該不該南遷。早在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三，大臣李明睿便勸說崇禎放棄北京，儘快南遷，崇禎雖有南遷之意，卻又害怕大臣們反對，因而始終沒有下定決心。
就在崇禎猶豫之時，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李建泰毛遂自薦前去平叛，結果卻毫無作爲，一路敗退回保定。到二月底，形勢便已經是急轉直下，李建泰也上書說“賊勢大，不可敵矣。願奉皇太子南去”。
眼看情形日益危急，崇禎這纔在三月初四正式提出南遷之議，結果卻遭到朝中大臣的一致反對，眼看南遷不成，崇禎這纔開始想辦法鞏固京城城防。正如前文所述，京城內外此時已經是極度空虛，想要頂住李自成的進攻，便只能自外抽調兵力，於是在三月六日，崇禎發佈了“命天下兵勤王”的詔令，並詔令吳三桂、唐通、劉澤清率兵回京。
結果，劉澤清根本沒有奉詔，而吳三桂則由於距離較遠，加上裹挾百姓入關行軍速度較慢，遲遲未能到達，三人之中只有唐通率領八千人抵達京城。正是由於崇禎的猶豫不決，導致朝廷喪失了最佳的應對時機。
原因之三：前線不戰而降，勤王之師不見蹤影
自崇禎發佈勤王詔書之後，結果劉澤清、左良玉、黃得功等人要麼拒不奉詔，要麼陽奉陰違根本不出兵，也只有唐通、吳三桂率兵勤王，可惜還是沒能趕得及。
唐通率軍趕回後，崇禎命唐通率軍與監軍杜之秩一起駐守居庸關，闖軍殺到之後唐通出戰，而杜之秩卻開關投降，腹背受敵的唐通也只能選擇投降。居庸關告破，京城的最後一道防線就此丟失。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率軍抵達北京城下，京城內守軍雖然不多，但如果據城堅守，必然也能堅守十天半個月。然而，十七日夜，守城太監曹化淳便打開了外城廣寧門，導致京城外城失守。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書張縉彥又主動打開了正陽門，迎劉宗敏所部軍，結果京城內城也宣告失守。
前線敗的如此之快，就算當時還有勤王兵馬，也根本來不及趕回來。例如吳三桂，當京城失守之時，他才率軍剛剛抵達山海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