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1678年12月13日 —1735年10月8日)，清朝第五位君主(1722年—1735年在位)，定都北京後第三位皇帝。年號雍正。康熙帝第四子，母爲孝恭仁皇后(即德妃烏雅氏)。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貝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被封爲和碩雍親王。在二廢太子胤礽之後，胤禛積極經營爭奪儲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暢春園病逝，他繼承皇位，次年改年號雍正。雍正帝在位期做了一系列改革。爲加強對西南少數民族的統治，實行改土歸流。廢除賤籍制度，實行攤丁入畝，減輕了無地、少地農民的經濟負擔，促進了人口增長。並且大力整頓財政，實行耗羨歸公，建立養廉銀製度，實行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雍正元年(1723年)出兵青海，次年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 [88-89] 在政治上，整頓吏治，創立密摺制度監視臣民，設立軍機處以專一事權。而且改善祕密立儲制度，使得皇位繼承辦法制度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康熙帝晚年諸皇子互相傾軋的局面。雍正帝在位期間，勤於政事，自詡“以勤先天下” 、“朝乾夕惕”。
雍正帝的一系列社會改革對於康乾盛世的連續具有關鍵性作用。雍正十三年(1735年)農曆八月二十三日駕崩，終年58歲。廟號世宗，諡號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睿聖大孝至誠憲皇帝，葬清西陵之泰陵，傳位於第四子弘曆。
主要成就
文化
文化專制
雍正時文字獄日益頻繁，汪景祺因“諂附”年羹堯而立斬梟首，查嗣庭因趨奉隆科多而戮屍示衆，陸生楠因議論時政而被軍前正法。最爲轟動的是呂留良案，呂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學者，已去世40年，後有曾靜、張熙讀呂氏之書，受其影響，竟去策反嶽鍾琪，要他反清復明，釀成大案。呂留良被開棺戮屍，其兒子、學生處死刑。雍正朝文網甚密，株連人衆，處刑嚴酷。知識分子動輒得咎，形成閉眼不敢看現實，緘口不敢談政治的沉悶風氣。同時又將唯唯諾諾已經去世40多年的湯斌入祀“賢良祠”，樹立爲正面典型令漢人效仿。
理學思想
雍正帝繼位後，一方面遵循順治、康熙二帝“崇儒重道”的傳統國策，重視正統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在政治統治中的作用。同時，也主張“三教並重”;以“誠”代“理”，對程朱理學進行改造。世宗尊孔、開日講、舉經筵，表明其在施政理念上一遵其父祖“崇儒重道”國策之舊，重視傳統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在政治統治中的作用。表現：第一，重視傳統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教化作用。第二，以傳統儒家“天人感應”思想爲指導，利用“神道設教”進行政治統治。
聖諭廣訓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頒佈對十六條聖諭的闡釋，稱“聖諭廣訓”。同時，地方官爲便於講解，便用白話、方言等各色形式對其擴充發揮，加上官方的極力推行，“釋諭”和“講諭”的活動在清代一時風行。
推廣官話
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設立“正音書館”，在全國推行北京官話。他諭令福建、廣東兩省推行“官話”，並規定讀書人若聽不懂官話，不會說官話，就不能參加科舉考試。但雍正帝此舉收效有限。據記載：“初時甚爲認真，無如地方官悉視爲不急之務，日久皆就頹廢，至嘉慶、道光時，福建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廣東則更無聞矣。”
禁天主教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發佈在全國禁止天主教的命令，並且不承認康熙發給傳教士的“印票”。雍正帝還召見了在京傳教士，言明政策：“近在福建，有若干歐西人侵擾我百姓，蔑視我法律，福建官長奏申報，朕當制止亂行。此爲我國家之事，朕當負責執行者也。……爾等欲我中國人盡爲教徒，此爲爾等之要求，朕亦知之;但試思一旦如此，則我等爲如何之人，豈不成爲爾等皇帝之百姓乎?教徒惟認識爾等，一旦邊境有事，百姓惟爾等之命是從，雖現在不必顧慮及此，然苟千萬戰艦來我海岸，則禍患大矣。……中國北有俄羅斯，是不可輕視的，南有歐西各國，更是要擔心的，西有回人，朕欲阻其內入，毋使搗亂我中國。俄國使臣曾請求在各省通商，爲朕所推辭，惟允彼等在北京及邊境貿易而已。今朕許爾等居住北京及廣州，不深入各省，爾等有何怨乎?……現朕既登皇位，朕唯一之本分，是爲國家而治事。”各省傳教士50多人，連同5位主教被驅除出境。雍正十年(1732年)，集中在廣州的35名傳教士也被兩廣總督驅逐到澳門。只有在欽天監工作的20人留用，但不準傳教。
社會
災賑制度
雍正時期繼續完善了清代的災賑制度。雍正朝社會經濟的恢復及國力的雄厚爲雍正朝的災賑提供了條件。其中，粥賑成爲官方經常採取的散賑措施，並在具體實踐中完成了制度建設，確定了粥賑期限及地點。一是按口煮賑，即估算及統計饑民人口，出糧煮粥發賑，可以在最大範圍內救濟饑民。二是初步確定粥賑期限，並據實際情況適當延長。三是根據災荒及饑民的實際情況增加粥廠及粥糧。四是明確規定粥廠的位置及距離，近城設粥廠，鄉村設米廠。
雍正時期也實行以工代賑。雍正四年(1726年)二月，山東巡撫陳世倌以省城周圍四十八州縣衛所去歲遭遇水患，特奏請朝廷於開春之時興修大清河工程，“令無食小民得力役之資，爲餬口之計”，得到允准。 [46] 雍正五年(1727年)二月，雍正帝在諭內閣時稱：浙江杭嘉湖三府因頭年被水，收成歉薄，民食艱困，當此青黃不接之時，着令動用庫銀4萬兩，或開浚河道，或修理緘垣。使百姓就近傭工，藉以餬口，這也是一種以工代賑。
移民政策
明末清初，經過連年的戰亂、疫癘，四川地荒丁亡的情況十分突出，面對這種情況，爲了促進四川的經濟恢復，清廷所實行的移民就墾政策也就有異於他省。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議準了三個較爲重要的條例：第一，南方各省流入四川者甚多，有的“竟無執照可驗”，因此議準：“凡入川窮民，務令各該地方官給以印照，到日驗明安插。……其應准入籍者，即編入保甲，加意撫綏，毋使失所”。意味着移民入川程序走向規範化。第二，也是由於入川窮民的增多，川陝總督嶽鍾琪要求“給窮民牛具籽種，令其開墾荒地”。雍正帝令撥銀十萬兩，“解川應用，倘有不敷，該督撫再爲奏請”，同時要求四川地方官清查新入川的流民，以免“良奸莫辨”。 表明雍正帝在移民增多的情勢下對清理戶籍以及地方安寧的重視。第三，爲了解決土、客之間，以及移民之間圍繞着土地所有權的“爭訟”，戶部奏準：“於各部司官內揀選四人，命往川省，又於候補、候選州縣內揀選十六人，令其帶往，會同鬆茂、建昌、川東、永寧四道，將丈量事宜，秉公妥酌，分委帶往人員逐處清釐”。
雍正七年(1729年)，四川的招民政策發生了變化。自雍正七年爲始，停其造冊諮查。行令各省，將實在無業窮民願往川省開墾者，給與印照，與先經查驗覆到之各戶一體安插;如無照之人，除在川各有生業準其編入保甲外，所有遊手之民，著即查明，令回原籍”。 這說明，在四川移民日多、荒地日少的情況下，對移民的入川，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限制。這一轉變了的政策，在一段時間內被延續下來。
豁除賤籍
雍正帝在人權方面有一項改革，那就是削除一類人的賤民籍。雍正元年(1723年)，山西、陝西因明建文末年未依附朱棣而被編入“樂戶(官妓)”籍的後代，雍正帝命令摘除其“樂戶”籍，使其成爲民戶，同年九月，他下令除掉紹興曾反對朱元璋的那些人後代的“惰民”籍，使其成爲民戶，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下令免除粵東“蜑戶”籍，使其成民戶。
社會控制
雍正帝的鎮壓措施十分嚴厲。不論具體情節，抗官者即以反叛論處，斬殺不赦。甚至拒捕時，有人“共在一處，雖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觀，即系同惡共濟”，均斬立決。對民間祕密結社，囑咐官吏們“時時察訪，弋獲首惡，拔樹尋根，永斷瓜葛”。蘇州手工業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罷工叫歇，雍正嚴加懲處，立碑永禁叫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