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時期，我國東南地區出現了一批研究、倡導、宣傳並發展二程(程穎、程頤)理學的學者，經過數代師、弟長期艱苦努力，終於在學術上形成了有別於濂、洛、關學的獨立學派，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閩學”。在這一學派中，最著名的是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即史稱“閩學四賢”。
四賢當中，先師楊時以程門立雪求道被傳爲千古佳話。而其中成就最大的朱熹則是宋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的學說一直成爲後來封建地主階級統治人民的理論工具，對後世學者有着巨大的影響。四賢中的李侗雖一生窮困潦倒，但因爲朱熹乃出其門下，知道的人也不少。唯有羅從彥，除了在學術界，恐怕就鮮爲人知了。
羅從彥，據《沙縣誌》載：“字仲素，先世自豫章避地南劍，因家劍浦(即今南平市)，後徙沙縣。”但據《閩沙羅氏族譜》載，唐元和十五年(820年)，羅周文出任沙縣尉，居城西羅家巷，成爲羅姓遷沙始祖，羅從彥爲羅周文的第十二世孫。《沙縣誌》卷十二載：“先生所居即在洞天巖(洞天巖系沙縣城西五里處一勝景)之麓，至郡寇(誣指明正統十三年鄧茂七起義)亂後，羅氏始，廢其所遊息。”羅從彥聞“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學了幾天，“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楊時也十分器重羅從彥，認爲“惟從彥可與言道”。楊時一生仕途順利，從知縣一直做到龍圖閣直學士，晚年隱居龜山，故稱龜山先生。羅從彥則一生坎坷，到61歲時方得了個“特科進士”的頭銜，到廣東惠州博羅縣任了個主薄的小官。官滿後，回家途中逝於汀州(一說死於任上)，享年64歲。雖然一百多年後得了“文質”的諡號,然而死時卻因兒子敦敘早歿，連靈柩都運不回來，若干年後才由他的學生李侗運回。朱熹對羅從彥評價甚高，認爲“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然而，作爲閩學發展中的一位承前啓後的人物，長期以來，他的言行“多湮沒而無聞”(《宋元學案.豫章學案》黃宗羲語)。爲了弄清閩學的性質和發展過程，不能不重視羅從彥思想的研究。這裏，先談談羅從彥在閩學中的地位。
閩學的發展過程，經歷了二個階段，首先是由楊時、羅從彥、李侗到朱熹的早期閩學階段。其次是朱熹及其門人的閩學發展階段，即閩學的成熟、分化階段。關於這一點，明代學者歐陽佑曾說“自龜山載道而歸也，程師即喜之曰吾道南矣。然成繼承匪人，抑何以演其源而揚其波耶?幸有豫章羅先生，受業龜山之門，獨得不傳之祕。故自有先生之學，一傳而爲李延平，再傳而爲朱晦庵，由是海濱鄒魯，於斯盛哉!(《重刊羅先生文集序》)，不難看出，羅從彥是閩學發展第一階段的關鍵人物。他在楊時一千餘名學生中“獨得不傳之祕”。黃宗羲也說，羅從彥在楊時的學生中“最無氣焰,而傳道卒賴之”(《宋元學案.豫章學案》按語)“最無氣焰”的人成了閩學的奠基人之一，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比較自覺地反映和體現了時代的要求，從而使閩學更有鮮明的時代特點。羅從彥的主要活動年代在北宋末期和南宋初期。他經歷了靖康之難和宋廷南遷的歷史鉅變。這是一個需要進行歷史性反思的時代，也是一個需要重新建立國家意識形態的時代。羅從彥比楊時門下千餘名學生高明之處，在於他比較明確地認識了當時的時代特點。史書記載,羅從彥“嚴毅清苦，篤志求道”(《宋史》本傳)。這是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錘鍊出來的特殊性格。是進行歷史反思的需要，也是重新建立國家意識形態的需要。也就是說，他是爲回答時代提出的迫切問題而求學問道。 那麼，羅從彥在閩學發展過程起得了哪些作用呢?
(1)他從當時社會現實的需要出發去理解、接受和消化洛學，就是說，他把閩學建立在時代需要的基礎上。他着重發揮二程提倡的“聖人之道”，建立了早期閩學中以抨擊封建政治弊端和維護封建綱常名教爲主要內容的政治理論體系。他和楊時、李侗都沒有放鬆對王安石變法的批評和對微、欽兩朝的擊。正因爲這樣，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早期閩學具有較強的批判精神。
(2)在道德觀方面，他接受了洛學重道理教化的觀點，但是，他針對當時政治腐敗的嚴重狀況，着重強調在上位者進行道德修養和嚴格要求自己的必要性。他和早期閩學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樣，堅決反對民族壓迫,積極主張抗金。他爲適應民族鬥爭的需要，大力提倡名節忠義和廉恥等道德風尚，表現了早期閩學較強的民族精神。
(3)他在修養論上強調“以主靜爲宗”。這種修養論由楊時首倡,羅從彥又傳授給李侗，李侗“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詣訣”(《李延平集》卷三)“以主靜爲宗”的修養論經過羅從彥的發揮和傳授，構成了早期閩學追求“靜養”境界的特徵。
封建社會是以階級對抗爲基礎的社會，這種社會環境不僅深刻地影響思想家的性格，也深刻地影響到某種學說的命運。羅從彥所謂“聖人之道”在當時的社會現實中並行不通。到頭來，他也不得不感慨系之“顛倒一生渾是夢，尋思百計不如閒。”這個早年不惜變賣田產，裹糧步行千里“篤志求道”的、燃燒着火一般熱情的志士，到晚年似乎變成了另外一個人：“築室羅浮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宋史》本傳)。封建社會本身存在的那種激烈對抗的矛盾既會鑄造出“嚴毅清苦，篤志求道”的早年的那種羅從彥，又會鑄造出潦倒失意、終日靜坐、與民衆隔絕、冷漠得可怕的晚年的羅從彥，羅從彥是時代的一面鏡子。他的思想和性格的矛盾，是當時社會矛盾的產物。這也多少反映出閩學的二重性：閩學中有一些適應時代需要、能夠幫助人們進行歷史反思的內容，也有一些對民衆冷漠、與民衆隔絕的內容。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從羅從彥思想和性格的二重性以及閩學的二重性中去估價羅從彥在閩學發展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