軼事典故
惟和政治
“惟和”政治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天下粗安的局勢，但自然不可能完全消除朝廷政爭和社會對抗。在成宗從世祖手裏接過來的中書省班底裏，首相完澤“小心慎密”，遇事敷衍推諉，得過且過;其他成員則大都是精通回回法的理財家。至元時期的回回名臣賽典赤之孫伯顏，世祖末年起入爲中書平章政事中的第一人，並被賜予其祖父的舊稱，所以史料中亦多稱之爲賽典赤。阿合馬餘黨阿里，也在世祖末年以待罪之身進入中書省。成宗即位後，御史臺想乘一新朝政的機會將他參罷，但結果他仍在中書省臣庇護下“執政如故”。中書省的另一名核心人物樑德珪雖然是漢人，卻有一個回回名字樑暗都剌，且曾“奉國朝旨，學西域法”，“錢穀出入高下，若指諸掌”。漢人儒臣在當時多諱言財利事，對這些理財大臣視若仇讎，遂利用御史臺執掌風紀之司，“朝廷之所甚尊，宰相所不得而治，貴巨大職莫之與抗”的特殊地位，不斷尋找機會參劾“時宰”，由此引起中書省臣的忌恨。省官與言官的衝突在成宗一朝至爲激烈。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六月初，成宗即位不到兩個月，御史臺上言：“名分之重，無逾宰相，惟事業顯著者可以當之，不可輕授。”另一名臺官則聲稱：“陛下方虛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今宰相員太多，論議不一，伯顏及先帝舊臣，留以遺陛下，宜亟相之”。這些議論當然引起了中書秉政大臣的不快。袁桷《張留孫家傳》載，“成宗新嗣位，時宰不快於御史臺。成宗是其言，讓責中丞崔公彧”。據《元史》，此事起於大德元年(1297年)，侍御史萬僧詣架閣庫，取崔彧舊上奏章告於成宗御前，說他“私黨漢人李御史，爲大言謗佛，不宜建寺”。成宗大怒，教完澤等鞫問。崔彧大懼，遂靠張留孫引薦，疏通完澤和成宗近臣，事方止息。侍御史萬僧顯然是在“時宰”唆使下告發崔彧的。從完澤周旋彌縫於兩造之間看，此處的“時宰”當指賽、樑等輩理財大臣而言。在處置省官與臺官之間矛盾衝突的問題上，成宗恪守世祖遺規，即倚重省官理財，同時也能容忍臺官直言，力求折中不偏。後來那種誅殺言官的情形，在成宗朝始終沒有發生。
朝廷更政
大德七年(1303年)發生的另一件震動朝野的大事，是漕運兩萬戶朱清、張瑄之獄，受該案牽連的八名中書執政官同時被罷免。自從至元二十年海運漕糧的航線創通之後，南漕米由海路達於大沽、遼陽者逐年增加，很快促成了北方“開口待哺以仰海運”的形勢。創通海路的朱清、張瑄也因深受朝廷倚重而勢力浸大。他們結交權貴，廣治田宅，很快成爲江南屈指可數的大富貴，同時也招致了不少政敵和仇家。自世祖晚年起，就不斷地有人告發朱、張。成宗元貞元年，又有“飛書”言朱、張“有異圖者”。朝廷照例釋而不問。大德六年正月，江南僧石祖造告朱、張不法十事。成宗命御史臺詰問之，獄成。朱清在被押解至京後懼受辱自殺，張瑄被處死。
朱、張一案的真相至今尚難弄清。據王逢《張孝子詩序》，當時成宗有疾，由皇后卜魯罕主朝政，“樞密斷事官曹拾得以隙踵前誣，後信，輒收之(按指朱、張)。丞相完澤奉先帝遺詔諍莫解”。按元史本紀，成宗在大德六年二月“有疾，釋京師重囚三十八人”，可見病得不輕。卜魯罕殺張瑄父子，或即發生在這時。朱、張案一直拖到翌年才了結。大德七年正月，朱、張家屬被遣發京師。應當是在審理兩家妻子的過程中，中書省宰執受朱、張賄賂之事案發。成宗一怒之下，同一天罷免中書平章伯顏(賽典赤)、樑德珪、段貞、阿里渾撒裏，右丞八都馬辛，左丞月古不花，參政迷而火者和張斯立八人。首相完澤也遭到受賄的指控。雖然成宗對他釋而不問，但對完澤仍不免是重大的刺激。完澤死於是年閏五月，上距成宗罷相不到半年，距離他全力支持的徵八百媳婦總帥劉深受誅不到三個月。他的死，當與政治上的挫折引起的內心憂懼有關。
根據樑德珪的行狀傳記，罷相一事，乃卜魯罕皇后乘成宗臥疾時所爲。與樑德珪同時受黜的八都馬辛、伯顏等人，都是卜魯罕黨羽，是成宗死後力圖支持卜魯罕攝政的核心人物。他們之被罷黜，不大可能是出於卜魯罕的制命。一日罷八相，差不多等於中書省的大清洗，事關重大;恐怕也不是皇后敢於輕易處置的。這件事只能是成宗聖心獨斷的結果。袁桷所言，不過是爲傳主飾諱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