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我到長春時，有一次溥儀在西花園東屋裏舉行家宴，他的弟、妹、妹夫們還有我們幾個學生都參加了。我在這次家宴上第一次見到了“皇后”婉容：她特別瘦，臉上化了妝，燙了發，穿件綠色絲絨的花旗袍，旗袍的面料特軟。
那天吃的是西餐，我們只顧低頭吃，也不敢亂看。溥儀向婉容介紹了我，說“這是恭親王溥偉的兒子”——如果論輩分，我和婉容的外祖父毓朗是一輩。那時候婉容還可以出來參加宴會，溥儀的妹妹們有時也到她那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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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溥儀住的緝熙樓是一幢兩邊對稱的二層建築，西半部是“帝居”，東半部是“後居”，有點老死不相往來的勢頭。婉容的飲食起居由幾個女傭人伺候着，還有一個太監，也是個大煙鬼，他們住在東廂房。有時偶爾靠近了東半部，就能聞見由門縫裏飄出來的鴉片煙味，混雜了屋子裏的各種怪味，實在是薰死人！
我第二次見婉容是在幾年後的一天，我正隨溥儀上緝熙樓，剛上了一半，溥儀忽然朝對面一指，我一看，婉容正站在那邊，蓬散着頭髮，穿着一件土黃色的睡袍，骨瘦如柴，滿臉是鴉片煙灰的顏色，樣子很是嚇人。我不敢多看，也不知溥儀作何感想。
在僞滿洲國最後一週的日子裏，蘇聯的飛機天天晚上飛到長春空襲。每一次空襲警報後，溥儀就帶着後來的“貴人”李玉琴鑽進防空洞，卻從來沒有叫過“皇后”婉容，看來在他眼裏早就沒有這個妻子了。
我想對於婉容的不幸，溥儀也有責任。關於溥儀，後來有很多傳言，但我可以肯定地說，溥儀不是同性戀。婚姻悲劇的根源在於他身體上的原因，其實寫兩個英文字母“ED”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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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去長春之前，曾聽父親講過，有一年他去長春祝賀溥儀生日時，正好遇到溥儀生父——醇親王載灃，還有其他從北京來的清廷遺老遺少們。他們當然談到了皇嗣問題。清宮自同治皇帝以後就再沒生過皇子，那時候溥儀也正是壯年，這些遺老遺少們的希望都寄託於“今上”了。那時大家都認爲不生孩子的過錯在女人，所以想讓溥儀的父親出面勸溥儀再娶一房。據我父親說，王爺聽了大家的請求之後，又搖頭又擺手。“知子莫若父”，當時我父親哪裏知道溥儀的難言之隱呢！
溥儀後來在長春又找了譚玉齡。譚玉齡在北京不過是個中學生，十七八歲，但我看見她時，她燙着頭髮，穿着絲襪、高跟鞋，以及很講究的旗袍，完全是一副少奶奶的模樣。吃飯時，我們陪着溥儀，而譚玉齡由溥儀的妹妹們陪着，男女不同席。
溥儀在回憶錄裏說譚玉齡的死，“對我至今還是個謎”。我倒覺得，譚玉齡究竟得的什麼病纔是個謎。很多人說譚玉齡的死是日本人害死的，我如果說譚玉齡不是被日本人所害，也沒有證據，但我可以這樣說：如果譚玉齡不找日本醫生治病，她當時的病情十有八九也要死。
譚玉齡死後，吉岡安直一直張羅着給溥儀找日本女人。我那時在溥儀寢宮的桌子上看到過一些女學生們的相片，都貼在一份“體檢表”上，大概有20多份，但我也不敢正視，只能偷偷瞥一眼。
過了一段時間，在原本爲“皇后”設計的“同德殿”的二層，本來是空着地方忽然擺上了一張雙人牀。有一天我從緝熙樓後門出來，見到一個穿着中式花衣的女孩子正在接受消毒——就是往身上和腳底下噴石碳酸液，然後就去了同德殿。晚飯時，一個女傭向溥儀彙報“奴才小姐”今天如何如何。過了沒多久，女傭彙報時，突然改口“奴才貴人”，我們明白，李玉琴已經被封爲貴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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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儀納了新貴人，也沒見他的生活有何變化，我好像也從來沒見過他在李玉琴的同德殿留宿，而且也沒有和李玉琴一起吃過飯。溥儀高興的時候，偶爾也講講李玉琴，說她現在也學會消毒了，比如有個蒼蠅落在手上，她馬上就用酒精棉球擦擦。這當然是溥儀“言傳身教”的結果了。
不知爲什麼，溥儀在《我的前半生》裏，對李玉琴提的很少，對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離婚的事也都刪掉了。李玉琴後來到撫順戰犯管理所見過溥儀兩三次，最後一次是下定決心離婚而來的，管理所特別破例留她在管理所住一宿，想幫溥儀做最後的努力。但恰恰相反，留宿的結果似乎更促成了李玉琴離婚的決心。從她1943年進了僞皇宮到1945年8月兩年多的時間，我只見他們分樓而居，不知是否曾真的同牀共枕。也許在戰犯管理所的這一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