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與張天覆、張元忭父子都是紹興歷史名人，在紹興文化史上有突出的位置。前人對他們之間的關係多有論及，大多是在研究張岱與徐渭的時候，順述徐渭與張天覆父子的關係，但只是在著作或論文中略微點出，沒有進行詳細的考述，除張天覆、張元忭父子對徐渭的活命之恩一節外，其它方面則一筆帶過，致使人們對徐渭和張天覆、張元忭父子的關係認識並不全面。徐渭與張氏父子之間的來往應是比較頻繁、密切的，他們的交往不限於張氏父子對徐渭的活命之恩一端。
一、師友之間
徐渭(1521—1593)，字文長，紹興府山陰縣人，明代著名的文學家，是紹興歷史上的傑出人物，在紹興文學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他屢試不第，以青衿終老。他曾因精神鬱悶而殺妻，致使繫獄達七年之久，一生充滿悲劇色彩。在他充滿悲劇色彩的一生中，曾有許多友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他的同鄉張天覆、張元忭父子。張氏父子對徐渭的一生影響甚大，以致徐渭在《畸譜》中將張氏父子列在“紀恩”當中。
張天覆(1513—1574)，字復亨，號內山，山陰人。長徐渭八歲，其後世的名聲雖遠不如徐渭，但在當時，他的功名和地位卻遠在徐氏之上。張天覆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得中舉人，二十六年(1547年)復中進士。雖然張氏科舉之路並不順遂，三十一歲中舉人，三十五歲中進士，已不是少年科第，但其爲諸生時就聲譽頗盛。徐渭在《壽學使張公六十生朝序》寫道：“學使公少負奇，有名諸生間蚤甚，時餘亦抱經晩起，得望公於藻芹，稍與之角藝場中，而公所收門弟子，多至十百，皆足以弟子我者也，乃公則不以弟子而視我。”(徐渭《徐文長逸稿》卷十五)徐渭願對張天覆執弟子禮，但張天覆不願以居高臨下的師長身份來對待徐渭，而把徐渭當作朋友，兩人在舉業學問上應該多有切磋交流，兩人的關係應處在師友之間。張天覆之所以如此對待徐渭，可能是出於對徐渭才華的注重。因爲徐渭幼年時就表現出了不俗的才華：
六歲受《大學》，日誦千餘言。九歲成文章，便能發衍章句，君子縉紳至有寶樹靈珠之稱，劉晏、楊修之比，此有識共聞，非敢指以爲誑。
生九歲，已能習爲幹祿文字。
九歲能爲舉子文，十二三賦雪詞，十六擬楊雄《解嘲》作《釋毀》。 雖然以上文字記載都是徐渭自述，恐稍有過譽之嫌，但是徐渭少年時期的才華也可從中略窺一二。青年時期的徐渭於諸生中更是聲譽鵲起，嘉靖十九年(1540)，紹興知府張明道(橫渠)慕名與其討論修府志事，徐渭爲此作了《張石州論修府志書》。修府志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所需的相關知識必須廣博，知府張明道能夠屈尊與徐渭討論修府志之事，對徐渭的才能必然是有所耳聞的。嘉靖二十三年(1543)，徐渭又與沈煉、蕭勉、陳鶴、楊珂、朱公節、錢楩、柳林、諸大綬、呂光升結“越中十子”社，“越中十子”之中也不乏名家，如沈煉爲嘉靖十七年(1538)進士、諸大綬爲嘉靖三十五年(1556)進士。這些無不反映了徐渭在紹興文壇上的地位和聲望，對此張天覆不可能不知情，因此張氏不願徐氏向其執弟子禮，應該是出於對徐氏才華的賞識。文獻記載徐渭和張氏父子第一次交往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是年，張天覆進京“謁選”並順道送長子張元忭到嘉興沈爚處讀書，與徐渭作別，徐渭爲此作《送張伯子往嘉興沈氏讀書》詩，詩中有“伯父今日爲我別”之句，可見徐渭是尊稱張天覆爲伯父的。但張天覆對徐渭始終以友人視之，其文集《鳴玉堂稿》卷十二《詞類》有《點絳脣》一首，題爲《餘生朝開尊鏡波館，友人徐文長賦此爲贈，漫歌以和之》，同卷還有《流霞閣和青藤道人韻》詩二首，可見張天覆始終視徐渭爲平輩，不以弟子視之。當然徐渭與張天覆交往應該更早，而且徐渭和張天覆還曾一同參加過鄉試，只是其中細節因沒有具體文獻可資參證而不得其詳。徐渭與張元忭的關係似亦在師友之間。張元忭(1538—1588)，字子藎，號陽和，明代嘉、萬之間知名理學家、教育家、學者，隆慶五年(1571)中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張元忭少徐渭十七歲，從常理來說，應是徐渭的通家晚輩，徐渭對張元忭似應有師資之誼，但張氏父子功名高，聲望顯，徐渭自然不敢託大爲尊，況且徐渭與張元忭同師理學名家季本，似又有同門之誼，因此認定兩人關係處在師友之間是比較合適的。總之，徐渭與張氏父子的交往頻繁、密切，可謂是再世師友，他是張府的常客、座上賓，張家的一些重要事情都參與其中。
二、恩同再造
徐渭家境一直不裕。十四歲時養母苗氏去世，就依託長兄生活。二十歲才考中秀才，以教授蒙童爲生。二十一歲入贅潘家，僅僅過了五年，潘氏就因病去世。在此期間，他的兩位兄長徐潞、徐淮亦相繼過世，經濟來源遂告斷絕。二十八歲時，他從潘家遷出，賃屋居住。二十九歲迎生母以養，買杭州一女子胡氏侍奉之，然胡氏品劣，徐渭賣之，遂與胡氏涉訟經年，以致“幾困而抑之”。而多年的科舉失利，又更使生活捉襟見肘。三十一歲時，他曾寓居杭州瑪瑙寺湖州人潘某之借讀所，伴其讀，“飯我兩月”，可見徐渭的窘況。對徐渭生活的窘境，張氏父子不可能不知情，他們時常以各種方式接濟徐渭。他們有時邀請徐渭赴宴，以便改善一下他的物質生活，徐渭文集中常有關於張氏父子邀宴的詩作，如《徐文長逸稿》卷四就有七律《子藎太史之歸也，侍慶有餘間，值雪初下，乃邀我六逸觴於壽芝樓中，餘醉而抽賦》《十四日飲張子藎太史宅，留別(久系初出，明日遊天目諸山)》《酌張氏山亭，時病瘧，歸後復自酌至醉，柬此》等作，張天覆文集《鳴玉堂稿》中也有諸如《餘生朝開尊鏡波館，友人徐文長賦此爲贈，漫歌以和之》一類的詞作。可見張氏父子的邀宴還是比較頻繁的。當然，張氏父子的邀宴，主要是爲了聯絡親友的感情，但也不排除有改善徐渭生活的意圖在內。張家有時也直接饋贈禮物，如在徐渭因殺妻入獄期間，在雲南按察副使任上被議的張天覆，仍不忘這位昔日的舊友，給徐渭寄贈了雲南土特產馬金囊，用來減輕徐渭的病痛，爲此徐渭作《張雲南遺馬金囊》詩表示感謝：“百顆緘題秋暑清，遙聞摘向最西營。張騫本帶葡萄入，馬援難拋薏苡行。萬里錦苞辭曉露，一泓寒舌攪春餳。年來不爲臨邛病，無奈羈愁渴易生。”又比如徐渭在張元忭府中作館客期間，張元忭也有饋贈羔羊及菽酒之舉。張氏父子對徐渭物質生活上的接濟當然遠不止這些，但上述事例已可略窺一斑了。
張氏父子還通過一些特殊的方式爲徐渭增加收入。萬曆元年(1573)冬，張元忭因父病告假歸裏。當時會稽縣令楊維新倡議續修縣誌，由於張元忭是狀元出身，功名榮顯，因此楊維新力請張元忭擔綱，張元忭於是極力推薦徐渭協助。他向楊維新推薦說：“今之文學士優於史無如徐生渭者。”(萬曆《會稽縣誌》張元忭序)雖然徐渭文名頗盛，但在那個講究科名的時代，一介諸生兼殺人嫌疑犯恐怕是很難入縣令法眼的。正是張元忭的大力舉薦，使得徐渭獲得了與狀元同纂縣誌的機會。當時徐渭因殺妻被繫獄六年之久，剛剛釋出，生活之窘困可想而知。因此張氏的舉薦對徐渭來說，不啻雪中送炭，久旱逢甘雨。這個纂修縣誌的工作使他暫時有了比較穩定的收入，可免捉襟見肘之虞。兩位優秀史學家兼學者珠聯璧合，效率頗高，不到半年就將縣誌完稿。萬曆《會稽縣誌》是頗受好評的一部縣誌，在蕪冗雜濫的明志中鶴立雞羣。該志以地、治、戶、禮四書爲綱，分統沿革、山川、風俗、官師等目。其中地書3卷，記載沿革、分野、形勝、山川、風俗、物產;治書1卷，記載設官、作邑;戶書4卷，記載戶口、徭賦、水利、災異;禮書8 卷，記載官師、宦跡、選舉、人物、祠祀、古蹟、寺觀。同時，還專撰有4篇總論和19篇分論。4篇總論分別是地書、治書、戶書、禮書總論;19篇分論分別爲沿革論、分野論、形勝論、山川論、風俗論、物產論、設官論、作邑論、戶口論、徭賦論、水利論、災異論、官師論、宦跡論、人物論、選舉論、祠祀論、古蹟論、寺觀論。這4篇總論和19篇分論對全書起了提綱挈領的作用。志書設論在舊志中甚至在新志中都是罕見的，這可以說該志在體例上的創新之處，同時該書以地、治、戶、禮四書爲綱，也有突出重點以清眉目的作用。因此後人評價此志：“四書具，而爲邑之道略備矣，使祿於茲邑者因是而察地理之宜，興治之要，拊循其民而導之以利。”其實這部縣誌大部分是徐渭完成的，體例基本上也是他擬定的，這可由《徐渭集》中所收《會稽縣誌諸論》獲得證明。萬曆《會稽縣誌》不僅使徐渭暫時獲得了衣食之資，又使他的史學才華有了淋漓盡致展示的機會。後世學者對萬曆《會稽縣誌》評價甚高：“《紹興府志》《會稽縣誌》義嚴袞鉞，足稱一方信史。”(明徐象梅《兩浙名賢錄》卷四)這是徐渭對鄉邦地誌所作的傑出貢獻，有此一點，足以不朽，而促成此事的，就是張元忭。
《徐渭集》中還有不少代張元忭所作的詩文，由於張元忭是狀元出身，文名頗盛，因而慕名求其詩文者頗多，而張氏因公務在身，勢必難以一一滿足，於是就命徐渭代作，可使其獲取一點潤筆之資，改善一下生活。當然有些至親好友之間的應酬之作，不一定有潤筆之費，但如代張元忭作《閘記》《龐公碑文》一類的文章，應該是有潤筆之資的。
張氏父子對徐渭還有活命之恩。由於多年科舉不利，使得徐渭心情抑鬱，再加上繼妻張氏不賢，兩人琴瑟不和，徐渭進而懷疑張氏不貞，抑鬱氣悶之下的徐渭於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冬天做出了出格的舉動，竟用鍤殺死了張氏，爲此他開始了長達七年的繫獄生涯。徐渭入獄後，他的許多親友都紛紛施以援手。而他之所以能夠免死，並且能夠假釋出獄，直至最後被正式釋放，張天覆、張元忭父子及諸大綬等人的幫助是主要原因。徐渭入獄時，張天覆已被革職家居，但他還是利用以前的社會關係努力營救徐渭。徐渭被假釋出獄後不久，適逢張天覆六十壽辰，遂作《張大夫生朝》《壽學使張公六十生朝序》，一方面是賀壽，另一方面是表達對張氏父子的感激之情，文中直言“其所以免於庾者，誰之力也?乃知公之生我爲父母”。張天覆卒後，徐渭又作《祭張太僕文》，中有“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喙而爲之鳴”，“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拳拳於斯事之未了(時渭尚未正式釋放，僅假釋而已)，而竟先以往”之句，可見張天覆生前爲使徐渭脫離牢獄之災，可謂不遺餘力。他在生前未能看到徐渭被正式釋放，又可說是齎志而歿。正是因爲張氏父子在營救徐渭出獄一事上居功至偉，所以徐渭的感受才如此的深刻。徐渭繫獄前期，張元忭還只是一個舉人，並因爲父申冤而耽擱了仕進之業，在營救徐渭一事上未能發揮很大作用。但在隆慶五年(1571)得中狀元后，他的話語權大大增強，營救徐渭正式出獄有了新的希望。隆慶五年正月，張元忭赴京會試，徐渭作《送張子藎會試(正月十七日)》詩：
春雪作花日，題紈送子都。懸燈當歇夕，卜採詫摴蒱。杯濤宕椒碧，酒膽與人麄。身伴棘牆鼠，心搖芳草途。不得雙握手，惟聽只呼盧。看君將筆賭，一擲萬青蚨。
徐渭身處囹圄，但心念張元忭前途，希望張氏高中。果然張氏不負徐渭的期望，竟然高中狀元。徐渭在獄中聞訊，欣喜若狂，立即作《鷓鴣天》詞兩首，向張天覆祝賀，又再寫七律二首送張天覆：
山陰豈少攀花客，最上高枝更絕倫。南宋到今知幾度，東風分付只三人，傳書向國驚先輩，有子明廷慰老臣。想見當年清夢裏，是誰親送石麒麟。
“南宋到今知幾度，東風分付只三人”，南宋至今數百年，高中狀元的紹興人總共只三人而已。徐渭在這首詩中並沒有明確表達自己的願望，但他顯然是寄希望於張府的。在同題的第二首詩中，就隱約表達了希冀營救的期盼：
曲江能得幾高枝，得意新郎又會稽。三駿連年空冀北，只蹄衝曉破江西。淺沙鱗介號懸水，大壑風雷吼瑞泥。何處彈冠應有客，心知不爲舞虹霓。
“淺沙鱗介號懸水”一句就點出了自己的處境，希望張家能注意自己的窘況，進而營救自己。不久，張元忭回鄉省親，旋即赴京任翰林院修撰，徐渭遂作七律二首送張北上，詩中希望得到張氏幫助的意願是強烈的，明確的：
離筵驛路正芳梅，騎馬聽鶯是此回。舊日繻生關吏識，新年羅袖內家裁。澤蘭把贈攜春色，苑杏留花待異才。卻說涸鱗縣尾在，欲從天上借風雷。
徐渭把自己比喻成懸尾的涸鱗，亟需借張氏高中狀元帶來的天上風雷來解自己的倒懸之苦，其心情不可謂不迫切。另一首名爲《賦得紫騮馬送子藎春北上次前韻》雲：
紫騮嘶斷驛亭梅，紫色翩翩燕共回。不用連錢千個剪，祗借葡萄幾點裁。桃杏滿堤衝雪片，煙雲一道本風才。要知他日飛騰處，試聽蛟潭夜半雷。
這首詩中所謂的“要知他日飛騰處，試聽蛟潭夜半雷”之句，意思最明確不過了，就是希望張氏能夠出手相救，使自己得以儘快出獄。當然張氏也沒辜負徐渭的期望，爲營救徐渭一事四處奔波。不久，徐渭獲得了開枷去鎖的待遇，爲此他作了《前破械賦》《後破械賦》。盛鴻郎先生認爲徐渭獲得開枷去鎖的待遇可能與張元忭得中狀元有關，《後破械賦》有“多其高義，隨我四年”之語，從隆慶元年至隆慶五年，正好四年整，時間上可吻合，其說有理，且張元忭以狀元的身份爲徐渭求情亦在情理之中，此事已經說明徐渭的殺妻案有了轉圜之機。
隆慶六年(1572年)，經過張元忭等人的多方努力，徐渭殺妻案得以複查，而複查主要在於找尋徐渭殺妻的原因。文獻對徐渭殺妻一事記載較簡，僅一筆帶過。徐渭曾在《上鬱心齋》一文中爲自己的殺妻做辯解，否認自己殺妻是因爲“狂”、“疑”、“矯”，“凡此大凡，雖至愚亦知所避，”但後面有提到“掩鼻之羞”、“竊香之狡”，這又讓人感到疑惑，既然沒有猜疑、驕狂的病症，那麼“掩鼻之羞”、“竊香之狡”又從何談起?徐渭的同鄉陶望齡在《徐文長傳》中提到徐渭因胡宗憲被逮，“慮禍及，遂發狂”，並做出了過激的行爲，“引巨錐剸耳深數寸，又以椎碎腎囊。”作爲同鄉敘述徐渭發狂之事，當有一定的憑據，可作一參考。後人對徐渭殺妻原因的探究，只是基於情理的分析，並沒有明確的史料依據。關於複查的經過原委，也沒有確切的文獻記載。總之，最後以誤殺定案，萬曆改元(1573)，大赦天下，徐渭得以假釋出獄。紹興民間仍流傳着張元忭改徐渭狀紙的故事，謂本來狀紙上寫徐渭用刀殺人，張狀元改用字爲甩字，用刀即爲故意殺人，甩刀即爲誤殺，一字之差，性質各別。於此亦可從側面看出張元忭在這起案件中所起的作用。
當然，爲營救徐渭出力的親友還有不少。如時任禮部侍郎、越中十子之一的諸大綬以及張元忭的同年、時任山陰知縣的徐貞明等人也出過大力。如隆慶二年(1568)七月七日徐渭致禮部侍郎諸大綬的書啓中提到：“七日號廷，必出秦師(指徐階)而後已。遂令待瘐，復得還魂……每及諸公，相與舉手加額曰：‘虧卻禮部(注：侍郎諸大綬)工部(注：都水正郎，陶幼學)’。或添寸燭，不覺屈指再陳雲：‘莫忘老張(指張天覆)新張(指張元忭)。’”可見很多親友都向徐渭伸出了援救之手，然而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當是張氏父子。雖然營救過程的細節，由於書缺有間，已很難考定，但就徐渭詩文中向張氏父子表達的感激之情以及在《畸譜》中將張氏父子列入紀恩這兩點來看，張氏父子在營救徐渭出獄一事上起了主要作用是無庸懷疑的。因此說張氏父子對徐渭恩同再造，實不爲過，他們是徐渭一生的“貴人”。
三、漸行漸遠
萬曆八年(1580)秋，徐渭應張元忭之邀，來到北京。這次張元忭邀徐渭進京，出發點可能是好的。也許他考慮到徐渭生活比較窘迫，希望他在京師能通過翰墨文章方面的卓越才能獲得生活之資。徐渭被招至北京的兩年，一直住在張元忭宅旁，經常給張元忭代寫文章，也幫其它官員代寫，如《壽張灤洲朱宜人序》、《刑部提名記》和《三省殿記》等就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徐渭此時可說是“賣文賣畫”爲生。正是在京的兩年，使張、徐兩位友人得以朝夕相見，這種頻繁的近距離的接觸，使雙方都看到了對方的缺點。所謂距離產生美，朋友各處一方，偶而的相聚會增強感情，而過於頻密的交往或長期同處一宅，則給雙方提供了觀察各自缺點的機會，這往往是導致齟齬不和甚至反目成仇的誘因。因此，友人之間的交往，保持一定的距離反而能維繫友情更久。張、徐兩人關係疏遠，也應作如是觀。張、徐二人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張元忭是一個正統的禮法之士，爲人嚴肅端謹，規矩森嚴，張岱曾記載過曾祖父張元忭主持家政時的情況：
曾祖家居嗃嗃，待二子、二子婦及二異母弟、二弟媳動輒以禮。黎明擊鐵板三下，家人集堂肅拜，大母輩頮盥不及，則夜纏頭護，勿使鬖髿。家人勞苦，見鐵板，則指曰：此鐵心肝焉。曾祖誕日，大母輩衣文繡，稍飾珠玉，曾祖見，大怒，搋衣及珠玉，焚之階前，更布素，乃許進見。平居無事，夜必呼二子燃柱香靜坐，夜分始寢。
張元忭刻板、嚴厲、謹飭的個性在這幾個細節中表露無遺。這樣的正統禮法之士對徐渭不拘禮法、狂放自縱的舉動自然是會引起不滿的。而作爲自己的門客，徐渭如果不被主流社會所容納，甚或遭正統士人唾棄，也勢必會影響自己的清譽，因此張元忭規勸約束徐渭也在情理之中，但也正因此導致了兩人關係的破裂。此事晚明文人多有記載，如陶望齡《徐文長傳》雲：“獄事之解，張宮諭元忭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驩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沈德潛《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三《徐文長》亦記徐渭“性跅弛不受羈馽，館於同邑張陽和太史家，一語稍不合，即大詬詈，策騎歸”。《徐渭集》中也有隱約透露兩人齟齬不和的文字，萬曆八年九月，即徐渭到京不久，就作有《九月朔，與諸友醉某子長安邸舍，得花字(時一舊友稍貳，故及之，時又值大除溝道)》詩，“舊友稍貳”之語已可見兩人不和的端倪。萬曆九年冬大雪，張元忭饋贈徐渭“羔羊半臂及菽酒”，徐渭爲此作書《答張太史》，中有“羔半臂，非褐夫所常服，寒退擬曬以歸”之語，則已有南返之意。其實徐渭早想走了，他在《與道堅》書中說：“客中無甚佳思，今之入燕者，闢如掘礦，滿山是金銀，焚香輪入，命薄者偏當空處，某是也。以太史義高，故不得便拂衣耳。”在《與柳生》書中也說：“在家時，以爲到京，必漁獵滿船馬。及到，似處涸澤，終日不見只蹄寸鱗，言之羞人。”與禮法之士的齟齬，再加上京師賣文賣畫生涯的清苦生活，使得徐渭不顧張元忭的恩義，毅然南返。這次經歷對徐渭的精神刺激是比較嚴重的，“既歸，病時作時止”(陶望齡《徐文長傳》)。南返後，雖然與張元忭逐漸疏遠，但雙方關係並沒有徹底破裂。他有時仍與張家應酬，還代張元忭作文。萬曆十一年，呂光洵卒後四年，其子應鼎求張元忭作行狀，徐渭代作《呂尚書行狀》，《狀》中有“某奉璽書還自楚”一語，可作證，因爲那時皇長子生，張元忭奉使頒告楚中六藩;張元忭母生日，徐渭又作《生朝詩》祝壽，題注云：“張翰林(陽和)母也，時有事楚藩。”詩中亦有“令嗣新從南嶽來”之語。萬曆十二年，又代張元忭爲紹興知府蕭良幹作《閘記》;萬曆十三年二月，趙錦七十大壽，又代張元忭作《代壽黔公》。這些足證徐渭與張元忭的關係只是疏遠，並未斷絕。萬曆十六年，張元忭去世，徐渭以奇特的方式前往憑弔，張汝霖(元忭子)《刻徐文長佚書序》對此有真切的描繪：
先文恭歿後，餘兄弟相葬地歸，閽者言：‘有白衣人徑入，撫棺大慟，道惟公知我，不告姓名而去。’餘兄弟追而及之，則文長也，涕泗尚橫披襟袖間，餘兄弟哭而拜諸塗，第小垂手撫之，竟不出一語，遂行。揵戶十年，裁此一出，嗚呼，此豈世俗交所有哉!
徐渭以白衣入唁，撫棺而慟，不出一語而去，對張元忭這位曾刺激過自己的救命恩人，徐渭心中充滿了難以言說的複雜感情，也許他只能以這種奇特的方式來表達對這位昔日摯友的哀悼吧。隨着張元忭的去世，徐、張之間的這段恩怨糾葛也將煙銷雲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