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戴逸先生主編的《簡明清史》，在對各種資料(包括傳言)和學術觀點進行考辨後也認爲：“雍正的繼位存在很多疑點，可能出於矯詔篡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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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繼位問題是清初三大疑案之一。自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清世宗雍正帝繼聖祖康熙帝成爲清朝入關後的第三個皇帝，兩個多世紀以來，康熙遺詔的真僞與雍正繼位的合法性一直成爲學者們孜孜不倦的研究對象。至今，學者們仍在各抒己見，似難以達成共識。
一、學術界以往有關康熙遺詔的真僞與雍正繼位問題的分歧觀點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清聖祖康熙帝去世，結束了他的頗爲輝煌而又有意義的一生。二十日，皇四子胤禛御太和殿登基，頒佈繼位詔書，改年號爲雍正。是爲世宗雍正帝，清入關後第三個皇帝。
然而，就在世宗雍正帝繼位不久，一種其“矯詔得位”的傳說便在宮廷和社會上不脛而走。大意是說，聖祖康熙帝遺詔原本是傳位十四子允禵，但名爲“富貴閒人”實則時刻覬覦皇位的皇四子胤禛將詔書“傳位十四子”中的“十”字改爲“於”字，成了“傳位於四子”。又說，康熙帝在暢春園病重，胤禛趁勢進了一碗人蔘湯，不知何故，康熙帝就駕崩了，胤禛隨即登位並逼死其生母太后，囚禁康熙意中人允禵。由此，胤禛是否矯詔得位，歷來史家看法不一，至今仍是一大難解的疑案。歸納起來，不外兩種意見：一是“矯詔得位”，即篡位說，二是合法繼位說。先說“矯詔得位”，即篡位說
“矯詔得位”說較早由清史界泰斗孟森先生論證的。他在《清世宗入承大統考實》一文中，將王先謙《東華錄》與《上諭八旗》、《上諭內閣》、《大義覺迷錄》相對比，考察了皇四子胤禛繼位前後的清廷政局，胤禛與隆科多、年羹堯的關係，指出：聖祖並非壽終正寢，“聖祖傳位於四阿哥(胤禛)之遺詔，……已證明爲戌刻聖祖崩後始入受傳者(即胤禛)之耳，爲不近情。”世宗“在京所得傳位之末命，皆出於隆科多”，但世宗“修《實錄》已知受遺詔於隆科多之口爲大嫌疑”。從世宗雍正七年十月戊申的一道上諭，可見“以遺詔中‘十’字改作‘於’字之故，並非久後野人之語，實是當時宮廷中宣佈之言”;“就其所言，亦足證聖祖繼統簡在允禵之說”爲不虛。而《清聖祖實錄》爲世宗所修，故所載聖祖遺詔、世宗爲己繼位所做的辯解、世宗對包括允禵在內的諸皇子的攻擊，“或出世宗之意，不敢信爲聖祖真面目”。孟森先生還指出，“世宗之立，內得力於隆科多，外得力於年羹堯，確爲實事”。
孟先生之後，王鍾翰先生在上世紀40年代和80年代先後發表了《清世宗奪嫡考實》、《清聖祖遺詔考辨》等文，在國內外學術界影響較大。王先生同意孟先生的結論，說：“有種種跡象表明，康熙將未來嗣君的位子屬意於十四子胤禎(後改名胤禵)”;康熙對於雍正之爲人早有定評：“雍正之無情險詐，似遠出諸阿哥之上”。他在對80年代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現的“康熙遺詔”滿漢文對照原件的縮印照片進行研究後得出結論：“無論《遺詔》的漢文原本，或滿漢文對照原本，都不是按康熙的本意寫成的，而是雍正繼位之後再製造出來的”，“並且是由漢文本再翻譯成滿文本的”。
戴逸先生主編的《簡明清史》，在對各種資料(包括傳言)和學術觀點進行考辨後也認爲：“雍正的繼位存在很多疑點，可能出於矯詔篡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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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曾重先生在《清世宗胤禛繼承皇位問題》一文，從皇十四子允禵政治地位急遽變化的原因入手，對允禵出任撫遠大將軍的意義、聖祖的建嗣計劃(即以皇十四子允禵爲太子)及功敗垂成的原因、胤禛在《清聖祖實錄》中的形象及其篡位前後的行爲、隆科多在胤禛篡位中的作用，都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認爲“玄燁死於中毒的可能性極大”，其“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尤其‘傳位遺詔’只是隆科多‘聽到’和下達”，就說明胤禛篡位是歷史事實。
楊珍先生在《清朝皇位繼承製度》一書中也認爲：從事態發展分析，胤禛得到隆科多有關康熙之死的密報後，當機立斷，在嚴密封鎖消息的同時，利用康熙帝始終不曾宣佈皇位繼承人的事實，頒佈了所謂傳位遺詔，並在隆科多的重兵擁戴下繼承皇位。而康熙帝精心培養的皇位繼承人允禵，卻一變而爲階下囚。
王鍾翰、許曾重、楊珍先生的的研究成果，使雍正“矯詔得位”說進一步得到了深化。
再談“合法繼位說”。“合法繼位”說較早由馮爾康、楊啓樵先生論證的。馮爾康先生在《雍正傳》一書中，對胤禛奪取儲位的全面計劃和活動、康熙之死和胤禛嗣位前後的形勢、“傳位允禵說”進行了認真的研討，認爲“聯繫康熙生前比較看重他(胤禛)的情況分析，在彌留之際決定傳位給他，並從齋所召其至暢春園繼位是完全可能的”。
日本學者稻葉君山在《清朝全史》第48章中依據《大義覺迷錄》所載乾隆帝述及康熙生前曾傳見其母而得出的“似已知予異日可以付託”的說法，認爲康熙帝晚年的確要立胤禛爲帝。
楊啓樵先生在研究了臺北故宮博物院保存的《雍正硃批諭旨》後認爲胤禎繼位是合法的(《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
史鬆先生在《康熙朝皇位繼承鬥爭和雍正繼位》一文中對歷時長久的皇子儲位爭奪戰的前因後果進行了認真的分析，認爲“康熙傳位胤禛，實爲順理成章之事。”他和郭成康、張羽新等人也都認爲，康熙帝晚年因愛弘曆而傳位於其父胤禛。(分見《傳聞、官書與信史：乾隆皇帝之謎》、《康熙因寵愛乾隆而傳位於雍正考――雍正奪嫡辨證》)
美籍學者吳秀良先生在《康熙朝儲位鬥爭記實》認爲，皇四子胤禛最能體會康熙旨意，“並竭力迎合皇帝的願望”，因此他最終成爲康熙“親自選定”的皇位繼承人。
韋慶遠先生在《明清史辨析》認爲：皇四子胤禎(即胤禛)是在康熙諸皇子極其激烈複雜的傾軋鬥爭中“投康熙所好，逐漸取得康熙的信任，在康熙臨終前取得了遺詔命其繼位的勝利，成爲歷史上有名的雍正皇帝。”
李國榮、張書才先生在《實說雍正》中，找到“康熙帝傳位給胤禛的一些跡象”，認爲：“胤禛是康熙帝臨終指定的皇儲，他的繼位是‘合法’的，並非野史中所說的篡位。”
二、我對康熙遺詔的真僞與雍正繼位問題的看法
胤禛是否矯詔得位，兩個多世紀以來，史家看法不一，但無論是“矯詔得位”，即篡位說，還是合法繼位說，他們在論證中雖都使用了大量的歷史檔案、文獻資料以資佐證，但誰都找不到可作爲人證、物證和旁證的確鑿依據，而只能使用諸如“種種跡象表明”、“一些跡象”等用語。“跡象”雖然不能作爲評判雍正繼位合法與否唯一的證據，也不是過硬的證據。但是，依據唯物史觀，我們還是可以透過現象，實事求是地分析雍正繼位前後的“跡象”，得出比較符合實際的結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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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清聖祖康熙帝臨終前，是否留有“遺詔”?也就是說，是否存在一個“康熙遺詔”?我認爲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完全可以說，康熙帝終其一生，未留有遺詔。
翻開清廷入關后皇位繼承的歷史，就可知道，順治十八年正月，順治帝臨終前，召見了四輔政大臣宣佈傳位康熙。嘉慶、道光、咸豐三帝臨終前也是召見朝廷重臣宣讀傳位遺詔的。唯獨康熙帝臨終前召見幾個皇子和隆科多，爲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滿族原本無立儲之制，清入關後的第一個皇帝順治帝生前也未立太子。康熙帝於康熙十四年(1657)仿效漢族封建皇帝的作法，立年方週歲的嫡長子允礽爲太子。但允礽長大後結黨營私，圖謀不軌，爲康熙帝兩度廢黜。然而，在康熙帝兩次立廢太子期間，諸皇子紛紛與朝廷重臣結盟，擾亂朝綱，不僅破壞了社會穩定，也使康熙帝身心不寧，十餘年不談立儲之事。康熙五十二年，他針對大臣們一再請立太子一事，下諭旨說，諸皇子雖學問見識都不落後於人，但長成後俱拉幫結黨，各有所爲，現在立太子，恐難以控制局勢。這表明了康熙帝在立儲問題上是持相當慎重態度的。實際上，從康熙五十二年至六十一年康熙帝去世，他始終未立儲君。
康熙五十六年底，康熙帝特別召見了諸皇子及滿漢大臣，向他們宣讀了自己準備十年之久的諭旨。該諭旨明白無誤地充分表達和傾吐了自己不立儲君、不留遺詔的肺腑之言：“倘得終於無事，朕願已足。願爾等大小臣鄰，念朕五十餘年太平天子，惓惓叮嚀反覆之苦衷，則吾之有生考終之事畢矣。此諭已備十年，若有遺詔，無非此言。披肝露膽，罄盡五內，朕言不再。”這就是說，儘管他明知“立儲大事，朕豈忘耶!”(《清聖祖實錄》卷二七五)但經過兩次廢立太子磨難的康熙帝，在此後的日子裏，惟求“得終於無事”，不再談論立儲之事了。這恐怕就是康熙帝臨終前曾在單獨召見胤禛時卻避而不談立儲的緣故吧。再從雍正帝親自編纂的《大義覺迷錄》所彙集其有關諭旨來看，康熙帝臨終前只是“面諭”七皇子及隆科多傳位於雍正，並不存在任何筆錄的傳位遺詔。其次，無論是雍正篡位說，還是其合法繼位說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對“康熙遺詔”予以否定，也說明遺詔之事確屬子虛烏有。
既然不存在康熙遺詔，那末，康熙帝就真的聽任諸皇子勾結朝廷大臣爭奪儲位，而不理會立儲大事嗎?也不是。按常理推測，熟讀史書的康熙帝心目中一定會隨時伺機尋求皇位的意中人。也就是說，清廷立儲形勢是隨着政局的突變而變化的。果然，這種時機不久還真的到來了。這就是康熙五十七年準噶爾的入侵中原事件。該事件發生後，康熙帝於當年任命皇十四子允禵爲撫遠大將軍，出征準噶爾。正如著名清史專家孟森、王鍾翰、許曾重、楊珍所指出的，由於這次戰役關係到清廷的安危，所以大將軍的人選自然應當是康熙帝所最信任的皇子，允禵能榮膺此任，再加之日後如軍功顯赫，得勝班師，其對清廷的貢獻必然在諸皇子之上，那麼儲君之位非其莫屬。難怪有些王公大臣，在允禵就任撫遠大將軍後，就已經將他當做儲君看待了。這當是康熙帝的如意算盤。不料，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康熙帝突然病逝，一言未留。在諸皇子和朝廷大臣毫無精神準備的形勢下，在暢春園擔任康熙護衛的隆科多卻首先得到了確切消息，並迅速傳遞給自己的主子胤禛。
經過緊張的策劃，原本在諸皇子爭奪儲位的鬥爭中，表面上是一個“富貴閒人”，實則在韜光養晦，暗中積極積聚力量的胤禛，終於形成了內依隆科多、外恃年羹堯的強大的政治集團。他在聖祖病重時，依靠這個集團，充分利用了“康熙帝始終不曾宣佈皇位繼承人的事實”，出奇不意(不必管他是否依恃陰謀詭計。因爲封建社會中歷代皇室內部的鬥爭，無一例外地隱含着謀殺、謀奪等陰謀手段的)迅速地奪取了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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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現有史料來看，雍正繼位也確實存在着其他很多疑點。例如，《大義覺迷錄》一再宣揚康熙臨終前說雍正“人品貴重”，令其繼位。實際上，雍正在康熙後期諸皇子爭奪儲位中大耍兩面派手法，引起其父康熙帝極大不滿，說其“之無情險詐，似遠出諸阿哥之上”。對於這樣的人，老練的康熙帝怎麼會把皇帝寶座讓給他呢?再從雍正在《大義覺迷錄》中大肆攻擊和詆譭自己的同父同母兄弟允禵的言論來看，也從反面暴露了其奪權的不擇手段。
而最能說明雍正合法繼位疑點的證據，卻是雍正本人對聖祖之死以及他接受“傳位遺詔”情況的敘述。雍正說，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康熙帝在暢春園靜養，命其代祀南郊，於齋所致齋。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急招雍正。雍正未達之先，康熙帝命誠親王允祉、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及原任理藩院尚書隆科多共八人，諭令說：“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即皇帝位”。等到雍正抵達暢春園後，康熙帝只告訴他自己病情加重，雍正也只“含淚勸慰”。當天夜裏，康熙帝去世，“隆科多乃述皇考遺詔”，雍正得以繼位。對於雍正的這一自我敘述，許曾重在《清世宗胤禛繼承皇位問題新探》一文作了詳細而又縝密的剖析。他說，從允禩、允禟在雍正繼位後的憤怒、驚訝心情和其他一些事實來看，除隆科多外，其他七人都未聽到傳位遺詔，都是由在康熙帝心目中無任何地位而確是雍正親信的隆科多轉達的。又如，康熙帝臨終前召見諸皇子和雍正的親信隆科多宣讀“遺詔”是不合清朝法制的。再有，最令人不解的是，康熙帝在向允祉八人宣佈立雍正爲帝后，對後到的雍正僅告以他自己病情加重，卻閉口不談已定其爲自己的繼承人，這是非常不合邏輯的。而此話正源自雍正之口。這就很說明雍正的“合法繼位”大打問號了。揆之史實，許曾重的分析是精當的，完全站得住腳的。還有兩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值得注意：一是，雍正帝繼位後一再宣揚自己如何孝順康熙帝和母后，但他生前不僅逼死生母皇太后，而且又不合邏輯地把自己的陵墓建在遠離景陵(康熙帝陵)幾百裏的河北易縣。這恐怕說明，雍正帝陵址的確定是一生信佛的他擔心身後受報應而選擇的一種辦法。二是雍正、乾隆二帝對《大義覺迷錄》態度的截然不同。雍正對反覆爲自己辯解的《大義覺迷錄》非常重視，將其頒佈到全國各府州縣;而乾隆剛一繼位，即宣佈收回此書，有私藏者罪之，說明乾隆帝對其父雍正帝辯解的蒼白無力心裏是很清楚的。
由上所述，我傾向於雍正帝是靠陰謀手段奪位的。但應指出，雍正帝奪取皇位，只是有悖於封建綱常倫理，但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卻在客觀上有力地防止了朝廷上兵戎相見，起到了穩定社會的積極作用。雍正帝在位的十三年，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對“康乾盛世”起了不可磨滅的積極推動作用。所以，單憑雍正帝奪位一事，是否定不了其在中國歷史上所起的重要的積極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