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中國歷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官員，是黎民百姓呼喚清官與盼望治世的精神寄託，他是集中體現秉公執法、一身正氣的精神力量;他入戲曲之深，被演繹成了無所不能的超人;他束廟閣之高，被供奉爲庇佑蒼生的神仙。直至今日，他依然是民間最具號召力的代表公平與正義的化身，他的影響力遍及海內外華人世界。
在大宋王朝的第四十個年頭即宋真宗鹹平二年(公元999年)，安徽合肥一家包姓名門望族誕生了一個胖小子，這個全家盼星星盼月亮才盼來的一脈單傳，就是後來歷史上大名鼎鼎的包青天。
包拯既不是什麼怪胎，也沒有所謂的兄嫂，更不存在任何坎坷的身世。作爲富貴人家的獨生子，他的童年幸福像花兒一樣。包拯從小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作爲當時的一名有志青年，他的上進與追求顯然也在求取功名上。二十九歲那年，他中了進士甲科，被任命爲大理評事、建昌縣知縣，等於如今江西永修縣的“一把手”。
然而，戀家的包拯捨不得離開父母，便奏請皇帝把他派在父母身邊上班，於是把他改任爲和州監稅，等於在合肥鄰近的和州市政府管錢糧稅收。回家報喜，結果爸媽既不願意離開合肥的家業去適應新的生活，又捨不得寶貝兒子獨立門戶。包拯看二老年事已高，自己又是根獨苗，索性把官給辭了，安心在家陪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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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甘當“宅男”，這一當就是十年有餘，二老離世後，他守孝三年。守孝結束，他仍然沒有工作的打算，不願離開父母的靈地，又在家裏呆了兩年。就在這一年，名臣范仲淹入主開封府，他的《岳陽樓記》名貫天下，而此時，三十四歲的包拯還是個連官門都沒進的“待業老青年”。
兩年後，在鄉親鄰居們苦口婆心地勸說鼓勵下，包拯才決定離開家鄉，正式踏上仕途之路，他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份差事是當時的揚州天長(今屬安徽)“一把手”，即知縣。
包拯十幾年呆在家裏“虛度青春”，這在現代人眼中簡直是匪夷所思，而在當時卻是尋常之事。宋朝對孝道非常重視，上升到個人品德及社會名聲的高度，如果誰因貪戀官位而置雙親於不顧，是要被世人唾棄的。
按照宋朝禮律，父母去世其子必須守喪三年，無論你官居何位，必須離職守孝，否則就是“奪情”，即大逆不道之人。所以，包拯的青年時代爲了孝順父母在家裏度過，並未有任何驚世駭俗之處，符合當時儒家的社會倫理道德觀。
“清心爲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一個身材矮小卻面目清秀、古雅俊朗的白面書生在進京聽命的途中寫下了自己出仕的座右銘，他就是三十九歲的包拯。
如今記載反映包拯初進官場的事蹟已不可考，只有他任天長縣知縣時，斷過的一起“牛舌案”留存史書：有賊把別人牛舌割了，主人告狀，包拯叫他回去把牛殺了。不久又有人來告狀，說牛主人私殺耕牛。“私殺耕牛”在宋朝是違法的，包拯斷喝道：“何爲割人牛舌而又告之?”此賊被識破!
一件小案子，從中看出包拯斷案的機智果斷，也許他“善斷獄訟”之名就是從這時流傳開來。至今幾乎所有的包公戲都與他善斷奇案，沉冤昭雪有關，而事實上，歷史並沒有記載包拯斷案的事蹟，他的政績也非在斷案上。
三年後，四十二歲的包拯被提拔爲大理寺丞、知端州，即今廣東省肇慶市的“一把手”。端州特產端硯，是宋朝士大夫最珍愛時髦的雅器，當地每年向朝廷進貢。凡在這裏做“一把手”的官員，都在“貢硯”規定的數量外加徵幾十倍的數額以賄賂朝廷權貴，所謂“打點”中央的關係，此舉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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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一上任就高調破除這則運行多年的“潛規則”，下令只能按規定數量生產端硯，州縣官員一律不準私自加碼 ，違者重罰。並且表態，自己作爲“一把手”，決不要一塊端硯。此舉在當地掀起軒然大波。三年後，包拯任期滿，被調至中央任職，果然“歲滿不持一硯歸”。《包公三擲硯》的小說也就是以這個故事爲藍本創作的。
不久，四十五歲的包拯因“端硯事件”被皇帝賞識，被任命爲監察御史，負責監察百官，“大事則奏劾，小事則舉正” 。雖然這個官職沒有多少實權，但從此他可以直接參與朝政，對於剛直又不懂人情世故的包拯來說，無疑找到了自己的發聲平臺。
在官場嶄露頭角，包拯確實發出了不少聲音，對國家的內政外交上提出過許多批評意見，比如要求從重處罰販賣私鹽者，反對朝廷以進貢求和西夏，主張強國策略等等。其間，他還代表大宋出使契丹，並與對方使館“二把手”舌戰併成功贏回大宋面子。
這其中，他彈劾陳州京西路轉運司，揭露其歪曲中央政策，“折變”盤剝災民的罪行的事蹟，被後世再創作爲家喻戶曉的早期包公戲《陳州放糧》。民間加工成開封府尹、欽差大臣“包青天”奉命查賑，劇中涉及國舅們害民肥私，包公查案遭人陷害，各路百姓掩護包公，包公怒鍘皇親國戚，成功放糧賑災等等，演譯了一個青天大老爺爲民除害，不畏強權且驚心動魄扣人心絃的故事。
事實上，作爲官場新秀，當時包拯只是上了一個並不爲人關注的批評性的奏章，是否被批准史料也無下文。此時，離他入主開封府尚有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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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進入中央，正趕上范仲淹掀起“慶曆新政”。范仲淹的吏治改革集中在改變官員冗濫作風，斥退冗員、舉賢用能方面，自然要觸及一些既得利益者，朝廷陷入“黨爭”，守舊派與革新派鬧得不可開交。按理說包拯該站在守舊派陣營，因爲把他從地方推薦到中央任職的是守舊派大臣王拱臣，但他卻並不急於表態，也不參與其中紛爭。同時守舊派也沒把這個無名小卒看上眼，更沒指望他能在打擊改革派上有所作爲。然而，包拯卻突然上了一個抨擊范仲淹新政關於人事制度改革的奏摺，對其派出的監督地方官員的按察使權力過大提出置疑，此奏一出立即炸開了鍋，兩派就新政是否加重官員腐敗爭論不休。保守派士氣大振，爲加入包拯這個生力軍驚喜。
不久，變法失敗，新政被廢。正當保守派長吁一口氣時，不料包拯突然上奏，建議皇帝保留范仲淹考試選拔人才等新政 。這可把保守派給打懵了，這個出其不意的老小子啥意思?其實，這正是包拯峭直的稟性，他不與人苟合，不僞辭色悅人，一生不結派系，也不捲入黨爭，甚至沒有一個走得近的朋友，以至於“故人、親黨皆絕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