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在李自成大兵壓境的危急時刻，不把全部心思放在調兵遣將上，居然有閒心做一件與禦敵守城毫不相干的事?而且，在國破人亡的慌亂絕望中，崇禎爲什麼會突然改變自己多年前打倒和否定魏忠賢的初衷，重新審視魏忠賢的價值和功績，併爲其收葬骸骨、修墳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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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論，魏忠賢爲鞏固個人權勢，有黨同伐異、殘忍歹毒的罪惡一面，被衆人鄙夷也是罪有應得;但他也曾力排衆議、大膽起用遼陽戰敗後遭受讒言的名將熊廷弼，不徇私情、果斷罷免在寧錦一戰中畏縮不出的袁崇煥，拋開私怨、果斷推薦了一批能臣直臣。
從這些事情上，可以看出魏忠賢還是心繫國家、講求原則的。在魏忠賢主政期間，明朝形勢良好，遼東局勢平穩，這種能力、這份功績還是應該被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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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崇禎志向遠大、勵精圖治，但他既無治國之謀，又無任人之術，加上他嚴苛、多疑，對大臣動輒怒斥問罪、砍頭，其殘忍和冷酷與魏忠賢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17年間，他換了17個刑部尚書、50個內閣大學士，這種讓人噤若寒蟬的高壓態勢造成國家人才匱乏，有心報國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請纓效命。
無奈之下，崇禎只好培植私人勢力，重新起用大批腐朽無能的太監，最終導致“十萬太監亡大明”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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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崇禎自殺殉國前的第五天，崇禎在大勢已去、大廈將傾的絕望中，聽到心腹太監說的那句“(魏)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之後，終於領會到了皇兄臨終前強調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的深意。崇禎對魏忠賢價值和功績的重新肯定，也是對他自己17年執政生涯的全盤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