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秦孝公臨死前將王位讓給商鞅，鞅爲何堅決不受，以致最後車裂而亡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說起商鞅變法，我們都不陌生。商鞅之所以能夠一展抱負，在秦國順利地開展變法運動，就是因爲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可是變法必然要觸犯那些舊貴族的既得利益，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那麼，就不變法了嗎?不，必須要變，還要大變。最好是能夠改天換地。商鞅堅定自己的理想，努力讓平生所學造福於民，結束這個混亂的世道。這就意味着他將自己的生死完全交給了秦孝公，秦孝公在的時候，這些守舊勢力還不敢造次，但是孝公一死，商鞅馬上就遭到清算，車裂而死。這就使得商鞅這個歷史人物着上了悲劇色彩，另我們唏噓!
秦孝公可以說是一個明君，對商鞅來說有知遇之恩。那麼，不知道你有沒有聽說過，秦孝公在臨死的時候要將自己的王位禪讓給商鞅，而商鞅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呢?
什麼，這又不是堯舜禹的時代，還禪讓?你沒有聽錯，史書上明確記載了秦孝公要將王位禪讓給商鞅。那麼，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們一起翻閱典籍，回到那個年代，在蛛絲馬跡裏探索歷史真相。
這個故事記載於《戰國策》，在《戰國策·秦策一》說到：“秦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關於這段歷史事件的記載，很少有人懷疑。如果您不相信，我們就以史料說話，在歷史事實面前，是勝於雄辯的。
那麼，秦孝公爲何要這麼做呢?我們發現，當初秦孝公發佈《求賢令》的時候，就誠意十足，“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我們當初以爲這只不過是一句空話，現在看來，絕非如此。
秦孝公胸懷大志，終其一生，都在堅持變法，從未動搖過。正因如此，在其老邁之時，感覺到自己行將就木的時候，就要把王位傳給足夠信任之人，能夠讓變法大業繼續下去。既然秦孝公真有誠意，那麼商鞅爲何干脆地拒絕了呢?因爲商鞅明白，秦法已經推行了二十年，“秦民大悅”，老百姓是實實在在得到了變法帶來的利益的。況且變法能不能夠繼續推行下去，絕不是靠傳一個王位能夠解決的。作爲變法運動的總設計師，商鞅高屋建瓴，他看得很清楚。他堅定地認爲變法運動“順乎天，應乎人”，一定能夠成功;其次，如果自己接受了王位，秦國宗室肯定是不會答應的，到時候，秦國大亂，二十年變法之功將毀於一旦，這是商鞅絕對不願意看到的。那麼，商鞅堅決不接受禪讓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現在想想，商鞅可以說是有遠見卓識。我們知道，在秦孝公死後，秦惠文王即位，這時候被商鞅得罪的秦國宗室乘機發難，欲殺商鞅而後快。秦惠文王面對這種局勢，只能殺商鞅以堵住悠悠衆口。可是他也明白，商鞅變法並沒有錯，因此，他雖殺了商鞅，卻沒有廢商鞅之法。
那麼。問題來了，我們還是會有一個疑問。秦孝公將王位禪讓給商鞅，是不是當時有這種禪讓思潮呢?是的，絕對有，秦孝公是個明君，又不傻，是絕對不會心血來潮的。在戰國中後期禪讓思潮曾一度流行過。首先，這種思想源於堯舜禹之時，儒家把這一時期稱爲“大同”社會。之後進入了三代，“傳子而不傳賢”，即所謂的“家天下”，儒家把這一時期稱爲“小康”社會。儘管禪讓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儒家理想的社會一直是“大同”社會，因此，一直有一種“禪讓”情節。
在《論語·雍也》篇，子曰：“雍也，可使南面。”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不妨看看古人的解釋，劉向在《說苑·修文》說：“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意思很清楚了，孔子在這裏雖然是稱讚仲弓的才幹，卻也有“選賢與能”的想法。在孔子之後，墨子也有此想法，如《墨子·尚賢下》讚美堯舜禪讓，“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灰於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墨子明確提出“尚賢”思想，並認爲“尚賢者，政之本也。”此外《左傳》、《國語》等典籍也有“尊賢”、“明賢”的主張，但一般只適用於天子以下和選擇太子的問題上，基本沒有將天子之位直接禪讓給人的主張。
但是，到了戰國中後期，情況就不一樣了。1993年湖北郭店出土了一批竹簡，其中大部分是儒家的經典，大致成書於子思到孟子之間，反映了這一時期儒家內部思想的發展與分化。有《唐虞之道》一篇，單看名字，大概就能猜到其中講了什麼。這一篇專門講“禪讓”的事情，多數學者認爲《唐虞之道》反映了戰國時期的禪讓思潮，其中明確提出“禪也者，尚德受賢之謂也。”此外，還有上博簡《容成氏》一篇，其中說到：“三代以上，皆受賢不受子，天下艾安;三代以下，啓攻益，湯伐桀，文、武圖商，則禪讓之道廢而革命之說起。前後適成對比”。《容成氏》還舉了古代二十多位上古帝王“皆不受其子而受賢”的例子，那麼可見“禪讓”之風確有其事。我們知道，古代學者常常通過先王來表達其政治理想。
如果說以上材料僅僅是一種主張，還缺乏事實的說服力。那我們就不妨舉事實來說。
根據《呂氏春秋·不屈》記載，“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當然惠子拒絕了梁惠王的“禪讓”，但理由並不認爲禪讓有什麼不妥，反而認爲“以國與人猶尚可”。
此外，在燕國也發生了禪讓事件，史稱“燕王噲讓國”，《史記·燕召公世家》記載：“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這次，子之接受了燕王的禪讓。今人樑濤認爲“禪讓乃是當時大環境的產物，有非常複雜的動機和多方面的原因。除了縱橫家的鼓動外，更重要的還是選擇一位賢明之君讓自己的國家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然而，事實是殘酷的，燕王噲將國家禪讓給子之，引發了燕國內亂，自己也身死國亡，此後禪讓之風走向低潮。但這無論如何也說明當時確實存在過禪讓的思潮和事實，儘管這種理想破產了，但依然值得我們尊敬，而不是嘲笑。
回過頭來，我們再看秦孝公欲將秦國禪讓給商鞅，也就不是什麼稀奇事了。在這裏我們不得不對商鞅稱讚，他確實有遠見卓識，沒有接受禪讓，否則很難說，秦國不會發生和燕國一樣的悲劇。如果真那樣，七國中，誰將一統天下，可就是個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