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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州平叛，是明朝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爲平定播州土司楊應龍叛亂進行的一場軍事行動。這場叛亂對於剛剛獲得朝鮮戰爭勝利的明朝而言，無疑是當頭一棒，“震驚西南半壁之天，煩費海宇全勝之力。”雖然這場叛亂在明朝24萬大軍的合力圍剿下，僅用了百日即被最終平定，但叛亂的發生絕不會僅僅如戰表中描述的那般簡單。
明朝對西南偏遠地區的統治更多的沿用元朝的土司制度，土司與國家之間屬於委任統治關係，這是一種自唐朝開始實行羈縻統治的一種演化。而播州楊氏土司自唐朝僖宗三年(876年)由山西人楊端擔任播州地區羈縻州長官以來，700年來歷任土司都與中央王朝保持着良好的關係，但這一局面最終在末代土司楊應龍時期發生改變，隨着明朝對西南少數民族政策的產生變化，以及楊應龍自身實力的增強，明朝軍力的衰弱，最終引發了這場叛亂。
西南播州平叛與平定寧夏叛亂和朝鮮抗倭戰爭合稱爲萬曆三大徵。對明朝西南地區的統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通過這次戰爭我們可以看到播州叛亂的發生不僅僅在於土司楊應龍的個人野心，更多的還在於當時整個明朝政治、軍事及播州土司實力等方面的轉變有關。
首先，明朝中後期對土司制度的政策轉變
明朝開國之初，考慮到西南偏遠地區多屬窮山惡水之地，直接派遣官員管轄得不償失，於是繼續沿用元朝的土司制度，對這些地區進行委任統治。
但隨着兩百年的發展，西南地區的人口和經濟已然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同時，由於土司相對獨立的政治地位，使得他們對內殘暴統治少數民族，割據地方，對中央經常叛服不斷，騷擾周邊，內鬥不止，嚴重影響了西南地區的安定環境。
“嘉靖十四年議準，雲南、四川兩省土官，各照舊分管地方，如有不尊斷案，互相仇殺及借兵助惡，殘害軍民，並經斷未久，輒復奏擾變亂者，土官子孫不許承襲。”
爲加強對西南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統治和管理，明朝中後期開始對西南地區進行改土歸流，即改土司製爲流官制。這無疑對當時播州土司楊應龍的自身利益造成了極大威脅，成爲其發動叛亂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明朝軍事力量的衰弱影響
明朝建國初期，曾經根據全國各地的防衛、戰略重要程度設置相應的衛所，作爲鎮守地方的軍事力量。
但自明朝永樂皇帝之後，原本主要依託土地存在的衛所制度，由於軍田大量被利益集團瓜分，衛所兵則被充當軍官的佃農形同奴隸，這使得曾經爲明朝提供穩定兵源的衛所制度，在受到各利益集團的腐敗管理和盤剝之下逃兵無數，陷於崩潰。
“成化十年，涇國公蔣貴曾上言，“大同、宣府諸塞下，腴田無慮數十萬，悉爲豪右所佔”。成化二十二年，南京戶部尚書黃拔”出見士卒妻衣不蔽體，嘆曰：“健兒家貧至是，何面目臨其上”。”
西南地區的衛所由於一開始就不是明朝的軍事重心所在，衛所力量本身就不及北方來得雄厚，到萬曆年間隨着衛所制的崩潰，更是也不可避免的成爲了有名無實的擺設，自此明朝對西南土司的直接壓制能力被極大的降低，這也就給了播州土司楊應龍發動叛亂提供了有利外部環境。
第三，播州土司實力的膨脹
播州楊氏自唐以來，在播州經營七百餘年，於當地擁有極爲深厚的實力。
在播州境內自宋元時期就修有諸如“海龍囤”、“婁山關”等一系列軍事城堡和防禦工事扼守險要關隘，幾乎自成一國。
同時，受限於衛所制度的名存實亡，明朝爲解決用兵短缺的問題，在明朝中後期開始大量啓用土司軍隊參與到明朝的各項戰事之中，這在無形之中壯大了土司的軍力。
萬曆十四年至十八年，播州土司楊應龍數從徵調，三次率土兵配合明朝軍隊征剿松潘和建昌等地，屢建戰功而受封驃騎將軍。這一系列的作戰經歷，從側面證實了播州楊氏軍事實力不容小覷。
正是播州內有完備防禦、軍力強盛，外則窺探得出明朝軍力衰弱的內外部實力對比，讓播州土司楊應龍產生了錯覺，認爲可以通過叛變建立自己的王國。
結語
播州叛亂，正是明朝在對西南地區的改土歸流過程中，既得利益集團不願放棄手中權力和利益的一次叛亂行爲。當播州土司宣慰使楊應龍起兵反明時，萬曆皇帝當即調遣剛從朝鮮戰場打敗倭軍得勝而回的驍勇之師，集合十三省兵力共二十四萬人合力征剿，歷時一百餘天，以雷霆之勢將這場叛亂平息，切實維護了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
通過此次平叛行動，明朝加快了對川貴土司地區尤其是播州地區開展了改土歸流工作，編定裏甲，設置了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四川和貴州。使明朝在西南地區的統治得到加強，對西南地區分離割據勢力產生了極大的震懾作用，確保了有明一代西南再未出現動亂不安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