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至1940年6月，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下，一位名叫饒家駒的法國人，聯合多方力量，組建了上海南市難民區(又稱饒家駒安全區)。
此後3年多，上海南市難民區保護了約30萬平民的生命安全。它是拉貝在南京的學習母版，它也在幾年後被寫入聯合國《日內瓦公約》 ，成爲全世界戰時保護平民的範例。
遺憾的是，饒家駒沒有拉貝幸運，他和他的安全區，漸漸被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中。
2015年，《解放週一》曾用多版篇幅詳細還原了饒家駒其人及上海南市難民區發展始末。
而2017年12月14日，國家公祭日的第二天，上海南市難民區紀念碑落成。兩年時間過去，關於這段歷史，有沒有更多史料浮出水面?
我們繼續追蹤饒家駒———爲這座城市永不失落的記憶。
出行：80年的等待
法國小城桑特是饒家駒的故鄉。
他在法國出生，一切自然從法國開始。究竟怎樣的家庭，怎樣的成長經歷，最終磨礪、造就出那位能夠拯救上海約30萬平民的饒家駒?
我們不知道。
2015年，歷史學者蘇智良教授首先打撈出饒家駒和南市難民區的詳細故事。然而，在上海找到的史料，大部分還是圍繞饒家駒在中國的慈善活動。
當時南市難民區的倖存者，如今已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他們依稀記得，有一位獨臂神父每天迎着清晨的陽光來到難民區;記得難民區外炮火聲聲，而難民區裏大家尚能睡個安穩覺;記得有人定期來發糧食和藥品，難民區裏有醫院、課堂、維持紀律的人，幾乎像一個濃縮的小社會般，井井有條。
至於饒家駒什麼來頭?爲什麼他的能量如此之大，組建的安全區竟然能夠得到當時上海當局、租界、日本侵略者三方認可?甚至後來還獲得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大筆糧食救援?
對他的個人生平，我們仍知之甚少。
2015年，從蘇智良那裏得知饒家駒的故事後，上海音像資料館綜合編研部主任汪珉產生了濃厚興趣。經研究，上海音像資料館打算組建一個拍攝團隊，前往歐洲，挖掘更多的一手資料。
時斷時續的郵件往復、磕磕碰碰的聯絡進展，終於在2017年，一個5人小分隊開啓了歐洲尋訪之旅。
從巴黎機場走下飛機的那一瞬間，歷史終於來到它應來的時刻。
兩年的時間裏，所有饒家駒的研究者，只能一遍遍翻閱史料中的隻言片語，一遍遍遙想南市難民區的故事。而如今，那個只能在腦海、在指尖幻想的饒家駒，近在咫尺。
歲月的年輪劃過整整80年，饒家駒的故鄉，終於等來他曾經救助的上海，爲他而來。
故鄉：沒有人記得他
距離巴黎幾百公里的桑特，是法國西部的一座小城，也是饒家駒的故鄉。街道上，羅馬時代的古建築遺蹟星星點點，兩千年的歲月凝結成這座古城的獨特面貌。
臨行前，旅行社反覆確認一件事：“你們在桑特確定要住這家小旅館嗎?”團隊成員點頭稱是。即便旅行社一再強調，這家旅館又小又舊，設施簡陋，不建議預訂，但是團隊成員依然堅持。
因爲，它就是饒家駒出生的公寓。
巴鬆比埃爾廣場3號，現在門牌號改爲1號。1878年3月15日，饒家駒在這裏出生。
當尋訪團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站在旅館的大堂往裏望，所有人都一個印象：果然簡陋。
這是一幢4層樓的老房子。走廊逼仄，房間狹小。每間房只容得下一張牀和簡單的淋浴設施，內部幾乎空無一物。
印象最深的是那歐式的樓梯蜿蜒曲折，踩着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伴隨着頭頂的光線忽明忽暗，一如饒家駒的一生。
隨行的比利時歷史愛好者查爾斯說，據查閱，饒家駒的父親是法國軍隊中的一名下級軍官，他們一家一直隨軍遷移。整所公寓，當時是軍官家屬們一起居住。饒家駒出生後，家庭成員不斷增加，空間緊張，他們爲此搬過幾次家。僅桑特期間，饒家駒就有3個住址，一處現在是民居，另一處只知道基本方位，已經查不到具體地址。
幼小的饒家駒，就這樣跟隨軍人父親幾度搬家，在戰爭的陰影下度過自己的童年。是不是從那時起，慈善的種子已經在他的心田萌芽?
而如今，一切的起源、出生的小樓，幾度更換主人，再也沒有人記得他。
住宿期間，尋訪團成員們四處打聽，無論是小樓的房東、旅館的主人，還是附近的鄰居，沒有人知道饒家駒，沒有人聽過哪怕一絲半點這個人的事蹟。他彷彿在自己的故鄉消失了。
當大家把攝影器材架在旅館門口開始拍攝，時不時有路人經過，他們都會好奇地詢問相似的問題：你們爲什麼要在這裏拍攝?這裏有什麼好拍的東西?
大家只能一遍遍對路人們重複訴說饒家駒的人道主義壯舉，訴說他曾經在遙遠的中國，救助了約30萬平民。
“哦。”路人們發出一聲迴應。大概是驚訝，也是好奇心滿足後的瞭然。
他們會就此記住嗎?此後，饒家駒這個名字會不會在他的故鄉留下一點印跡?尋訪團只能這樣期盼。
第二天，採訪桑特市市長。由於此前已經聯絡和說明過一番，桑特市政府檔案室已經找出了饒家駒的出生檔案，上面清晰地記錄了饒家駒的出生證明及家庭成員的信息。原來，饒家駒的整個家族都沒有留下後人，所以這個名字漸漸被遺忘。
饒家駒的出生記錄
期刊：塵封多年後的驚訝
陰天的巴黎，尋訪團來到塞佛爾圖書館。
這裏館藏有當時派往各地的神父們與教會的報告資料。其中，一份1937年的內部期刊上，載有饒家駒和南市難民區的詳細報道。
它在圖書館裏安安靜靜躺了80年。此前，從未有人翻閱過它，從未有人覺得它重要。它就和無數普通檔案一起，在時光中靜眠。
直到根據尋訪團提供的信息，圖書館館長雅克琳·迪歐女士提前找出了饒家駒的相關資料。這一看，她驚訝了。
檔案中，有一張饒家駒年輕時的照片。而書信裏，饒家駒詳細彙報了1937年11月建立上海南市難民區的始末，涉及難民區的各方面工作，甚至還有饒家駒自己拍攝的兩張關於難民區的照片。
年輕的饒家駒
這些材料彌足珍貴。圖書館的人感慨，在此之前，從未有人來這裏查閱饒家駒的資料，他們也全然不知，原來還有過這樣一位人物，做出過如此感人肺腑的事。
拍下這些珍貴的一手材料後，尋訪團暫時做不了更多了。一切只能等待回國後，由專業學者們花工夫一一翻譯，我們纔有可能知道更多上海南市難民區的事蹟。
另一個意外收穫是，檔案裏提到一句，饒家駒從中國回到法國之後，居住在巴黎格勒耐爾街42號的公寓裏。
在迪歐女士的幫助下，尋訪團隊找到了這棟老公寓。
公寓目前仍在使用，保存完好。公寓的門口，管理者德維爾對這幢房子的歷史如數家珍，講起來滔滔不絕。長期以來，它一直作爲宿舍在使用。然而當問到饒家駒這個人，德維爾搖搖頭，他也一無所知。
遺憾的是，文獻記載中只提到饒家駒曾在此居住，沒有詳細記錄住在哪一個房間。這個細節，恐怕只能消失在光陰裏。
紅十字會總部：
開啓戰時安全區的先例
深夜的日內瓦，街道冷冷清清。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對稱的U型房子，坐落在綠坡之上。
由於此前已經聯繫好一切事宜，第二天，尋訪團順利來到委員會總部的檔案館。
當時，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是怎麼發現饒家駒和他的南市難民區的?又怎麼想到把難民區的案例詳細寫進《日內瓦公約》中？
查閱檔案知道，這一切離不開一位叫路易·卡拉姆的人。 他是一名瑞士醫生，上世紀30年代在中國行醫，受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委派擔任駐華代表。
抗日戰爭爆發後，路易·卡拉姆一直非常關注中國的戰事。在上海，他多次參觀南市難民區，1937年和1938年，他把難民區的種種做法寫入報告，彙報給日內瓦總部，寫得十分詳細和具體。
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路易·卡拉姆如何與饒家駒認識?他是否也深受感動，所以纔會在報告裏反覆提及、宣傳上海南市難民區?答案，我們仍然不知，只能靜待學者的翻譯和整理。
1949年8月12日，在日內瓦第四公約《關於戰時保護平民的公約》裏，饒家駒的南市難民區案例被寫進其中。
丹尼爾·帕米爾耶裏
丹尼爾·帕米爾耶裏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圖書館與公共資料館歷史研究員，他對饒家駒給出了非常高的歷史評價，他說：
“據我所知，饒家駒安全區是被國際認可的第一個成功建立的國際安全區，它是一箇中立的保護區，它沒有先例 ，是一個戰時成功建立的，保護平民的管轄區。我認爲饒家駒開啓了一個保護區的新模式，這個模式現在仍被一些有衝突的地區所使用，如果人們想建立安全區的話，也會借鑑饒家駒安全區的經驗。”
弗朗索瓦·比尼翁，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大會委員，也是歷史學者，他認爲南市難民區對20世紀下半葉的戰時平民保護和戰爭中立區建設具有重大啓示。
在這個體現全世界人道主義精神光輝的房子裏，委員會的人一邊點着資料，一邊介紹說，《日內瓦公約》中的某某條，就是根據上海南市難民區的案例而來;某某條，又是受到上海南市難民區的啓發而來……
對於戰爭的歷史，再沒有什麼比拯救人的生命，更能觸動心扉。
我們不該遺忘。
墓地：遠在郊外，簡樸難找
最後一站柏林，是饒家駒的安息地。
1945年，從中國回到家鄉的饒家駒並沒有放下人道主義救助的事業。受聯合國難民署委派，他擔任巡視員，依然奔走在歐洲各國間，在炮火中、廢墟里，繼續從事難民救濟工作。他到過波蘭，之後又趕往戰敗後的德國。
發現饒家駒墓地的是當地撰寫地方誌的歷史學者克勞斯·佩格勒。2013年，國內有學者循着拉貝這條線索，無意中發現了關於饒家駒的隻字片語，這才找到克勞斯·佩格勒。
克勞斯·佩格勒說起了他所瞭解的饒家駒在柏林的最後歲月，以及饒家駒墓地的變遷。
饒家駒長期營養不良、過度操勞，身體越來越差。在柏林時，他因爲過於虛弱摔了一跤，此後被發現得了白血病。
1946年9月9日，饒家駒已經病危，躺在牀上，想要一杯香檳，邊上的人用湯勺餵了他幾口。此時，他已經非常虛弱。10日，饒家駒開始昏迷，於16時40分去世。
最初，饒家駒被安葬在弗瑙的法國國家公墓。1951年，法國國家公墓改建搬遷，墓地中安葬者的遺骨大多被遷回法國，也有一部分被轉葬至柏林市郊的聖湖柏林溼地公墓。而饒家駒的家族已經沒有後人，他的墓地留在了柏林。
那天天氣尚好，聖湖柏林溼地公墓裏空無一人。放眼望去，只有成片長得幾乎一模一樣的墓碑羣。
本以爲，找到饒家駒的墓碑大概需要一番時間。巧的是，來了一位戴着小紅帽的老太太，她上前主動詢問需要什麼幫助。尋訪團成員回答：“我們在找饒家駒的墓碑。您聽說過饒家駒嗎?”
本來不抱任何希望，哪想到老太太立即點頭，一臉興奮地說：“我知道這個人!我聽我丈夫提起過，走，我帶你們去他的墓地。”
原來，還是有人記得他。
儘管老太太已經不知道丈夫爲何記得，說不出更多內容，但是她記得墓地的位置，拐兩個彎，就在公墓的法國墓區裏。
尋訪團在饒家駒簡樸的墓碑前，獻上鮮花和糖果。首先映入眼簾的是2013年，中、德、法三國人士爲饒家駒建的紀念碑，幾年過去，下面長了一層綠綠的青苔。石碑上文化學者餘秋雨先生題寫的“仁者愛人”字跡依然清晰。
饒家駒就在此靜靜地長眠，在他幫助過的德國的墓地上，在一排排法國士兵的墓碑中，他的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座。
隨團的德語翻譯，是一名40多歲的中國人，他說：“我以前只知道拉貝，這次你們給了我墓地地址，我就去網上查了，才發現饒家駒原來這樣了不起，我們知道得太少。”
於是從饒家駒的墓地出來時，這位翻譯表示：“你們應該去拉貝的墓地看一看。”他比劃着，“與饒家駒的墓地非常不同”。
拉貝的墓地位於柏林市中心威廉皇帝紀念教堂墓地，2013年南京市政府出資在拉貝墓地原址上重修了紀念墓園，表達對拉貝的懷念。所以它的墓碑一望即知，四周當季的鮮花盛放，說明時常有人前來祭掃。
佩格勒感慨：大家都知道約翰·拉貝，把拉貝和辛德勒類比，無疑，他們都是偉大的人道主義人士。但從研究的角度說，饒家駒是先驅，他給了拉貝很多啓發，拉貝也向饒家駒寫信請教。
行程中，幾乎所有聽過饒家駒事蹟的人，都會重複這樣一句話：他的歷史價值完全不遜於拉貝，應該把這段歷史發掘出來，不能忘記。
【記者手記】
在歷史中消失的人
歐洲尋訪回來後，尋訪團裏的每個人幾乎都在嘆息一件事：饒家駒被遺忘了。彷彿歷史上從來沒有這個人。
一路走來，遇到的每個人幾乎事前都不知道他。家鄉不知道他;工作的組織不知道他;墓地冷冷清清，年輕人不知道他。
一路走來，翻閱過的每個檔案此前都幾乎從未有人翻過。所有書信、報告、照片、影像，一直靜靜躺了大半個世紀，期間沒有人動過它們，沒有人知道它們。
研究二戰的美國學者阮瑪霞，在史料中數度偶遇“饒家駒”這個名字，於是後來寫下《饒家駒安全區:戰時上海的難民》這本小書。2015年後，對饒家駒和他創建的南市難民區的研究，很少再有突破性的文獻來充實和繼續。
饒家駒，就像一粒在歷史夾縫中的塵埃，漸漸消散。我們忘記了他，家鄉也忘記了他。
汪珉說，此前所有歐洲之行的聯絡接洽，所有線索打撈，大部分的回覆都是“查無此人”。
而查爾斯原本是一名比利時工程師，業餘愛好研究上海的老房子，他與汪珉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偶遇。得知上海音像資料館在收集拍攝饒家駒的選題後，查爾斯熱心地說，你們要去我全程陪同，因爲“我想爲他做點事”。
即便現在，帶回來的一手文獻，也在等待研究和解封 。換句話說，饒家駒至今依然躺在資料裏，躺在歷史記憶的犄角旮旯裏。
而今天的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去銘記饒家駒和南市難民區?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大三學生孫琳玲、汪佩瑤和廣告系學生朱文穎，共同組成了一個項目：用兒童繪本描述上海的鄉土歷史，其中也包括戰爭的歷史。
從老師那裏得知饒家駒其人其事後，他們決定把饒家駒的故事畫成繪本。查閱史料，學生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細節：饒家駒總喜歡口袋裏放幾粒糖果，每到難民區，他用發糖果的辦法哄小孩。
於是，歷時6個月、修改8次，繪本《口袋裏的爺爺》製作完成。期間，他們查閱了當年上海城隍廟的門頭長什麼樣，查閱了上海當時的糖果什麼顏色，做了一系列嚴謹的推敲後，繪本方纔出爐。
如今，3名大學生已經帶着繪本多次向上海的小朋友們講讀。“口袋裏的爺爺”成爲這些小朋友掛在口頭的兒童故事。
在故事的末尾，天色漸漸暗了，主人公上海老奶奶從口袋裏掏出了手帕，擦了擦眼淚，準備回家。
“咦?誰在我的口袋裏放了兩顆糖?”
“是你嗎，饒爺爺?原來你一直在我的口袋裏啊。”
“那你一定知道，我很想念你。”
是的，我們都很想你。
【以下爲2015年《解放週一》刊載饒家駒安全區故事的節選】
1913年，一名法國神父來到上海。從黃浦江遠望時，他大概未曾料到，24年後，這裏有30萬人的命運與自己牢牢維繫在一起。
他叫饒家駒。
1937年8月13日，是上海永遠不會忘記的日子。
這一天，滿目瘡痍的城市，浸滿死亡與恐怖。侵略的日軍在焦土中繼續燒殺掠搶。成千上萬人流離失所，淪爲難民。
無數難民集聚在南市。他們擠在民國路(今人民路)上，眼巴巴地望着法租界的大門，缺衣少食，處境悲慘。
救濟組主任饒家駒想出了一個主意——
“就商於中日軍事當局，將方浜路以北一帶，劃爲安全區，爲難民避難所”，這便是1937年11月9日成立的南市難民區，亦稱饒家駒區。
斡旋於每一方的顧慮和利益，最初的談判無比艱難。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要贊同、中方要贊同、日方也要贊同，交戰雙方都簽署書面協議，安全區方名正言順。
這件“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居然讓饒家駒憑藉高超的交際技巧辦成功了。這得益於饒家駒一貫積累的人脈和聲譽。
而後來在南京試圖建立安全區的拉貝，由於沒能獲得日方認可，在其壓力下，南京安全區不到半年便被迫關閉。
書面協議的好處馬上體現出來。11月11日，日軍佔領南市大半，沿街縱火，連燒數日，但南市安全區沒有被波及。
難民區被劃成9個分區。各區長之下，分設總務、文書、訓導、設計、給養、庶務、衛生、消潔、登記、調査、醫務等職，工作人員均由中國人擔任。總辦事處下設難民組、居民組、警衛組、衛生組、給養組等。財政預算分4塊：食物、衣服、醫院和其他。
這哪是“小小的難民區”，這幾乎就是一個完善的管理體系。
南市難民區能被寫入《日內瓦公約》，其獨特的範例價值正在於此。因爲它不僅孕育而生，而且還創造了一套戰時難民管理體制，這套制度至今都在世界範圍產生影響。
一張5分的票，換取6盎司大米。這是每個難民一天的份額。根據資料記載，安全區內共開辦了24個糧食分發中心和24個集體食堂。
每天，寺廟院子裏隊伍蜿蜒長達百米。分發者坐在桌子邊，票券被一一蓋章和打孔。大米從一堆麻袋中被舀出，倒入難民的袋子裏。
最令委員會緊張的是醫療衛生。安全區內一旦暴發傳染病，後果難以預計。這個工作太繁重，任何一個組織都無法單獨處理，於是責任被分攤給各善團。生病的難民實在太多，就連路邊被遺棄的嬰兒，時常都染上性病。
1937年11月16日，城隍廟內設立了第一家臨時醫院，門診部每天處理300多個病例，但是與難民人數相比，仍然不成比例。
第二天，南市流通圖書館內成立了臨時產婦醫院。後來又陸續增開了災童醫院。這些免費義診都需要一大筆開銷。
每天，總有一輛黃包車，迎着晨光，從呂班路、老北門、新開河，出法租界鐵門，一路行駛進入南市難民區。車上坐的正是饒家駒。
南市，像是一個由狹窄街道組成的迷宮。當兩輛黃包車彼此駛過，都要小心翼翼。街道因鋪有尖利的石頭而崎嶇不平。難民們涌入這裏後，迅速佔據所有空房，填滿每一個角落。
饒家駒事必躬親，他每天必到難民區，因爲管理再妥善，也總有疏漏。
第七區區長任希彭虛報難民數額，剋扣難民口糧。事發後，從他家中搜出賑米若干、賑衣百套、綢布棉被百餘條，他受到了嚴厲處罰。
1939年4月，難民區委託恆達洋行採購糙米1000包，其中數百包攙入稗子、砂石。
難民區內還會發生吸毒、賭博、酗酒、鬥毆等違規事件。刑事法庭因此而設立。
可以說，是上海的民衆和國際友人共同支撐着難民區。它靠救濟竟然維繫了30萬人口生活了近三年，不少研究學者都感嘆“實在了不起”。
法文版《饒家駒的故事》小冊子裏面，有這樣一句話：“令人敬佩的上海，這座以其無法估量的慈善捐助的城市，它是如此之慷慨，這似乎是不能再期望更多的了。”
文章來源：上觀網
文章原名：上海不該遺忘!千里尋訪饒家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