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根結底，教育要負很大的責任，因爲它忽略了教育一般國民做人做士的根本使命。“教育不知做人造士爲何物，因而應該懺悔。”
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江蘇寶山人。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赴美留學，後長期擔任清華大學校務領導，研究社會學、優生學、性心理學、民族史等，卓有成就。
1951年10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休息時，毛澤東主席從主席臺上下來，與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潘光旦交談。
研究者這樣解讀這張照片：潘光旦上大學時因體育事故，斷了一條腿，行走不便。大概是休息時毛澤東見其他人均離席走動，惟潘光旦端坐未起，故特加顧問。毛澤東與別人在一起的照片，大都位置顯要，很“露”臉，而這一張，卻是個背影，且站在一旁。潘光旦委員情緒飽滿，談鋒正健，案几上摞着文件，左手中的菸斗似乎還有餘熱。建國伊始，知識分子心情舒暢、欲展抱負的情態躍然其間。同時，我們從領袖謙恭的背影裏，也不難看出國家愛惜人才、重用人才的殷殷之情。然而，就在六年以後，知識分子即厄運臨頭，被打入了“另冊”，及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革出了個“知識越多越反動”。潘光旦也未能倖免，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7年含恨辭世。這些遭際，是照片上的那個潘光旦所萬萬不會想到的。
收錄這張老照片，編者尚需補白一句：“潘光旦或許不爲人熟知，在此聊補一筆。潘光旦，社會學家，是梁啓超的學生、費孝通的老師。”
今年費孝通辭世，有人敏銳地指出：“中國社會文化變遷失去了一位最爲敏銳的見證人。”在中國社會學史上，費孝通屬於第二代學者。儘管在實際的學術活動上，他經常跟上一輩人在一起，但他總是清楚地意識到在爲人、爲學上兩代人的差異。他所感受到的“代”的差異不僅侷限在社會學界，而是更廣泛地存在於前後兩代知識分子之間。
費孝通晚年寫了一系列師友回憶文章，不斷地試圖詮釋上一代學者的做人原則與學術探索精神。他曾談到自己與潘光旦在做人上的差異：“我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裏做個好人，在做人的問題上要個面子。現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經是個問題了。我這一代人還是要這個面子，所以很在意別人怎麼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們深一層，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麼看待自己。這一點很難做到。這個問題很深，我的力量不夠，講不清楚，只是還可以體會得到。我這一代人還可以體會到有這個問題存在。”
言下之意，甚爲悲涼———下一代人還可以體會到嗎?
“恐怕很難體會到了。”一位長期研究教育的學者對記者感嘆，“別的因素先不論，我們的教育一直以來就缺失這一環。”
他說，現在的教育界，瞭解潘光旦教育思想的人不多，但實際上，研究中國現代教育，潘光旦本是位繞不過去的人物。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潘光旦痛陳教育的誤區：在這個“大時代”裏，有的是“研究教育”、“專門教育”、“技術教育”、“職業教育”、“國民教育”……而名爲教育，實則就理、工、醫、農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訓練;就文、法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宣傳……如此下去，豈復有“自由教育”可言!
潘光旦曾寫過一篇《國難與教育的懺悔》，認爲近代以來所謂新教育，有許多對不起青年與國家的地方，總括起來說就是，教育沒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個“人”、做一個“士”。中國教育沒能跳出三個範圍：一是平民教育或義務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過是識幾個字，教大衆會看簡單的宣傳文字;二是職業教育或技能教育，目的顯而易見只是教人學些吃飯本領;三是所謂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過是培養一些專家或者文官。這三種教育和做人之道都“離得很遠”。
他主張教育應當培養出“士”的情志，平時牢守“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危難中體現“見危授命”、“士可殺不可辱”的志節。
他說，國難的形成自有其內因外緣，若就內因來說，與當時的國民素質有很重要的關係，而歸根結底，教育要負很大的責任，因爲它忽略了教育一般國民做人做士的根本使命。“教育不知做人造士爲何物，因而應該懺悔。”
“讀讀潘光旦吧，何其相似啊。”說罷，那位學者默然良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