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得意者眼中的黃金時代，卻也是他們，毀滅的深淵。下面小編帶大家去看看中國黑幫衰敗前後。
1931年6月10日，上海。
作爲上海灘黑幫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此刻正享受着生命中的高光時刻。這一天，他費時一年多營建的杜氏家祠正式舉行入祠典禮，幾萬人的儀仗隊，浩浩蕩蕩、延綿達數公里之長，紛紛來給這位上海灘的黑幫大佬祝賀捧場。
從國民政府的軍政要人蔣介石、張學良、何應欽、孔祥熙，到國民政府兩任前總統徐世昌、曹錕，到大軍閥段祺瑞、吳佩孚，乃至國學大師章太炎，著名書法家、國民黨元老於右任，法國駐滬領事館領事甘格林，甚至日本駐滬日軍司令阪西利太郎，當時的黑白兩道，無論中外，都紛紛託人送來厚禮，來給這位江湖大佬捧場子。
▲1931年，杜氏家祠落成慶典的合影之一。
在這場祝賀賓客及事務人員高達幾萬人的入祠典禮中，杜月笙連續擺了幾天的盛宴招待各路賓客，而其他伙食酒水的準備，更是前後達一個月之久，可見人員盛況。
1931，這是一個，中國黑社會的巔峯鼎盛時代。
但對於這種繁華盛世，當時，作爲上海灘三大亨之一、仍未叛國投敵的張嘯林，卻有着清醒的認識，早在1927年大革命時代結束後，張嘯林就有了某種早熟般的預感：
“我敢保險，不出三年，黃浦灘要變成一個新世界，賭與土(賭博、鴉片)，恐怕要給他們連根剷除。”
儘管正享受着自己的輝煌時刻，但張嘯林和杜月笙暗地裏都有一種憂慮：民國的亂世中，某種他們無法左右的力量，正在裹挾着他們，走向毀滅。
早在1927年協助蔣介石血腥“清共”之後，杜月笙從心裏，就覺得某種隱隱的不安，爲此，他從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做了兩手準備：
爲了應對現代化的浪潮，經濟上，他把自己正是巔峯時期的黃賭毒事業，開始部分轉型去做正當的營生，開始從全力經營黃賭毒，轉向兼顧投資金融、船運、棉紗、麪粉、瓷器等現代工商業。
▲上海灘黑幫三大亨：左起：杜月笙、張嘯林、黃金榮。
政治上，面對“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國民黨、共產黨，以及各路軍閥和日本人、各個列強勢力交織的民國亂世，杜月笙也開始了分散“投資”：對於自己昔日血腥清洗的“共匪”，他也進行了巧妙“贊助”：
對於共產黨員楊度，他機智地予以保護;在杜月笙的默許下，楊度的寓所，甚至一度成爲中共的祕密接頭點;杜月笙還與中共的特工領導人潘漢年進行合作，掩護過周恩來的堂弟周恩霪，並收中共黨員、電影明星金山爲關門徒弟。
抗戰時期，支持抗戰的杜月笙又以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的名義，組織向八路軍無償援助1000個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並且要求在上海的全權代表姚惠泉，爲中共募集教育文化經費;杜月笙並且公開表態：決不使部下妨礙中國共產黨的救國活動。
在這場民國的亂世中，黑幫、黑社會，是一股各種政治勢力都積極拉攏、不敢輕視的實力派：國民黨利用它管理亂世，共產黨對它積極“統戰”，日本人軟硬兼施，但作爲黑幫，杜月笙，對於自己的時代定位，顯然有着某種清醒的認識，因爲他的黑幫前輩們，在革命時代中的遭遇，已經開始讓它心生畏懼。
早在辛亥革命時期，各種夾雜着黑幫色彩的會黨和幫派，就是辛亥革命時期的重要主力軍，孫中山本人，更是在1904年在美國加入了洪門致公堂，並開山堂“大陸山”，奠定了他本人在洪門中的大哥地位;而1905年成立的同盟會，從本質來說，其實也屬於洪門屬下的一個分舵;可以說，在辛亥革命時期，會黨和幫派，無論是出錢還是出人，對革命都是有過大功勞的。
但在1912年民國成立後，當加拿大維多利亞致公堂在第一時間致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提出要回國參政的時候，對此，孫中山非常尷尬，並予以了拒絕。
革命與會黨扯到一起，需要的時候固然是好，但眼下革命勝利了，說出來，實在不雅。
當時，國內各地的革命黨也心有慼慼焉，於是，在各地革命黨的默許下，革命黨人開始對各路會黨進行大規模鎮壓：先是湖南都督、湖南洪門領袖焦達峯被殺;接着哥老會成員、四川都督尹昌衡也叛變，並對四川全省的會黨進行鎮壓;在廣東，參加過多次革命的洪門領袖許雪秋、黃明堂、關仁甫也紛紛被解職或鎮壓。
▲被歷史有意無意模糊的是，孫中山也是洪門的大哥級人物。
在江西，革命軍政府發佈了《解散洪門、三點、哥老會之公告》;在雲南，蔡鍔的“懲治律”規定：“凡羣衆合立公口，開山堂，歃血定盟，結拜兄弟，圖謀不軌者，從左之區別處斷：首魁處死刑”。
難登大雅之堂的會黨成員們尷尬地發現，辛亥革命後，不僅是革命黨，就連民間的輿論，也都對他們嗤之以鼻，他們儼然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逃亡日本，準備組建中華革命黨，並且再次動員洪門人士加入，此外，孫中山再次致信美洲的洪門，準備進行第三次革命募款，對此，感覺被孫中山等革命黨欺騙了的洪門人士回信說：
“先生衰時則倚庇於洪門，盛時則鄙屑洪門，避之若浼。今盛而復衰，又欲與洪門親密。先生休矣。”
儘管會黨複雜多變，但仍然是一種，需要“統戰”和可利用的“革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