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會和黑社會的存在和發展，是歷代當權者所面對的一個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清王朝無法解決幫會問題，民國政府也解決不了黑社會問題。新中國成立後，同樣也面臨着如何解決幫會和黑社會這個社會性難題。
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政府是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認爲幫會和黑社會的一般成員，原本也是下層社會的窮苦人民，由於他們的基本利益和生存權利的不得保障，才被迫鋌而走險，走上和主流社會相悖離或對立的道路;即使是上海黑社會的青幫三大亨，也都是窮苦出身。因此，要解決幫會和黑社會問題，必須從解決底層社會勞動人民的生存問題入手。新中國成立初期，建立了工會、農會等勞動者的組織，幫助廣大窮苦百姓解決就業和生活問題。幫會以往那種互助和抗暴的功能已經失去了作用，幫會的組織也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因此人民政府便命令幫會和黑社會自行解散，對於有罪惡的幫會頭子則予以懲處;對於一般幫會成員，則幫助他們解決生計問題，使之重新回到勞動人民當中。一般的幫會和黑社會的頭子失去了羣衆基礎，成了光桿司令，也就無法同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相抗衡，只好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成爲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至於上海青幫三大亨，由於各自的原因，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結局。
一 黃金榮：悔過卻難自新
1949年4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佔領南京，結束了國民黨政權，陳毅率領的第三野戰軍準備進駐上海。4月27日，杜月笙、王曉籟、金廷蓀等人已經前往香港，黃金榮究竟何去何從?他面臨着十分矛盾的心情。他明白他對於共產黨人來說，無疑是個有罪的人：他在四一二事變當中，曾積極參加反革命活動，屠殺了不少共產黨人;後來自己又爲法國租界當局服務了多年，是外國帝國主義的走狗;在充當青幫頭子的幾十年當中，幹了大量欺壓百姓和危害社會的事，成爲上海黑社會的龍頭老大。因此擔心如果留在上海，共產黨肯定饒不了自己。當時很多人勸他前往香港，但他擔心身體吃不消，他說：“我的年紀已經80多歲了，死在香港倒不要緊，只怕路上生了急病，豈不要死在半途!”又對心腹說：“楊虎講，共產黨的領袖知道我，可以既往不咎，並且寫了條子，由楊虎轉交給我，我可以在解放後交給上海的負責人，不會捉我。”這樣，黃金榮最後還是下決心留在上海。
不過，他還是做了兩手準備：一方面決定不參加國民黨撤離前的大搜捕、大屠殺，掩護一些地下黨員，支持他們接管上海，並且讓門生蒐集幫會頭目的情報，將一份400名幫會頭目的名單交給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以便對其進行控制，防止他們進行搗亂;又讓管家黃振世將他知道的國民黨財產加以登記，請楊虎轉交給地下黨;他還告誡弟子不要參與國民黨逃離前的破壞活動。另一方面他則讓兒媳李志清把他所有的金銀、外匯等財寶帶往香港。儘管黃金榮自稱他對李志清攜帶錢財前往香港一事並不知情，但從後來的許多事表明，這乃是黃金榮的另外一手準備。李志清在香港不僅匯錢給他，而且還按照他的指示，在香港、澳門購買了房產，甚至還拍了照片，在照片後面寫好姓名、年齡、籍貫和住址，並讓李志清在香港爲他申請了去臺灣的入境證。
上海解放初期，黃金榮照常經營他的產業，如大世界、黃金大戲院、榮金大戲院等，每月都有一筆不菲的收入。黃金大戲院出租給華東文化部下屬的大衆劇團，每月收入約數百萬元(舊幣)。黃金榮還有幾處房產，也都由門徒承包，對外出租，租金數目可觀。黃金榮在生活上也沒有太大的變化，鴉片照抽，澡堂照泡。解放初期人民政府之所以沒有對他加以懲處，是因爲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中央領導人就已經對幫會組織有過明確方針，即只要他們不出來搗亂，不干擾上海解放後的社會治安，老實接受改造，就不動他們。特別是對於黃金榮、杜月笙這樣的幫會頭面人物，採取“觀察一個時期再說”的方針，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亂”。上海市長陳毅和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長潘漢年，認爲黃沒有逃走，沒有破壞，說明他至少對中共不抱敵意。他現在不問外事，就不必把他當做專政對象，只要他表示態度就行。所以，解放初期一直沒有動黃金榮。1951年年初，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後，黃金榮的日子開始難過起來。一封封控訴信、檢舉信，遞向上海市政府和公安機關，懇請政府對黃金榮加以處理。在人民羣衆的強烈要求下，人民政府開始着手處理黃金榮的問題。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華、梅達君、方行三爲代表，出面召見黃金榮，向他說明既往政策不變，但希望他能寫“悔過書”公開登報，老實認罪。黃金榮讓龔天健執筆，寫了一份自白書，1951年5月20日發表在上海《文匯報》上，全文如下：
我小時候，在私塾讀書，十七歲到城隍廟姊夫開的裱畫店裏學生意，二十歲滿師，在南門城內一家裱畫店做生意，五年後考進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聽。那時候，覺得做裱畫司務沒出息，做包打聽有出息。現在想來，做包打聽，成爲我罪惡生活的開始。
我被派到大自鳴鐘巡捕房做事，那年我二十六歲，後升探長，到五十歲時升督察長，六十歲退休，這長長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執行法帝國主義的命令，成爲法帝國主義的工具，來統治壓迫人民。譬如說賣煙土，開設賭檯，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設法阻止，反而從中取利，實在真不應該。
蔣介石是虞洽卿介紹給我認識的。國民黨北伐軍到了上海。有一天，張嘯林來看我，他們發起組織共進會，因爲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長，叫我參加，我也就參加了。就此犯了一樁歷史上的大罪惡，說起來，真有無限的悔恨!後來法租界巡捕房的頭腦費沃利，命令禁止共進會在法租界活動，一方面張嘯林要借共進會名義，發展他們的幫會勢力，所以對我不滿意，我因爲職務上的關係，就和他們鬧意見，從此與張嘯林避不見面，不久，我就辭去法巡捕房職務，退休在漕河涇了。我在法巡捕房許多年，當然有些勢力，有許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很多門徒，門徒又收門徒，人多品雜，就發生了在社會上橫行霸道，欺壓善良的行爲。
我年紀大了，照顧不到，但無論如何，我是應該負放縱之責的，因而對於人民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後，我看到共產黨樣樣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爲人民的政府。幾十年來，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國民黨反動派盤踞下的上海，整個變了樣子。政府里根絕了貪污，社會上也沒有敲竹槓仗勢欺人的事情。我今年八十四歲，已經二十多年不問世事了。但經過了這個翻天覆地的變化，看了偉大的人民力量，再檢討自己六十歲以前的一切行爲，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對於人民政府對我的寬大，表示深切的慚愧和感謝，一方面我願向人民坦白悔過，懇切檢討我的歷史錯誤，請求允許我立功贖罪。
我堅決擁護人民政府和共產黨，對於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實遵行。現在，正是嚴厲鎮壓反革命的時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門徒，或和我有關係的人，過去曾經參加反革命活動或做過壞事的，都應當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認自己的錯誤，請求政府和人民饒恕;凡是我的門徒或和我有關係的人，發現你們親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檢舉，切勿徇情。從今以後，我們應當站在人民政府一邊，也就是站在人民一邊，洗清各人自己歷史上的污點，重新做人，各務正業，從事生產，不要再過以前遊手好閒，拉臺子，吃講茶乃至魚肉人民的罪惡生活，這樣，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給我們寬大，否則我們自絕於人民，與人民爲敵，那受到最嚴厲的懲罰，是應該的了。
現在，幸蒙共產黨的寬大爲懷，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機會，在毛主席旗幟下，學習革命思想，徹底剷除帝國主義的封建思想意識，誓再不被反動派利用，決心學習自我批評及自我檢討，從今以後，願爲人民服務的人民。
最後，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爲年紀大了(今年八十四歲)，有許多事，已經記憶不清，話也許說得不適當，但是我的懊悔慚愧與感激的心，是真誠的!是絕不虛僞的。
黃金榮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黃金榮在生活上也必須有所改變，不能再繼續抽鴉片，而且政府派人告訴他，應該參加勞動。考慮到他已經80多歲，在身體條件允許的條件下，早晨可以到“大世界”門口去掃馬路。黃金榮對於在自己昔日獨霸的“大世界”門前掃馬路，自然極其不滿，但也無可奈何。當他拿着掃帚出現在大世界門口時，衆多記者爲他拍了照片，這張照片刊登在上海主要報紙上後，很快傳遍了全國乃至全世界!
黃金榮由於心情恐慌，不久即病倒了，最初整天坐在太師椅上，後來只能躺在牀上。1953年6月9日下午，黃金榮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一步，終年86歲。
二 杜月笙：淒涼客死香港
1945年8月15日，日寇無條件投降，9月3日，57歲的杜月笙返回闊別八年之久的上海。事先，他得知上海方面已經爲他準備了盛大的歡迎會，不少人準備到車站迎接他，使他頗感躊躇滿志。他覺得自己在抗戰中不但沒有像上海另一大亨張嘯林那樣落水當漢奸，還積極參加了各種抗日救國運動。他和黃炎培等籌組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爲抗日活動募捐了不少錢款;組織了抗日民間武裝“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多次配合正規軍作戰;他還部署門徒協助軍統刺殺了上海市僞市長、大漢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幾十年的把兄弟、投敵的張嘯林。又有昔日長期反共擁蔣的累累功勞，如今抗戰勝利，加上孔祥熙對他的積極支持，杜月笙設想蔣介石理應把上海市長給他，他留在上海的門徒也大肆宣傳他即將被任命爲抗戰勝利後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長。
可是，蔣介石這時已經不願讓杜月笙這個黑社會老大繼續插手上海的事情，因此在杜月笙到達上海之前就宣佈錢大鈞爲上海市市長，此舉令他倍感失望!更令他難堪的是，杜月笙到達上海時，不僅沒有熱烈的歡迎場面，而且沒有一名政要前來迎接。在上海北站還上出現了大字標語：“打倒社會惡勢力!”“杜月笙是惡勢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驚惶之下，杜月笙臨時決定改在上海南站下車。下車時杜月笙得知，這一切竟是他的門生吳紹澍所主使。吳紹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軍事特派員、上海市副市長兼社會局局長、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等六職的接收大員。吳紹澍因爲得知蔣介石“對幫會的長遠政策是消滅”的內部精神，便急於擺脫同杜月笙的瓜葛。而杜月笙卻仍然期待着吳紹澍能夠前來拜見他這位昔日的恩師，但始終不見人影。後來吳紹澍終於上門，杜月笙大喜，抱病熱情接待，不料吳紹澍卻態度倨傲，丟下幾句官話即揚長而去。杜月笙只好強壓怒氣，他很清楚，如今已經是“虎落平陽”。接下來的打擊是他的門徒謝葆生因漢奸罪被槍斃;杜月笙本人也被宣鐵吾變相扣押了8小時，被迫出錢才獲釋。他悲哀地發現，他如今已經輝煌不再!他知道抗戰勝利後，外國租界已經消失，昔日他在租界的特殊地位已經不復存在。而國民黨當局如今可以直接利用軍、警、特務來控制上海，無須黑社會的幫助，他已經失去了利用價值。
然而，畢竟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杜月笙在不斷的被動挨打之後，逐漸緩過勁來。他一面韜光養晦以適應新局面，一面努力重建昔日的輝煌。
首先，他通過在國民黨上層的密友戴笠收拾了吳紹澍。戴笠抓住吳紹澍私放汪僞上海稅統局局長邵式軍而謀取錢財的鐵證，以“縱放鉅奸、吞沒逆產”的罪名呈報蔣介石。吳紹澍聞訊後多次求見戴笠，戴笠則對他置之不理，經過多次哀求，戴笠才接見他，當他請求戴笠免予追究時，戴笠怒斥說：“像你這種人，我爲什麼不辦?”最後他請求戴笠對他法外施仁，准許他到重慶親自打點，也被戴笠嚴詞拒絕，並吩咐手下人：“通知各航空公司，不許賣票子給吳紹澍!”不久嚴辦的電令下達，先是免去吳紹澍的上海市副市長職務，接着又罷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會局局長一職，改由接近杜月笙的吳開先繼任。這使杜月笙失去的顏面得以挽回，並出了一口惡氣。所以，1946年當他得知戴笠的死訊時，他如喪考妣，一時呆若木雞，定定地坐着不動，不哭、不說話。家人大聲喊他，他才如夢方醒，放聲大哭，熱淚滂沱，這是他平生最傷心悲痛的一次號啕!哭過之後便繼之急喘和劇烈的咳嗽，但見他青筋直暴，淚與汗俱，臉孔漲得絳紫，不停地急喘與劇咳折磨得他死去活來!
其次，借60歲生日大搞“花甲之慶”來炫耀他在上海的權勢，其門徒特意組織了“慶祝杜公壽誕籌備委員會”，延請上海一些有權勢者擔任籌備委員。在泰興路的麗都花園舞廳舉行隆重的祝壽儀式，大廳正中懸掛着蔣介石送的壽匾“嘉樂延年”，兩邊是國民政府中央各部院首要人物及各界名流送的壽聯、壽幛。第一個前來祝壽的便是蔣介石的代表、國民政府文官長吳鼎昌，隨之而來的有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夫婦、上海市市長吳國楨以及專程從南京趕來的國民政府要員吳鐵城、王寵惠、宋子文、莫德惠、孫科、白崇禧的代表，共有達官顯貴5600多人。除了宴會之外，還連唱了十天堂會，從而顯示了落日的餘暉。
然而好景不長，倒黴的事情接踵而至。先是跟隨他多年的管家萬墨林被捕。1947年法幣貶值，物價飛漲，萬墨林利用經營的米店，囤積居奇，大發橫財，被稱爲“米蛀蟲”，國民黨當局下令將他逮捕。1948年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又以“連續在其非法交易所買進賣出，進行投機倒把”罪，把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抓了起來。雖然杜維屏不久就被釋放了，但這件事仍然對杜月笙是一次沉重打擊，感到他捧了蔣介石多年，最後竟然把他的兒子抓了起來!於是閉門謝客，並離開上海前往香港“養痾”。
其實，他此行既是爲了以此表示對蔣介石的不滿，也是爲了及早安排自己日後的出路。他在香港時，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潘漢年和夏衍曾看望過杜月笙，並向他講明中共對他的希望。杜月笙也向潘、夏保證自己一定“安分守己”!杜月笙在香港的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警覺，擔心他投向共產黨，於是派人促其早日返回上海，杜月笙便於1949年3月23日回到上海。當人民解放軍兵臨江南時，杜月笙又與黃炎培、錢新之、章士釗、盛丕華、沙千里、史良、張瀾等民主人士頻繁接觸，商討時局與個人前途。中共中央領導也明確表示“對杜月笙的方針，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亂”，保護上海的工廠、船隻和飛機“不受損失，不使南遷，等待人民解放軍前往接收”。並表示“杜如果能這樣做，不僅中共可以與之合作，上海人民亦將寬恕他的既往!”杜月笙雖然曾經一度考慮過留在上海，但沉重的歷史包袱使他難以完全相信共產黨能不究前嫌。同時，1949年4月10日，蔣介石召見杜月笙，要求他適當的時機到臺灣去。吳開先也告誡他：“杜先生，你不要忘記民國十六年清黨的時候你那一幕，你殺過什麼人，共產黨清楚得很。杜先生，你也曉得‘血債血還'是共產黨一直在喊的口號!”在這種情況下，杜月笙既不敢留在上海，也不願前往臺灣，而是決定脫離政治旋渦，以臺灣天氣熱又潮溼、不適宜他的氣喘病爲由，選擇留在香港。1949年5月1日，人民解放軍的40萬大軍已經兵臨上海城下，杜月笙帶領全家離開上海，擁上一艘荷蘭渣華公司的客輪“寶樹雲”號前往香港。
杜月笙一家在香港的日子並不好過，在堅尼地18號的住宅，“不但不很理想，而且不成格局，廳不像廳，房不像房，真正派上用場的簡直數不出幾間”。而且既無庭園，又缺圍牆，外面人朝裏看，可謂一目瞭然。正房只有3間，其餘小房都是將就把走廊空隙隔出來的。杜月笙此時由於精神體力的關係，心情蕭索，早已失去創辦實業、養家餬口、做其他打算的雄心。一大家人的生活所需及他自己每月兩萬以上港幣的醫藥費，使經濟上更加拮据。光堅尼地一處每月的開銷，至少需要6萬港幣，有時姚玉蘭只得自己掏腰包補貼。杜月笙離開上海時，一共擁有兩筆錢，一是爲子女準備的教育經費10萬美元，已經交給宋子良在美國代營生意;另一筆是出賣杜美路那座豪宅，賣給美國領事館獲得45萬美元，在上海用去一部分，尚存30萬。杜月笙爲了避免坐吃山空，曾經朋友介紹，投資四川的蠶絲，結果由於“兩航”起義，蠶絲無法運出，又損失了10萬美元。杜月笙最後就靠剩下的錢，走完了人生最後的道路，於1951年8月16日病逝於香港，終年63歲。
三 張嘯林：暴斃軍統槍口
抗戰時期，張嘯林在日本人的卵翼下的生意越做越大，大發國難財，於是被軍統和杜月笙的弟子們鎖定，要將他除掉。1939年秋，他從莫干山回到上海後，發現杜月笙的一批弟子奉命懲奸除害，正在上海灘大開殺戒，他的漢奸搭檔已經被暗殺了好幾個，使他暗自着慌。尤其是張嘯林回滬不久，他的好朋友、僞上海市財政局長周文瑞便在四馬路望平街被槍打成重傷，兩星期後僞“和平運動促進會委員長”李金標又被刺傷，據傳軍統的槍口已經對準了他。從此他便不再敢到公開場合露面，只是每天到大新公司五樓的俱樂部玩一玩。1939年1月15日，張嘯林應俞葉封的邀請，前往更新舞臺爲新豔秋捧場。臺上正唱得熱鬧，突然一陣機關槍響，全場秩序大亂，俞葉封已經倒臥於血泊之中。張嘯林恰好臨時有事，才躲過了一劫。經過了這一次有驚無險的刺殺事件，張嘯林更是閉門不出，連俱樂部也不敢去了。同時加強了警戒，僱用了二十幾名身懷絕技、槍法奇準的保鏢，公館前後門都有日本憲兵守衛，日夜巡邏。
1941年夏天，軍統關於剷除張嘯林的命令下達上海後，奉命執行暗殺張嘯林的杜門弟子第一次出動。雖然情報相當準確，就連張嘯林幾時幾分要坐汽車外出，經過哪些十字路口，在哪一分哪一秒，紅燈一亮，汽車非停不可，都計算得十分準確。可是，槍手卻偏偏早了半秒鐘，槍響後，司機猛踩油門，飛也似的闖過了路口，張嘯林又躲過了一劫。此後，張嘯林不僅不知悔改，反而更加堅定了當漢奸的決心。不久，軍統局又發來電報，督促他們迅速殺掉張嘯林。軍統上海站負責人陳默針對張嘯林所採取的一系列防範措施，覺得必須改變方法。於是用5萬塊銀元和曉以民族大義，爭取到張嘯林的貼身保鏢林懷部作內線，聽候指令執行任務。林懷部是山東大漢，槍法準確，能擊中拋在空中的銀元，又能在三五十步外射中撲克牌的紅心。張嘯林遭到幾次暗殺後，就希望能找到幾個身手和槍法都超羣的保鏢。在親信阿四的推薦下，林懷部連發三槍，槍槍從紅心穿過，就這樣成爲張嘯林的貼身保鏢。
1940年8月上旬，陳默約見林懷部，讓他在近日內下手，得手後軍統總部會將他安排在法租界巡捕房當捕辦。8月14日，張嘯林正和杭州錫箔局局長吳靜觀在華格臬路公館三層樓上商量事情，聽見樓下天井有人高聲爭吵，他探身窗口向下俯望，發現是保鏢林懷部正在同一名司機互相辱罵。張嘯林的脾氣一向毛焦火躁，見此情景大發雷霆，便把上半身伸到窗戶外，向樓下保鏢厲聲喝罵：“一天到晚吃飽了飯沒事幹，還要在我這裏吵吵鬧鬧，簡直是毫無體統!統統滾蛋!”“用不着趕，老子自己走!”林懷部伸手去腰間拔槍，大家都以爲林懷部真要交槍走人，不料他對着張嘯林一甩手，子彈正中張嘯林面門，張嘯林當場斃命。林懷部爲了確認張嘯林的死活，提着槍衝上樓，發現客人正在打電話給法租界巡捕房報警，於是也將他槍殺。林懷部確信張嘯林已死後，飛步下樓，準備逃離張宅。剛到樓梯口，被張的保鏢攔腰抱住，另外幾個保鏢跟着圍了上來。這時法租界巡捕也聞訊趕到，林懷部把槍一丟：“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從容就擒。法租界判處林懷部15年徒刑，抗戰勝利後林懷部被無罪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