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取得勝利後，劉鴻生被宋子文委任爲善後救濟總署的執行長兼上海分署署長。不久，劉鴻生便飛回上海，全力以赴履行職責，投入善後救濟工作。他對於美國的救濟抱着不切實際的幻想。以爲藉此可以挽救凋敝的民生，迅速恢復生產，使國內各項建設事業重新走上正軌。他把自己企業的恢復，也寄託在美軍的剩餘物資上，想趁機修復受損設施，添裝設備結果一切都落了空。
在工作中，劉鴻生不斷與美方代表發生分歧，在物資分配問題上衝突更大。美方對劉鴻生的公平分配方案極爲不滿，尤其反對把救濟物資特別是醫療器材和藥品公平地分配給八路軍和解放區。有時竟指責劉是在“支援敵人進行叛亂”。劉也寸步不讓，反問他：“聯合國憲章裏有哪一條不準把救濟物資分配給解放區老百姓?”兩人常常鬧得不歡而散。
使劉鴻生失望的是，所謂戰後剩餘物資，盡是些殘缺不全的陳舊器材，無法裝備近代工業，他想依靠這批器材更新和恢復自己的企業是辦不到的。與此同時，各種美國商品借救濟物資的名義，大量擁進中國市場，廉價傾銷，國產商品無力與之競爭。劉鴻生企業也由此受到較大損失，上海水泥廠因無法與美國進口水泥競爭，只好關門大吉，廠房也被人用來作爲堆存洋灰、洋粉洋貨毛織品等美國商品的倉庫。
當劉鴻生的企業在困境中苦苦掙扎的時候，又一個沉重的打擊降臨了。1948年秋，國民黨政府由於軍事失利，金融混亂，法幣貶值幾同廢紙，決定改革幣制，發行金園券，強迫工商界交出金銀、外匯，向銀行兌換金圓券。蔣經國以特派員身份前來上海，先找到劉鴻生，要他帶頭執行這一法令。
不久，小蔣見劉沒有反應，便威脅他，如再不交就按軍法處置。在高壓政策和小蔣的威脅下，劉鴻生爲了保命只好忍痛犧牲企業利益，交出了金餘800根、美鈔230萬元，還有銀元數千元，把這些統統換成了金圓券。同法幣一樣，金圓券也是天天貶值，到頭來變成廢紙一張。這種兌換給劉氏企業帶來巨大損失，也使劉鴻生認清了國民黨腐敗沒落的真面目，從此不再對其抱有幻想。
隨着全國解放戰爭形勢的發展，上海即將回到人民的手中。劉鴻生必須對他的最後歸宿做出抉擇了。他原本打算必要時把全家撤退到臺灣，併爲此做了一些準備，但國民黨從劉氏企業劫走大量黃金、美鈔的經過，又使他受到了現實的教育，覺得臺灣也不是好地方。對共產黨他始終存有戒心，儘管他在重慶時對毛、周相當欽佩和崇敬，但由於不瞭解共產黨，不信任共產黨，所以他也不想留在上海。之後他決定去香港。
到了香港之後，他每天早上都聽負責人的彙報，內容是關於抽逃外匯的措施。由於劉鴻生未去臺灣。國民黨特務開始監視他，戰局越緊，監視也就越嚴。
當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後，上海市社會局乾脆要劉鴻生下令把上海水泥廠、章華毛紡織廠和中華碼頭公司的8個倉庫立即破壞，破壞得越徹底越好。劉鴻生在劉念智的幫助下，儘可能數衍搪塞社會局，拒絕炸燬倉庫。上海臨解放前，負責監視劉鴻生的國民黨特務藉口蔣介石召他去廣州開緊急會議，強行把他綁架到廣州。
在廣州，他找到一個機會，避開特務的監視，逃到了香港。上海解放後，劉氏企業在人民政府的扶持下，生產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重又煥發生機。劉鴻生在香港得知這一情況很是高興，表示想要回來。不久，周恩來總理派人去香港，對滯留於此的工商業人士做細緻的說服教育工作，動員他們回來參加建設新中國。
劉鴻生很受感動，打消了一些不必要的顧慮，決意迴歸。1949年底，他在兒子陪同下，避開特務監視，乘船回到天津。他剛到就收到周總理的消息，讓他去北京一趟。在北京，周總理跟他講了我國工商業者的措施，希望他在上海工商界中起帶頭作用，和政府密切合作，共同渡過眼前的難關。這一席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進一步打消了疑慮。
回到上海後，陳毅市長也給他以很大的關懷。當時上海百廢待興，部外工廠不能立即復工，一些工人不能馬上就業，救濟失業成爲一項急迫任務。劉鴻生回來後，參加了失業工人的救濟工作。
隨着經濟形勢的好轉，劉氏企業普遍獲得了新生。華東煤礦經過公私合營，在生產設備和管理制度上得到了改善和改革，大大提高了煤炭產量，有力支援了國家經濟建設，上海水泥廠的廣大職工生產熱情極高，在短短的時間裏，用陳舊設備產出大量優質水混，而且產量比之前提升了很多;章華紡織廠生產的呢絨在國際市場上爭得了應有的地位，源源出口海外。
這一切都是劉鴻生沒有預料到的，使他進一步看到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纔是真誠愛護和幫助的，從而對共產黨心服口服，衷心擁護，並在具體行動上體現出來。抗美援朝運動中，劉鴻生帶頭捐獻飛機大炮，並對外稱：只要國家需要，能做的都會去做，在捐獻中做出最大的努力。1956年初，劉鴻生響應政府號召，較早地使自己價值200多元的企業全部實現了公私合營，完成了他的最後心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