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蕉，能篆刻，精書法，亦擅長畫蘭，能詩文。
沙孟海先生譽其爲：“三百年來能爲此者寥寥數人。”書法之餘，偶作蘭草，風姿綽約，清沖淡遠。蓋以精於書道，故能葉葉出草法，辦辦入楷意。觀其書畫，是知非才情學養俱佳者不可入其堂奧。惜罹難“文革”，流年不永，垂世之作較少。曾爲上海中國畫院籌委會委員兼祕書室副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會員，上海中國畫院畫師、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專職幹部。
1919年，白蕉12歲時，五四運動爆發，中國政局陷入混亂，所以在學生時代，他積極投入報國愛國的熱潮，曾擔任重山縣青年部長，並與進步同鄉創辦進步刊物《青年之聲》，宣傳愛國思想，同千百萬工農羣衆去迎接北伐軍。1923年，白蕉16歲時，告別故鄉，考入上海英語專修學校，通過同學蔣丹麟結識徐悲鴻，與徐悲鴻、周練霞、徐建奇，和戚石印夫婦一起加入蔣梅笙組織的詩社。稍後，白蕉又結識于右任，現存白蕉最早作品即1926年與于右任合作的書法長卷。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國內政局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愛國青年慘遭殺害，白蕉因此失學。後應鴻英圖書館董事長黃炎培之邀，到圖書館任《人文月刊》編輯，抗戰爆發，圖書館基金告罄，擬遣散館員，陳寶鴻建議推選白蕉爲館主任，白蕉做了大量工作，使圖書館賴以維持。在任圖書館主任期間，白蕉寫成《袁世凱與中華民國》一書，影射蔣介石不要重蹈袁世凱之覆轍，受到黃炎培、柳亞子、葉楚傖讚賞，此書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資料。內戰時，難民飢寒交迫、陳屍街頭，上層統治者卻花天酒地，白蕉憤然作《悲上海》詩，痛斥當局的腐敗。
1937年，抗戰爆發，白蕉避難上海，執教於上海光華大學附中，與高逸鴻、唐雲、張炎夫等組織“天風書畫社”，並以詩書與郭晴湖訂交。同時，積極參與徐悲鴻舉辦義賣畫展，爲難民募捐。1938年，日軍侵入金山咀，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當局熱衷於內戰，實行不抵抗政策，白蕉目睹家鄉生靈塗炭，悲憤交集，在作詩痛斥之餘，與摯友鄧散木一起舉辦“杯水書畫展”，爲抗戰募捐，並將書畫捐贈慈善機構，救濟難民。1940年，白蕉父親去世後，母親病重，白蕉回鄉探望，拒絕日本軍官邀請。1941年，白蕉34歲，與金學儀成婚，徐悲鴻贈送《雙青毛竹圖》中堂，白蕉作詩“代簡一首”寄徐悲鴻以表謝意。1948年秋，國內局勢大定，白蕉回鄉探望母親。僞縣長爲拉攏知名人士宴請鄉紳，親自邀請白蕉赴宴。白蕉堅辭不得，被強之以去。席間，僞縣長髮言中污衊共產黨，爲當局塗金，白蕉當場駁斥之，衆皆失色。事後白蕉被懷疑爲地下黨員，上了黑名單，因及早解放，未遭毒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白蕉夫婦積極參與居民委員會工作，支援人民軍隊。這年，白蕉與鄧散木合寫《鋼筆字範》，對於促進鋼筆在中國的推廣傳播起了巨大作用。土改時，白蕉特地回鄉動員姐弟將全部地契交給政府，並受縣委邀請作土改動員報告，宣傳黨的政策。柳亞子回
國後，曾邀白蕉陪同去蘇州無錫等地觀光視察。白蕉返滬，柳即給他寫信，並附一信給華東局領導，推薦白去華東局工作，白蕉不願借重柳氏重名，故此信並未寄出。後上海市委請沈子瑜、沈志遠出面，聘白蕉到上海市文化局工作。在填寫工資要求的欄目中，白蕉考慮到國家經濟困難，只要求八十個單位的生活費。任職期間，他爲上海圖書館的恢復、上海美術館、上海中國畫院的籌建、上海工藝美術研究室的創建、以及上海書法篆刻研究會的籌備做了大量工作，並參加了恢復黨的一大會址的籌備工作。1953年秋，白蕉赴京開會，和徐悲鴻相聚，邂逅南社重臣姚鵷雛，書《敬步鵷雛詩老原韻》，並在徐的陪同下看望了齊白石，齊老爲白蕉作《芭蕉圖》。白蕉在徐府逗留一週，臨行，徐送白蕉近作一卷，翌日，徐悲鴻突然逝世，白蕉作輓詩悼之，寄與在京友人艾青，囑其交治喪委員會。
1955年3月，白蕉爲黃賓虹送殯，留杭三日，同行有賴少其、江寒汀、賀天健、唐雲、林風眠、趙延年諸家。1956年2月29日，上海美術工作者三十三人專車去常熟虞山寫生，前後四日，5月上旬，與上海國畫作者孫雪泥、賀天健、錢瘦鐵、沈邁士、江寒汀、唐雲、吳青霞、俞子才、張守成及西畫雕塑家張充仁等二十三人去蘇州旅行寫生，日程爲天池、華山、靈巖、天平及諸園林名勝、洞庭東西山，則以雨阻，未果去，先後七日。
1957年9月16日，齊白石逝世，白蕉寫了“悼人民藝術家白石老人”，發在新民晚報“夜光杯”上，在讚揚白石老人的同時，文章分析了“有些畫家到了生活去，爲什麼沒有創作”的原因。這年反右鬥爭開始，白蕉被錯誤地劃成“右派”，受到降級、降職、降薪的處分，下放到畫院圖書館管理圖書，被剝奪了創作及政治權利。但是，白蕉對國家的前途和信心未變，曾於1959年5月上海解放十週年之際，作《行草自作詞“清平樂”二首》和《“山高慣伍”草書自作詩》歌頌祖國。10月份國慶十週年之際，又作《頌人民公社詩》，並作《節日夜遊》書贈翁史焵。
1961年，白蕉摘掉“右派”帽子。4月8日，“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成立，白蕉即下大力氣進行工作和創作。1962年，他與任政等一起，在由沈尹默先生創辦的上海市青年宮書法學習班執教，積極協助沈尹默、潘伯鷹先生作書法的普及、挽救工作，爲新中國的書法事業作出巨大貢獻。此時，白蕉的書法藝術水平達於顛峯，於1963年寫下《蘭題雜存長卷》(時間尚存疑)和行草手卷《雜書題寫蘭舊句》。
1965年春節期間，白蕉應安徽省博物館、合肥師大、省文聯邀請赴合肥講學，繼續爲普及、挽救書法事業努力。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久病初愈的白蕉被莫名其妙地批鬥、抄家，被冠以“摘帽右派”等許多莫須有的罪名。白力圖澄清，被定爲“翻案”，受到體罰、批鬥，關在陰暗潮溼的地下室寫交待材料，鏟油畫調色板，洗筆等，連請病假的權利也被剝奪，因此耽誤治療。後被“從嚴處理”，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每月只發給三十元生活費，並取消了他的公費醫療。
1969年2月3日，農曆十二月十七日凌晨，飽受折磨的白蕉含冤去世，終年六十一歲。白蕉在短暫的六十年間，經歷了北伐戰爭、十年內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反右鬥爭及文化大革命等歷史時期，可謂閱進人間冷暖。白蕉的一生，是學者、詩人、書畫家的一生，但也不乏憂患意識和愛國情懷。他一生服膺於晉人的人生觀念，超然物外，平淡沖和，但是，又不乏“刑天舞幹器，猛志固常在”的一面，在勤奮儉樸，甘於淡泊，默默地完善自我人格尊嚴的同時，在民族危亡的關頭，他也能挺身而出，以自己的文字和行動支持抗日，歌頌祖國，表現了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的崇高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