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家述，1909年生，湖南茶陵人。貧寒的家庭把希望寄託在幼年譚家述身上，一家人勒緊褲帶送他讀書， 12歲他考入高級小學，兩年後因無錢繳納學費，輟學跟隨父親種地。1924年，15歲的譚家述被父親送到茶陵縣城一家中藥店當學徒。在這裏，經一個叫羅青山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員介紹，譚家述於1926年7月加入了青年團。10月，根據組織的安排，他回到家鄉參加農民自衛隊，同擔任隊長的哥哥譚家旺並肩戰鬥，打土豪、捉劣紳。
1927年1月，中共茶陵縣委選派譚家述等5人前往武昌報考葉挺開辦的軍士教導隊，譚家述以優異的成績被錄取，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後公開叛變革命後，教導大隊開到江西九江，譚家述被編到葉挺指揮的24師72團團部通信班任副班長，部隊在九江集結後，同賀龍指揮的第20軍一同開赴南昌。
8月1日凌晨2時，三聲清晰的槍聲響徹夜空，在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的領導下，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爆發。譚家述參加了攻打松柏巷天主教堂的戰鬥。教堂的守軍緊閉大門，在鐘樓上架起機槍，封鎖了狹窄的巷道，攻擊部隊受阻。葉挺靠前指揮，譚家述同其他黨團員挺身而出，成爲“鐵軍”鋒利的鋼刀，勇往直前，突破了最後一道防線，盤踞在天主教堂內的守軍成了甕中之鱉，紛紛舉手投降。“鐵軍”又配合其他起義軍，經過4個多小時的激戰，將南昌守軍3000餘人全部殲滅，繳槍5000餘支，勝利的紅旗飄揚在南昌城上空。
起義軍撤出南昌南下，在廣東揭陽的戰鬥中，譚家述右腿負傷，他堅持不下火線，掩護戰友們轉移。到達潮汕地區後，上級把譚家述等四五百名傷員轉移到香港，但被港英警察抓捕，交由國民黨軍李濟深部押回到廣州。譚家述他們被強行編入李部。
1927年秋，李濟深率部北上攻打湖南軍閥唐生智，部隊開到韶關，譚家述趁着夜色逃走，忍着傷痛，在山林草叢中向北爬行。爲了不被發現，他把身上的軍衣扔掉，白天藏在樹叢中，夜晚光着背趕路。
譚家述離湖南老家越來越近了。一天，他趴在江邊喝水時，背後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嚇了一大跳。原來是他的一個親戚，對方把他拉到一個僻靜處，擔心地問：“你怎麼回來了?到處都是緝拿你的告示，不要命啦?!”
親戚告訴他，現在土豪地主又回來了，組織挨戶團霸佔了他家的田地，殺害他的妹妹和媳婦(未圓房的童養媳)，姐姐爲了不拖累家人，在牢中剪破喉嚨。地主譚壽德將其哥譚家旺投入土牢，被手持刀矛的窮苦兄弟救出，但最終還是落入魔掌，被挨戶團用甑子活活蒸死。陰險的譚壽德把譚家述父母關起來，不久又放出來，以誘捕譚家述。兩位老人爲不牽連兒子，離家四處流浪乞討，不知去向。
譚家述得知家裏這一連串不幸的噩耗後，心如刀絞。他明白靠一己之力是鬥不過地主老財的，必須找到組織。這時路人傳言，毛澤東領導的井岡山工農革命軍攻佔了茶陵縣城。譚家述彷彿在黑夜裏看見了一盞明燈，星夜趕往茶陵縣城。
從井岡山下來的播火者
1927年12月，井岡山工農革命軍三次攻打茶陵縣城，建立黨組織和第一個縣蘇維埃政權，發動羣衆，打土豪、分浮財。譚家述到茶陵後，見到了縣委書記譚思聰，因譚家述在武漢軍士教導隊受過訓，參加過實戰，被任命爲縣農民自衛部部長，參與組建茶陵縣農民自衛軍，並轉入中國共產黨。
不久，湘軍進攻，工農革命軍被迫退出茶陵城，撤至湖口時，譚家述第一次聆聽毛澤東的演說。這時，茶陵農民自衛軍發展到80餘人，但武器只有大刀、梭鏢，毛澤東特地給他們補充了5支步槍。譚家述後來回憶：“從此紅6軍團的種子播下了。”
隨後，譚家述率茶陵農民自衛軍跟着毛澤東上了井岡山。自衛軍在山上經過整訓，編爲遊擊大隊，隨工農革命軍1團打遂川黃坳，繳獲了8支槍，旋迴井岡山休整。
毛澤東找到譚家述談話，派他帶遊擊大隊回茶陵開展遊擊鬥爭，並說：“你們幾十個人就是幾十顆革命火種，要廣泛撒播，造成星火燎原之勢。”
1928年2月，譚家述率遊擊大隊下了井岡山，向茶陵進發。途經湖口時，譚家述帶着十幾名游擊隊員夜襲挨戶團的大隊部，繳獲7支步槍，旗開得勝。
回到茶陵後，譚家述主動爭取縣委的領導，在譚思聰的支持下，他帶着骨幹發動羣衆，發展遊擊武裝。3月間，朱德率南昌起義餘部在三河壩舉行湘南暴動，然後進至茶陵，撥了20多支槍給茶陵游擊隊。此時，遊擊大隊有120餘名戰士，50餘支槍，配合朱德部隊攻佔茶陵縣城，並給朱德做嚮導，到寧岡與毛澤東會師，從此開啓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新紀元。
譚家述率部在茶陵地區堅持遊擊鬥爭，保安團在嚴塘糾集5個大隊“進剿”。譚家述率部乘夜急行軍40公里，到嚴塘向保安團5個大隊發起突然襲擊，繳槍105支。遊擊大隊打出了聲威，敵人一聽到“譚家述”3個字就望風而逃。
1929年冬，國民黨軍“圍剿”井岡山。譚家述奉命率茶陵遊擊大隊與永新、寧岡兩縣的遊擊大隊配合，在九隴山展開游擊戰，牽制“圍剿”敵軍。敵人集中了幾個團的正規軍包圍九隴山，企圖把遊擊大隊一網打盡。
經過3天的激烈戰鬥，茶陵遊擊大隊糧食彈藥幾盡。敵人嚴密封山，企圖困死游擊隊。譚家述把隊伍收攏到深山密林，堅持鬥爭。時值隆冬，游擊戰士在懸崖下鋪上茅草宿營，早上起來身上一層霜，頭髮結了冰。僅剩的一點紅薯絲也吃光了，戰士們只好抓雪吃，吞下肚子牙齒直打哆嗦。譚家述召開支部會，說：“眼下到了年關，敵人要過年。我們乘這個機會出山，吃掉黃沙莊的挨戶團，就可以解決糧食和武器彈藥問題。”
正月初三夜裏，譚家述率遊擊大隊隱蔽下山，繞過敵人防線，向黃沙莊進發。途經中芫，天色已晚，他們從老鄉家裏借了一斗米煮了一大鍋飯，沒有碗筷，大家在飄着小雨雪的露天壩用手抓飯吃，戰士們邊吃邊打趣：“我們是肉碗(手掌)盛飯魚(雨)湯送啊!”
遊擊大隊連夜出發，於凌晨3點多鐘摸進黃沙莊，譚家述指揮隊伍迅速將100多人的挨戶團駐地包圍，一陣手榴彈扔進去，把在睡夢中的團丁炸得鬼哭狼嚎，亂作一團，除一部分倉皇逃走外，其餘的乖乖當了俘虜，繳獲了40餘支槍和大量糧食、肉類和油鹽等物資。
挨戶團在黃沙莊呆不下去了，游擊隊在這裏站穩了腳跟。譚家述乘勢擴大革命武裝，成立了嚴(塘)堯(水)區蘇維埃政府。遊擊大隊依託根據地接二連三地打了幾個勝仗，部隊迅速恢復了元氣，革命鬥爭的烈火越燒越旺，茶陵根據地的東部和北部連成一片，並擴展至洣水東岸。
1930年8月，爲配合主力紅軍再次進攻長沙，譚家述率茶陵遊擊大隊會同蓮花、永新遊擊大隊攻打茶陵縣城，將茶陵、攸縣、耒陽、安仁、衡陽五縣挨戶團聯防大隊大部消滅，繳槍200餘支，佔領了縣城，使茶陵根據地的範圍擴大到全縣。茶陵遊擊大隊奉湘東特委指示，擴編爲遊擊第2縱隊，譚家述任縱隊長，率部開向攸縣開闢新的根據地，有力地策應了井岡山的革命鬥爭，爲創建湘贛根據地和紅8軍、紅6軍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能上能下的湘贛紅軍創始人
王震在追憶譚家述時寫道：“堅決服從組織決定，能上能下，這是家述同志的又一突出的優秀品質。家述同志是紅8軍、紅6軍團的創始人之一，他總是熱忱真摯地歡迎外來同志到湘贛根據地和紅8軍、紅6軍團工作。”
1930年9月，毛澤東以總前委名義指示，集中部分地方武裝組成湘東獨立師，以保衛和發展湘東根據地，配合主力紅軍作戰。10月，湘東特委將茶陵、瀏陽、醴陵等縣的地方武裝組成湘東獨立師，原紅20軍參謀長劉沛雲任師長，譚思聰任政治委員，下轄1、3兩團。以譚家述的遊擊第2縱隊爲基礎，編入其他地方武裝，組成第3團，譚家述任團長，王震任政委。
11月25日，獨立師進至攸縣皇圖嶺鎮附近的洣水東岸，乘夜隱蔽渡過洣水，譚家述率3團擔任主攻，打下皇圖嶺鎮，斃傷敵人200多人，俘虜400多人，繳槍300餘支，取得了獨立師成立後的第一個勝利。
1931年2月，湘東獨立師更名爲湘東南獨立師。3 月上旬，譚家述率3團進入湘南， 14 日在酃縣十都與軍長張雲逸率領的紅7軍58團會合 。當時58團600多官兵穿着短衣短褲，有的還打着赤腳，譚家述號召全團官兵將多餘的衣服和乾糧支援兄弟部隊。24 日，3團與58團配合作戰，在茶陵將軍山擊潰敵19師55旅的一個團及茶陵、攸縣、安仁3個保安團之一部，俘其團長陳漢雄以下100餘人，爲獨立師與紅7軍主力會合鋪平了道路。
紅7軍、湘東南獨立師配合作戰，譚家述率3團衝鋒在前，攻克吉安永陽鎮，殲滅敵77師230旅一部，譚家述在戰鬥中受傷。接着在茶陵地區擊潰國民黨九縣聯防挨戶團，乘勝佔領茶陵、安仁、攸縣、酃縣等幾座縣城，配合中央紅軍粉碎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
爲適應湘贛根據地發展的需要，湘東南獨立師改稱湘贛獨立第1師。師長劉沛雲犧牲後，譚家述任獨立第1師代師長，率部進抵寧岡、遂川地區，配合中央紅軍反擊國民黨軍第三次“圍剿”。
這時，中央派李天柱到湘贛任獨立1師師長，譚家述改任師參謀長。他堅決服從組織決定，愉快地走上新的崗位。他的部下替他抱不平，他嚴肅地指出：“我們鬧革命不是爲了當官。要講組織紀律，不能隨便散佈不滿情緒，以免影響團結。”譚家述在行動上全力支持李天柱的工作，協助師長指揮獨立第1師在吉安永陽鎮、茶陵桃水打了兩個大勝仗，殲敵28師1個團，擊潰敵63師188旅，俘其團長畢衛漢以下1100多人，繳槍800餘支。獨1師也在鬥爭中發展壯大，新組建獨立第3師，下轄兩個團，共800餘人。
1932年3月，根據中央指示，湘贛獨1師、獨3師在永新合編組成紅8軍，以獨1師師部代軍部，李天柱兼代軍長，王震兼代政委，譚家述兼代參謀長，全軍共約4000人。5月，湘贛省委、軍區派熟悉情況、經驗豐富的譚家述去湘南組建一支新部隊。他從獨1師帶了一些骨幹，以茶陵縣地方武裝爲主，整合湘南地方武裝，創建了新的獨立師，下轄兩個團，共800多人、500多條槍，他任師長，率部在湘南開展武裝鬥爭。不久，湘贛省委又調譚家述到獨3師任師長。
9月，在紅8軍攻打分宜的戰鬥中，李天柱、王震都身負重傷，離隊治療。譚家述的部下認爲他的機會來了，但不久中央派蕭克、蔡會文到湘贛，分別任紅8軍軍長和政委。譚家述毫不計較，在軍長、政委的領導下，協助組建紅8軍軍部，對部隊進行改編。獨1師改編爲22師，譚家述任師長，王震傷愈歸隊後任政委。獨3師改編爲24師，新的獨立師編入紅8軍爲23師，全軍共5000餘人。
1933年5月，紅8軍獲悉國民黨軍從茶陵運來糧食和軍需物資，決定伏擊之。譚家述率22師在九渡衝佔據有利地形，截擊敵軍兩個營的護送部隊，繳獲了大批軍需物資。但敵後衛部隊乘機搶佔了九渡衝左側的高地，與紅8軍相抗。當時，有人提出停止進攻，譚家述主張乘敵立足未穩之機加以圍殲。指揮所同意了這一主張。譚家述率22師直插國民黨軍側後，一舉搶佔了高地，同其他部隊配合將敵合圍聚殲。九渡衝之戰，全殲敵63師4個團，擊潰15、19師，斃傷副旅長鍾之山以下500餘人，俘虜1000餘人，並繳獲大批槍支彈藥。中革軍委發來嘉獎電，稱此戰是“湘贛省的空前勝利，是在河西戰線上嚴厲地打擊了敵人的第四次‘圍剿’，配合了中央紅軍的偉大勝利”。
7月，任弼時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來湘贛主持工作，譚家述衷心擁護，主動向任弼時介紹各方面的情況，認真配合任弼時的工作。按照中革軍委的命令，由紅8軍與湘鄂贛的紅18軍合編爲紅6軍團，紅8軍、紅18軍分別改編爲紅6軍團17師、18師，蕭克任軍團長、王震任軍團政委，併兼17師師長、政委。譚家述曾任軍團參謀長，但後來上級任命李達擔任這一職務。譚家述顧全大局，愉快地到18師任參謀長。
1934年8月，紅6軍團根據中央的指示，撤離湘贛根據地，開始西征。在突圍過程中，紅18師殿後，譚家述又率部承擔後衛任務。國民黨追兵像一羣羣螞蟥一樣，怎麼也甩不掉。譚家述看到路旁的竹林，心生一計，命令部隊一部分監視阻擊敵追兵，一部分動手削竹籤。他吩咐戰士們把竹籤塗上桐油，尖朝上埋在走過的路上。敵兵一窩蜂似地追上來時，踩在竹籤上，擦了油的鋒利竹尖扎透鞋底，刺入腳板，敵兵大喊大叫，亂作一團，不敢向前追擊。譚家述見“竹籤陣”管用，命令部隊每走一段路，就變換方式擺下“竹籤陣”，有效地阻滯了敵人追擊，使紅軍後衛部隊與國民黨追兵的距離越拉越大，最終擺脫了追敵。
10月24日，紅6軍團在黔東與賀龍領導的紅3軍勝利會師。會師後紅3軍恢復紅2軍團番號，李達調任紅2軍團參謀長，譚家述復任紅6軍團參謀長，參與組織創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反“圍剿”的鬥爭，有力地策應了中央紅軍長征。
後譚家述因槍傷復發和病重，不宜在一線作戰，上級安排他任湘鄂川黔紅軍學校校長。他二話沒說，背起揹包到了全新的崗位，白手起家辦學，招收600多名學員，編爲1個政治隊，4個軍事隊，聘請一些有政治、軍事水平與實際經驗的部隊幹部當兼職教員，爲紅軍培養了一批急需的政治軍事骨幹。
伏龍芝軍事學院的留學生
譚家述克服傷病的長期困擾長征到達陝北，進入紅軍大學學習。1937年1月，紅軍大學隨中共中央機關遷至延安，更名爲抗日軍政大學。這年冬天，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達成協議，決定派一批身體較差的領導幹部到蘇聯，一邊養病，一邊學習。譚家述就是其中一個。
1938年4月下旬，譚家述和劉亞樓、李天佑、盧冬生、鍾赤兵、楊至誠等人一起，經陝西、甘肅進入新疆，踏上赴蘇的征途。那時，交通不便，他們經過近半年的艱難跋涉，才抵達莫斯科。在共產國際的安排下，譚家述經過短期的身體療養後，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特別班學習。這所學院是蘇聯武裝力量培養諸兵種合成軍隊軍官的最高軍事學府，是將軍的搖籃。譚家述十分珍視這個難得的機會，在蘇聯教員的耐心輔導下，經過一段時間的刻苦鑽研，攻克了語言上的障礙，比較系統地學習政治、軍事課程，爲回國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
1941年6月，正當譚家述等人認真研究軍事理論如何與中國革命戰爭實際相結合的問題時，蘇德戰爭爆發，戰爭風雲很快席捲了蘇聯大地。交通中斷，他們想回國已然不可能。中國學員按照蘇軍總參謀部的安排，編入蘇聯軍隊參加了衛國戰爭。衛國戰爭形勢發生轉折後，譚家述等人徵得共產國際同意，經外蒙古返回中國。
譚家述他們日夜兼程，於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的時刻，回到了祖國，回到了部隊，投入到了新的戰鬥之中。譚家述先後在聶榮臻、葉劍英領導下，參與創辦晉察冀軍區軍政幹部學校和晉冀魯豫軍區軍政大學。1948年7月1日，這兩所學校合併爲華北軍政大學，譚家述被任命爲副校長。
譚家述主要負責學校的教學工作，他把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到的理論運用到辦學的實踐之中。建校之初，幾乎沒有現成的教材，譚家述在葉劍英校長的領導下，組織教員廣泛收集國內外軍校的基本軍事教材，並三次抽出機關幹部和教員組成參戰組，赴濟南和太原前線觀摩實戰，蒐集作戰資料補充到教材中去，很快就編寫出30多種軍事教材和20餘種政治教材。
華北軍政大學一期招收學員近5000人，依據戰爭形勢的變化，戰術教學側重於攻堅戰、山地戰、水網稻田戰、河川戰訓練;技術教學則側重於炮、工、摩托等專業訓練。然而，全校能上課的教員僅有36人，缺額達75%。譚家述向葉劍英校長建議，可借鑑俄國十月革命後，列寧利用舊軍官作教員創辦陸軍大學的經驗。葉劍英當即拍板從敵軍起義、投誠、被俘人員中，挑選了200名有真才實學者來校任教。當時，來校任教的部分舊軍官有思想包袱，譚家述等校領導多次給他們作報告，打消他們的顧慮。
華北軍政大學在辦學兩年多的時間裏，向華北和全國戰場輸送了初、中、高級指揮員和兵種骨幹46000餘名;培養軍事、政治、文化教員1000餘名，爲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國防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躬耕於防空軍、空軍的“茶陵牛”
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在回顧井岡山斗爭時曾說：“茶陵的同志很勇敢，很會打仗，茶陵牛嘛!”在他的眼裏，茶陵的同志就是勤勞樸實、吃苦耐勞的“牛”的形象。建國後，譚家述發揚“茶陵牛”的拓荒精神，爲軍隊建設躬耕不已。
建國初，爲防止國民黨軍的轟炸襲擾，解放軍在各主要城市和工業區相繼設立了一些防空司令部。爲統一對防空部隊的領導，中央軍委於1950年9月7日決定組建防空部隊的領導機關——中國人民解放軍防空部隊司令部，周士第任司令員，譚家述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
建立防空部隊司令部之初，連個辦公的地方都沒有。譚家述負責基建，建設場地垃圾堆積成山，他吃住在工地，以拓荒精神組織施工隊伍搬走垃圾山，蓋起辦公大樓、營房和禮堂，爲防空司令部的正常運轉創造了基本條件。
朝鮮戰爭爆發後，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防空部隊赴朝鮮參加對空作戰。譚家述參與組織領導了這項工作，從1950年10月到1952年4月，先後共組織了8個高炮團及6個獨立高炮營、1個探照燈營、4個雷達站參加抗美援朝。參加作戰1萬餘次，擊落敵機400多架，擊傷敵機1500多架，對掩護後方交通線和重要軍事、工業目標，配合其他部隊作戰，發揮了重要作用。爲了提高防空部隊幹部的指揮實戰的能力，防空司令部組織了3批幹部赴朝參加輪戰實習。首批實習幹部回國後，譚家述親自組織撰寫《第一期防空高級幹部實習總結》，爲後幾批幹部赴朝實習提供了借鑑。
1955年3月，中央軍委決定將防空部隊定名爲防空軍，由陸軍的一個兵種提升到一個獨立的軍種，與陸軍、海軍、空軍、 公安軍處在同一個平臺上。楊成武任司令員，譚家述任副司令員。 防空軍成立後，認真貫徹中央軍委加強防空建設的方針，初步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國土防空作戰體系。1955年，譚家述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57年，中央軍委決定防空軍與空軍合併爲一個軍種。5月17日， 兩軍正式合署辦公，改稱空軍，譚家述被任命爲空軍副司令員。譚家述由過去靠步槍、機槍打仗的步兵到有比較先進的高射炮、探照燈、雷達裝備的防空部隊，再到裝備有現代航空兵器的諸兵種組成的空軍，工作性質、內容和任務都發生了質的變化。他仍以拓荒牛的態度，不斷改變自己，提高自己，很快適應了新工作。
譚家述分管空軍院校工作。空軍院校數量多、類別多、專業複雜、遍及全國。他在司令部有辦公室，但他辦公多在軍校部。不懂的地方，就拜下級爲師，甘當小學生，邊學邊幹，很快成爲抓空軍院校工作的行家裏手。1958年，炮擊金門，譚家述分批組織教員、幹部到福建前線參加實戰鍛鍊、見習，使學校的訓練工作更符合部隊的實戰需要。
譚家述在戰爭年代多次負傷，被定爲二等甲級殘廢。1971年9月，他突發腦溢血，住進空軍總醫院。王震把他的病情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說：“你和家述是一個戰壕裏的老戰友，他的事你就負責吧!”王震悉心關懷老戰友的治療，請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及夫人沈漁邨(精神病學教授)爲他會診。
譚家述以頑強的毅力與病魔進行鬥爭，堅持練走路、學說話，練左手寫字，1973年初寫下“周總理我想念你”幾個字。幾天後，這張紙條轉送到周恩來的辦公桌上，周恩來立即指示總政治部代表他看望譚家述，譚家述激動得泣不成聲。1986年2月1日，頑強同病魔搏鬥了16年的譚家述，用顫抖之筆寫下了代表他心聲的5個大字：“共產黨萬歲”!一年後他與世長辭，享年78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