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年11月7日—1940年8月20日)，原姓勃朗施坦，全稱列夫·達維多維奇·勃朗施坦，工農紅軍、第四國際的主要締造者。
十月革命時，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政治局委員、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十月革命後，1917年11月-1918年3月任外交人民委員、1918年3月-1925年1月陸海軍人民委員、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919年3月-1927年8月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1917年-1927年俄共/聯共(布)中央委員，1919年-1926年俄共/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等職。1926年10月聯共(布)中央全會決定，撤銷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1927年1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定，撤銷他的執行委員職務，同年11月被開除出黨。1929年1月被驅逐出蘇聯。1938年組建第四國際，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殺。
托洛茨基提出和完善“不斷革命論”以與斯大林主義的“階段革命論”對立，並且提出發展不平衡原理與斯大林主義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對立。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托洛茨基生於烏克蘭赫爾鬆縣揚努夫卡村的一個擁有三百俄畝左右土地的猶太富農家庭。1888年，來到敖德薩，考入一所德國人辦的聖保羅教會學校。在敖德薩的八年學校生活，使之大開眼界。1896年，轉到工業城市尼古拉耶夫城上學時，開始從事工人運動，組織"南俄工人同盟"，並在工人中間進行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宣傳工作。1898年初，"南俄工人同盟"遭破獲，包括托洛茨基在內共200多人被捕入獄。在獄中 ，讀了列寧剛出版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這是他首次閱讀列寧的著作。
1898年，被判處流放東西伯利亞四年。在流放地，用安蒂德·奧托的筆名經常給老民粹派分子在伊爾庫茨克創辦的合法的地方報紙《東方評論》寫文章，他寫過評論尼采、左拉、易卜生、鄧南遮、莫泊桑、果戈理、赫爾岑、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高爾基等著名學者和作家的文章，顯示了出色的文藝批評才華。流放期間，認識了捷爾任斯基。1902年春，在流放地閱讀了一份用複寫紙印的《火星報》和列寧的《怎麼辦》，深受啓發，決定逃出流放地去參加《火星報》派的革命活動。同年秋的一個晚上，托洛茨基逃出了西伯利亞來到薩馬拉，當時護照署名托洛茨基，從此以後他就一直沿用這個名字。
托洛茨基敏捷的思維，過人的精力和優美的文筆很快得到了列寧和其他社會主義勞工黨革命同仁的尊敬和欣賞，列寧寫信給普列漢諾夫，建議讓托洛茨基參加《火星報》編輯部，擔任第七名編委。列寧和普列漢諾夫同是《火星報》的創辦者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領袖。普列漢諾夫對托洛茨基並沒有好感，他對列寧器重託洛茨基不以爲然，認爲托洛茨基在《火星報》上發表的那些充滿革命激情的文章只是花拳繡腿，華而不實。在托洛茨基加入《火星報》編委會一事上，列寧與普列漢諾夫的分歧加深。列寧這一提議因普列漢諾夫的激烈反對而沒有實現，決定只讓他參加編輯部的會議，無表決權。1902年年底，托洛茨基按照《火星報》編輯部討論的意見，到巴黎去從事爭取俄國僑民團體的工作。托洛茨基熱烈擁護列寧的主張，曾被人安上綽號“列寧的棍子”。
1903年7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布魯塞爾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分裂爲以列寧爲首的"多數派"(布爾什維克)和"少數派"(孟什維克);大會結束之後，俄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布爾什維克黨正式建立。在這場激烈的黨內鬥爭中，普列漢諾夫只是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暫時與列寧站在一起，而在其他方面兩人始終難以融洽。
更多時候，普列漢諾夫向孟什維克讓步，批評列寧也相當尖銳，如說列寧搞“波拿巴主義”，"他將成爲羅伯斯庇爾式的人物"。而列寧是這樣評價普列漢諾夫的："1903年夏他還是一個布爾什維克，秋天時他左右搖擺，到年底他就成了一個狂熱的孟什維克分子。"後來，普列漢諾夫成爲孟什維克的思想領袖和理論家，成了布爾什維克和"列寧未來的敵人"。
大會閉幕後不久的9月，17名孟什維克分子立即在日內瓦召開了3天派別會議，會上通過了由托洛茨基和馬爾托夫共同起草的《關於黨內鬥爭的當前任務》的決議，由於孟什維克的領袖們威脅要抵制中央委員會和《火星報》 ，托洛茨基等人也停止爲《火星報》撰稿，列寧被迫辭去《火星報》的職務。普列漢諾夫出來收拾亂局。但普列漢諾夫不能容忍托洛茨基留在《火星報》，下了驅逐令，並以辭職相要挾。1904年4月，他申明脫離新《火星報》編輯部，此後，托洛茨基逐漸疏遠孟什維克。1904年9月，托洛茨基在德國慕尼黑髮表《致同志們的公開信》，與孟什維克絕交。
托洛茨基1904年9月脫離孟什維克後，長期遊移於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俄國1905年革命期間從芬蘭回國，12月被推舉爲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經歷了短促卻異常激烈的革命高潮，不久被捕。1906年在彼得堡獄中寫了《總結與展望》，提出他一生活動的理論基礎——不斷革命論，即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國際革命的不斷性，認爲俄國的民主革命必然要由工人階級通過建立起自己的階級專政來領導、完成，並由此發展成社會主義革命;並且率先預言歐洲社會主義革命很可能將從俄國革命開始。1906年12月被判處被判終身流放西伯利亞。次年2月在押解流放地途中逃脫，流亡國外。1912年組織“八月聯盟”，反對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內部出現的錯誤傾向。1912年—1913年曾作爲一家自由派報紙《基輔思想報》的記者奔赴巴爾幹半島採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托洛茨基先在歐洲後赴美國，堅持國際主義，主張革命，反對戰爭。
1905年1月9日週日(俄歷二月)，彼得格勒爆發大規模的工人和平請願，遭到沙俄政府開槍鎮壓，由此引發了連綿不斷的革命浪潮。此時，托洛茨基剛從慕尼黑到了日內瓦，他立即撰寫了一系列文章，以《彼得堡起義之後》爲題發表。托洛茨基在文章中讚揚英勇的俄羅斯人民反抗沙皇的極權統治，認爲君主立憲只是一種幻想。他號召人民推翻沙皇統治，“革命已然來了，她結束了我們政治的童年時代”。
1905年12月3日，托洛茨基在與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其他委員在開會時被逮捕。從此開始了歷時一年零三個月的第二次監獄生活。在獄中，他研究了地租理論和俄國社會關係史。更重要的是，身陷囹圄的托洛茨基開始醞釀他的" 不斷革命"的思想，這些早期思想後來發展成爲具有理論學說的" 托洛茨基主義"。
1906年，寫成了題爲《總結與展望》的長文，以"總結"1905年革命爲名，第一次論述了"不斷革命"論。他在《自傳》中認爲這本書是"當時論證不斷革命的理論方面一篇最完善的表述"。認爲俄國的民主革命必然要由工人階級來領導，以無產階級專政來完成，並由此發展成社會主義革命。
一戰前夕
托洛茨基1906年11月被判終身流放。1907年2月，在流放途中，藉口坐骨神經痛要求住院治療，乘人不備便設法從西伯利亞別烈左沃逃脫，經彼得堡到芬蘭，不久又搭乘一艘開往瑞典的輪船，抵達斯德哥爾摩，開始了長達十年的第二次流亡生活。此後穿梭於倫敦、柏林、維也納、蘇黎世、巴黎等歐洲各個城市，成爲流浪的革命家。後來認識了弗蘭茨·梅林、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等著名的德國革命家。盧森堡和托洛茨基一樣，反對孟什維克的觀點，但又以懷疑的眼光看待布爾什維克的活動，希望看到俄國革命運動“歐洲化”。
1907年4月下旬，以梯弗里斯代表身份參加了在倫敦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儘量彌合布孟兩派的分歧，維持黨的統一。8月，參加了第二國際斯圖加特代表大會。1912年1月召開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布拉格)全俄代表會議，決定把孟什維克取消派開除出黨，從此布爾什維克成爲一個獨立的政黨。此時的托洛茨基在革命的十字街頭似乎無所適從。
一戰期間
一戰爆發後，反對列寧提出的“變現代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使本國政府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失敗”的策略口號。1915年9月，出席了齊美爾瓦爾德代表會議，他堅持國際主義，主張革命反對戰爭。
1914—1916年，托洛茨基在巴黎逗留了兩年，1916年9月，托洛茨基的《我們的言論報》被法國當局查封，托洛茨基本人被驅逐出法國，赴西班牙，接着又被西班牙當局押送上船赴美國，1917年1月到紐約，在那裏遇到了布哈林，他馬上加入布哈林等人在美國主編的《新世界報》編輯部。他還活躍在紐約和費城一帶，到處演講，做革命鼓動工作。2月底，俄國國內爆發革命的消息傳到了紐約，托洛茨基更是活躍，急忙辦理回國手續。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還在進行時，托洛茨基就採取了最激進的不斷革命立場(反對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主張把革命推向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並匆忙啓程由美國輾轉回國以參與革命。3月27日，途中遭英國政府非法逮捕於加拿大某集中營裏(英國政府視托洛茨基等俄國流亡者爲極端危險的人物)，後遭到(在蘇維埃的巨大壓力下)俄國臨時政府的強烈抗議而獲釋放。托洛茨基5月17日返抵彼得格勒(此前一個月，列寧已回到俄國)，當即發表演說鼓吹將革命立即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當即被推爲彼得格拉蘇維埃執委之一。至此，托洛茨基充分發揮出其政治潛能，在革命運動中叱吒風雲，“個人品格大放異彩”。他已經可以不把普列漢諾夫之流看在眼內了，其在革命羣衆中的威望，連列寧也稍遜一籌。盧那察爾斯基說：“在托洛茨基令人眼花繚亂的成功的影響下，在他的人格魅力的影響下，不少接近托洛茨基的人都有認爲他是俄國革命的頭號領袖的傾向。”1917年7月，托洛茨基因其不斷革命的主張與鼓動被克倫斯基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逮捕。
十月革命
回到俄國後，參加了"區聯派"的國際主義小組。區聯派原是1913年11月在彼得堡成立的中派組織(主要階級成分是彼得堡工業區的四千多產業工人)。1917年5月，鑑於區聯派基本上採取了同護國派斷絕關係的立場，列寧主張同他們聯合，6月，資產階級政府以"德國間諜"罪名將托洛茨基逮捕入獄。在同年7月布爾什維克召開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作出決議，托洛茨基和整個區聯派與布爾什維克統一合併，在獄中被選爲中央委員。1917年9月初，獲釋出獄，托洛茨基率領“區聯派”與列寧派聯合，並再次被工人推舉爲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這時彼得格勒已轉向布爾什維克。10月10日，在列寧主持下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央會議，當時，托洛茨基是很少數支持發動十月革命的領導人之一。他雖投票贊同起義，卻主張要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來決定奪取政權的問題。
十月革命前夕，托洛茨基對工人代表議會中的質詢做了巧妙答覆(托洛茨基說他“代表蘇維埃”宣佈沒有任何武裝行動的決定，但他作爲布爾什維克黨的中央委員當然沒有義務承認黨中央的機密決定;蘇維埃作爲工人民主政治機關的決議是公開的，而黨中央有權保留機密決定;但托洛茨基不止於此，他補充說道“如果事變的進程迫使蘇維埃決定武裝行動，那時工人和士兵一定會像一個人似的站出來響應蘇維埃的號召。”)。這樣的答覆——既保守了即將起義的軍事祕密，又鼓舞了革命者的戰鬥意志，同時嚴格遵循現代民主與公開原則，這些政治答覆被波蘭人多伊徹譽爲“外交辭令的傑作”(詳見伊·多伊徹的託氏傳記《先知三部曲：武裝的先知》第9章第335頁，第11章第390頁)。
對於十月革命這場20世紀最重大的社會革命，托洛茨基贏得了不朽的歷史地位。後來成了托洛茨基死敵的斯大林，當時作爲革命組織領導者之一卻寫道：“起義的一切實際組織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揮之下完成的。我們可以確切地說，衛戍部隊之迅速站在蘇維埃方面來，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工作之所以搞得這樣好，黨認爲這首先要歸功於托洛茨基同志。”(值得一提的是，若干年後，當反託成爲政治需要時，此類評價都從斯大林文章中刪掉了。)甚至連後來狂熱的斯大林派雅克·沙杜爾，當時卻也寫道：“托洛茨基在十月起義中居支配地位，是起義的鋼鐵靈魂。”(蘇漢諾夫《革命札記》第6卷第76頁。)不僅在起義中，而且在無產階級政權的捍衛、鞏固方面和國際共產主義革命方面，托洛茨基也作出了極其卓越的貢獻(外交官、蘇聯國際革命政策負責人、蘇聯紅軍以及共產國際的締造者)。 [3] 在歐美共運中托洛茨基的威望極高。
佈列斯特條約
1917年12月3日，談判開始，德國提出了把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的局部和拉脫維亞、白俄羅斯的全部割讓給德國並賠款30億盧布的苛刻條件，這引起布爾什維克黨內嚴重的分歧。列寧主張接受德國的條件，簽訂和約，爲新生政權爭得喘息機會，季諾維也夫、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阿爾喬姆、斯塔索娃、斯維爾德洛夫等六名中央委員支持列寧;布哈林爲代表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反對簽訂和約，主張對帝國主義繼續世界大戰，中央委員布勃諾夫、烏里茨基、洛莫夫支持布哈林;托洛茨基則主張停戰，復員軍隊，但不與德國簽約(即不戰不和)，中央委員克列斯廷斯基、捷爾任斯基、越飛支持托洛茨基。
《佈列斯特和約》現場
1918年1月2日，蘇俄政府召開中央和地方負責人會議。60人出席的會議上，贊成布哈林主張的32人，贊成托洛茨基主張的16人，贊成列寧主張的僅15人。列寧的主張終因處於少數，未能被通過。
1918年1月24日，蘇俄政府召開中央會議，重新表決簽約的問題。托洛茨基的主張以9票對7票的多數通過，列寧的主張仍然沒有被多數所接受。
1月30日，佈列斯特談判恢復。作爲外交人民委員、談判代表團團長，托洛茨基臨行前與列寧約定：如果德國下了最後通牒就讓步簽約。結果德國果然向蘇俄下了最後通牒，托洛茨基向列寧電報詢問對策，列寧立即覆電堅持：接受德國條件，立即簽約。但是托洛茨基沒有接受列寧的建議，而是發表了拒絕簽約的聲明，率團離開佈列斯特。結果，德國開始對蘇俄大舉進攻。
2月18日，在十分緊急的情況下，蘇俄中央委員會舉行了的緊急會議。會上，列寧的主張又被以6:7的票數否決。隨後，中央又連夜開會，經過激烈的爭論，托洛茨基轉而支持列寧，會議結果以7票贊成、5票反對、1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了列寧的提案。蘇俄政府連夜通知德國方面，同意簽約。
但是，德國在得到通知後任沒有停止進攻，提出更加苛刻的條件。蘇俄黨中央又召開有15名委員參加的緊急會議。會議中，大多數委員表示不贊成列寧的主張。列寧只得提出，如果這種空談繼續下去，他就要辭職，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員會。布哈林對此毫不在乎，斯大林也未發生動搖。托洛茨基不同意列寧的意見，但爲了防止列寧辭職和黨的分裂，他的態度發生變化。在他的影響下，出現了4票棄權。結果列寧的主張以7票贊成、4票棄權、4票反對獲得通過。
2月24日，蘇俄政府重新派出了談判代表團與德國進行談判。
3月3日，《佈列斯特條約》正式簽訂。按照和約，波蘭、立陶宛、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愛沙尼亞的部分地區上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德軍佔領;俄軍應完全復員;蘇俄要向德國支付賠款60億馬克等。但蘇俄成功地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爲剛剛誕生的蘇維埃政權爭取了喘息的時間。1918年11月13日蘇俄政府利用德國在一戰中的失敗，又宣告廢除此條約。 [4]
國內戰爭時期
佈列斯特和約簽訂後，1918年3月辭去外交人民委員的職務，任最高軍事委員會主席(9月改組爲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持建軍工作，指揮紅軍與協約國入侵軍隊與白黨軍隊作戰擔任最高軍事委員會主席和軍事人民委員，具體負責組建紅軍和指揮軍事作戰。
身着戎裝(1918年)
國內戰爭期間，一直乘坐指揮專列巡迴於俄國各戰區，爲紅軍的組建和壯大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成爲國內各條戰線上勝利的"唯一的組織者"，"紅軍的締造者"、"紅軍的領袖和組織者"，被外界譽爲“紅色拿破崙”，當時連斯大林也不得不認同。但因行事嚴酷，也遭到譴責。
由於官僚極權對信息的封鎖，後人常常根據極端偏頗的材料而認爲托洛茨基只是一個知識分子文人，其實他文武雙全，且諳熟軍事指揮藝術，還曾親臨戰場。正是他作爲十月革命的最高軍事領袖(十月革命期間他與士兵一起在戰壕裏作戰)，並且在1918年締造並指揮蘇聯紅軍，是一個傑出的軍事家。國內戰爭期間，他甚至坐裝甲列車冒着槍林彈雨親臨戰場指揮作戰(托洛茨基專列)，差點被炸死;當反革命軍隊進攻彼得堡時，當時的彼得格勒領導人季諾維也夫嚇得半死，(這事使他丟臉)托洛茨基卻從容不迫指揮作戰。
同時托洛茨基又是一個高明的外交家，他曾經強硬要求英國政府釋放因反戰宣傳被囚禁在英國的俄國流亡革命者，否則不許英國公民離開俄國，連英國政府方面都覺得此舉無懈可擊;他還把盛氣凌人的法國到訪者當場轟出他的辦公室(革命前法國一直是俄國的頭號債主與政治操縱者)，卻彬彬有禮地歡迎前來緩和衝突的法國大使，一高一低的姿態顯示了托洛茨基高超謀略智慧，堪稱有理、有力、有節的外交典範。
社會主義建設前期
1920年底，國內戰爭結束，全國進入恢復國民經濟的新時期。但此時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弊端已經部分顯露出來。1920年初赴烏拉爾地區考察，返回後便在俄共政治局中首先提出實行漸進農業稅，但遭到當時普遍抱樂觀態度的其他中央委員的反對。
托洛茨基隨後主持鐵路工作，認爲在戰時共產主義體制下工會沒有獨立存在的必要。在1920年11月初召開的全俄工會第五次代表會議上，反對在工會中擴大民主，主張把行政命令的方法搬到工會中。提出把戰時共產主義的"螺絲釘扭緊一下"和"把工會整刷一下"的口號。對此列寧、季諾維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在中央政治局展開了持續數月的激烈的爭論。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召開，對工會問題的爭論作了總結，肯定了列寧爲首的中央的路線。此時，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造成的國內經濟危機加重並導致政治危機，戰時共產主義被終止，新經濟政策開始實行。
1922年12月，列寧抱病重新審查了與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衝突的前因後果,終於明白了斯大林作爲民族人民委員在格魯吉亞的粗暴舉動。他發現斯大林加諸格魯吉亞“分裂主義者”的指控都是虛假的。
列寧健康時，還能將他作爲一件工具，但他已經住進了護理室，實際上被看管起來了。所以，列寧才總是抱怨，醫生總是在加以限制，他對外界的情況總是一無所知。所以，列寧知道格魯吉亞的真相後才如此震驚，事件本身尚且不論，更吃驚的是斯大林表現出來的勢力和野心，他知道自己已經被這件原來的工具控制了。
斯大林獲得了看護列寧的權力，熟知中國歷史，清楚雍正皇帝這一段歷史的人不難理解，斯大林通過此舉獲得了繼承最高權力的保障。列寧急切地想解除斯大林的看管，所以才屢次表示對斯大林的不信任，我們就不難理解列寧寫給斯大林的信件，要求斯大林向自己妻子道歉，接着要求解除一切私人關係的信件的深層目的。但唯一能解除這一權力的是政治局，由於“三駕馬車”和”五人小組“和“七人小組”(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託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員再加上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的存在，也就等於是要求斯大林自己放棄這一權力(斯大林在指責托洛茨基搞派別活動之前自己就在搞派別活動)，列寧這一目的無疑會落空。
列寧最終選擇了與“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見，除了這次的“格魯吉亞問題”外，在“對外貿易壟斷權”、“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優先地位”、“共產國際的統一戰線”、“對工農檢察院的批評”、“黨的官僚主義”等等一系列國內外重大問題上，列寧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團結一致甚至是緊密合作的。然而，在幾次重大斗爭中，托洛茨基選擇了“靠不住的妥協”，與列寧的合作最終走向失敗。
“當列寧還能從事鬥爭時，托洛茨基依靠列寧的支持，還有獲勝的可能，甚至在列寧逝世後，他利用列寧交給他的“炸彈”，也仍有獲勝的可能。但他卻出於對“空位期”和黨的分裂的顧慮，沒有積極地利用這些有利的條件，從而導致自己徹底的失敗。當列寧已經決定撤消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開除其黨羽奧爾忠尼啓則和捷爾任斯基的黨籍時，他還有所保留，仍希望斯大林能改過自新，希望最高領導層能竭誠合作。在他的對手們私下策劃要在政治上把他搞垮時，他卻令人不解地無所作爲，竟然還去郊區打獵，以致染上使他喪失戰鬥力的疾病。托洛茨基這樣做，也許是意識到力量對比懸殊，如他在自傳中所說的，即便獲得勝利，其結果能維持多久是頗成問題的。也許他是出於自信，象他這樣能夠準確地把握歷史轉折契機、叱吒風雲、扭轉乾坤的人，只要有機會，必將會東山再起。因此，他想進行一場長期鬥爭，從做青年工作入手。
美國《時代》週刊封面上的托洛茨基
但他沒有充分認識他的對手斯大林，對手們針對他進行的鬥爭的性質也不夠明確。這場鬥爭對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來說，是一場奪取最高權力的鬥爭，奪取權力是唯一目標，因而在手段上無所不用其極。權力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鬥爭的對手是獲得或保持權力的障礙，不把障礙除掉就得不到權力，所以就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地幹掉對手，這場鬥爭與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以往的黨內鬥爭完全不同，在那些鬥爭中，儘管不排除策略，但要取勝主要是依靠理論和決策的正確性，通過辯論和投票解決問題。這種黨內鬥爭是同志之間理論觀點、方針政策分歧的鬥爭，鬥爭的雙方是同志，所以允許人犯錯誤、允許保留觀點，也給人改過的機會。可惜這個優良的黨內鬥爭傳統被罪惡的奪權鬥爭破壞殆盡。”(《託落茨基自傳》中譯本譯者前言)
1923年，隨着德國革命的失敗，托洛茨基牽頭的40多名老布爾什維克聯名發表“新方針”，提出振興革命的新綱領，包括遏止新經濟政策、實行計劃經濟、擴大工人階級民主的一系列具體方針政策，但遭到斯大林等當權派打壓。
社會主義建設中期
1918年托洛茨基向紅軍戰士講話。
1924年1月21日，列寧與世長辭。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頭執政，合謀排擠托洛茨基。斯大林派從他們的觀點出發將馬列主義者攻擊的“托洛茨基主義”“託派”，將早已被許多人淡忘的列寧與托洛茨基的舊分歧提出來，指責“托洛茨基主義”違背了“列寧主義”。列寧還曾憂心忡忡地對人說，我擔心有人會利用我和托洛茨基過去的舊分歧搬弄是非;
1924年秋，托洛茨基接連拋出《論列寧》和爲《1917年》一書所寫的序言《十月的教訓》等小冊子，被指責爲“篡改歷史，歪曲列寧形象，詆譭列寧主義，擡高自己的身價，妄圖以托洛茨基主義來頂替列寧主義，改變黨的路線”。在托洛茨基發動新的進攻面前，斯大林立即進行了堅決的回擊。斯大林先後發表了《論列寧》，《論列寧主義基礎》等重要著作進行爭鬥，同時向全黨提出了"埋葬托洛茨基主義這一思潮"的口號。1925年1月聯共(布)中央全會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言行，解除了其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並給予最嚴厲警告。
1925年1月，斯大林派支配的俄共(布)中央全會通過《關於托洛茨基言論的決議》，批評他“企圖用托洛茨基主義來偷換列寧主義”;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決定解除托洛茨基陸海軍人民委員和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1925年1月被迫辭軍事人民委員之職。改任電氣技術發展局局長，兼工業與技術委員會主席。從此斯大林修正主義通過種種合法及非法手段逐步篡奪了布爾什維克的領導權。5月，托洛茨基出任租讓委員會主席，後任電力技術管理局局長和工業科學技術院院長。
1926年春夏之際，托洛茨基與季諾維也夫等人結成新的反斯派聯盟，即所謂“託季反黨聯盟”。他們挑起了關於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問題的辯論。他們提出的《世界分工論》、《超工業化計劃》等理論和做法，在全黨對未來一片樂觀的情況下，理所當然地受到全黨的譴責和否定。託季反黨聯盟的活動遭到沉重打擊以後，暫時有所收斂。當英國張伯倫政府同蘇聯斷絕外交關係和貿易關係，各帝國主義國家企圖重新發動反蘇武裝干涉之際，托洛茨基又加緊了他們的活動。炮製和散佈了大量綱領和宣言，其中有《十三人宣言》(1926年7月)、《八十三人宣言》(1927年5月25日)、《十五人政綱》(1927年6月)、《反對派政綱》(又稱《九月三日政綱》)、《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反對派)提交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提綱》等等，對黨的方針政策進行了全面攻擊。對托洛茨基這些言論和活動，聯共(布)中央決定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先後開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解除季諾維也夫的共產國際主席、托洛茨基候補執行委員的職務。
托洛茨基垮臺之後，斯大林馬上把矛頭對準了季諾維也夫。基洛夫被暗殺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以列寧格勒反對派總部組織暗殺基洛夫的罪名逮捕並判刑，後來又再次進行審判，被判處死刑。他們早就瞭解斯大林的爲人和殘忍本性，他們在與托洛茨基結盟前就寫下遺書，一旦意外死亡，定是被斯大林暗殺。儘管如此，他們在內務部嚴刑逼迫他們承認捏造的罪行時，仍相信
斯大林虛假的承諾而在法庭上自作自踐。季諾維也夫臨刑前的最後一句話是：“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們，看在上帝的面上，請給斯大林同志打個電話吧!”——《斯大林肅反祕史》
1927年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托洛茨基抨擊了斯大林的對外政策，托洛茨基屢次提議要中共退出國民黨，及採取獨立的工農革命政策，均遭斯大林控制下的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拒絕(共產國際當時的計劃是把國民黨吸收入共產國際)，終至中共及工農羣衆在毫無戒備下遭國民黨屠殺。中國革命的失敗，使斯大林感到恐懼，他加緊打擊託季聯盟，託季聯盟成員卻並沒有停止行動。11月7日，他們糾集其追隨者組織了遊行示威，走上了公開反對斯大林的道路。對此，聯共(布)黨採取了斷然措施：11月14日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決定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開除出黨，託季聯盟被徹底擊潰了。許多“黨內左翼反對派份子”被逮捕、流放。蘇共十五大以後，斯大林領導的中央對“黨內左翼反對派份子”和支持或同情反對派觀點的人採取了嚴厲的行政制裁措施。
1928年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圖。1929年2月12日被逐出國，抵土耳其。1932年被取消蘇聯國籍。
在斯托鬥爭中，左翼反對派以託爲首嚴重低估了官僚化傾向，錯失鬥爭良機(在1925年之前左翼反對派有人提出武裝推翻斯大林集團、將之關禁閉，但遭到托洛茨基反對。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當時甚至私下說要把斯大林送上絞刑架。託當時寧願把斯大林當做同志、將鬥爭控制在黨內範圍，直到1928年共產國際六大問題才得以公開)。更要命的是，在當時論戰雙方都把列寧當做最高權威擡出時，托洛茨基等人卻堅決反對公佈列寧遺囑。另一個重大的主觀原因是當時俄國革命者早已出現了分化，話說不到一起，對問題的敏銳性也有很大不同，致使左翼反對派不能在同一個時期裏聚集起足夠的力量。從客觀方面看，國際工人階級的革命情緒低落(1923年後)，三年內戰和反帝國主義干涉戰爭造成的最優秀的一批革命者和革命工人死傷、脫離大工業，以及俄國工人從新經濟政策中得到的初步實惠，這些都嚴重削弱了左翼反對派的政治基礎。但反對派在鬥爭的主觀方面的失利無疑是其失敗的更直接原因。
托洛茨基錯過1924—1927年的鬥爭良機而使左翼反對派失利後，拒絕承認蘇聯官僚化的不可逆轉，仍寄希望於在蘇聯無產階級推動下的上層政治改良，並且要求各國左翼反對派留在共產黨內爲革命路線而鬥爭。直至1933年希特勒上臺後他才宣告第三國際無可救藥，並認爲只有一場自下而上的政治革命能夠挽救墮落了的蘇聯工人國家，並指導其支持者爲第四國際而鬥爭。
托洛茨基在國民經濟管理與研究工作中頗有創造：是蘇俄新經濟政策的首先提議者以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首先實踐者、提議者。1928年斯大林遲遲開始的計劃經濟實驗，是對1923年以托洛茨基爲首的左翼反對派經濟綱領的拙劣剽竊和粗暴翻版。因爲統治者的政策遲到，使得新經濟政策到1928年已產生了一個威脅政權生存的農村資產階級，而蘇俄工人階級國家不得不強力解決—而且是不得不借助已蛻化爲官僚集團的強力來解決衝突—結果導致了1929年到30年代初的大饑荒和對農民的大量冤枉錯殺。
流放期間
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在流放所，並未停止活動。不僅同全國各地的餘黨頻繁通信，爲之出謀劃策，還加緊撰寫著作，起草了幾十萬字的《共產國際綱領草案(對基本原理的批判)》，繼續攻擊聯共(布)和共產國際。此時託派已從反對派完全變成了“反蘇維埃組織”、"敵視無產階級專政的組織"。因此，1929年1月20日蘇聯政府決定將其驅逐出境。1932年2月又剝奪了其蘇聯公民權。
被驅逐出國後，先後流亡土耳其的普林基波島、法國和挪威等地，最後定居墨西哥。流亡期間，受到各進步團體的隆重歡迎。此間一直進行着反斯大林主義的活動。寫了大量著作反對斯大林，堅持和宣傳“不斷革命論”。
西班牙內戰期間，支持無政府主義者，遭到斯大林主義者的仇視。希特勒在德國登臺後，第三國際不顧托洛茨基自1930年以來不斷的警告，大大低估納粹黨的危險性，同時拒絕與社會民主黨建立統一戰線對抗納粹，結果使德國工人階級的組織——長期處於國內第一大黨地位的德國共產黨毫無抵抗地被粉碎，並使法西斯勢力橫行十餘年。
居住墨西哥期間，托洛茨基表示不會干預和評論墨西哥內政，但在國際與蘇聯的問題上，卻加緊開展政治活動。他把建立託派第四國際作爲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發動了一場組織成立第四國際的運動。1938年9月3日，30多名來自10個國家的代表在巴黎開會，成立了第四國際即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
1937年1月23日至30日，蘇聯最高人民法庭開庭審訊所謂 “托洛茨基反蘇案”，13名“託派份子”被判處死刑。而托洛茨基及其兒子被作爲“人民公敵”被控爲各種旨在顛覆蘇聯政府的陰謀、破壞、暗殺活動的主謀和指使者。1938年3月，莫斯科又宣判，托洛茨基與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勾結，還與英國和波蘭的政府達成賣國協議;同時被控暗殺基洛夫和企圖謀害斯大林等人，又指控其謀害高爾基等人。就這樣，托洛茨基被足足三次缺席判處死刑。
托洛茨基是被斯大林驅逐出境的。顯然斯大林不久就後悔了。把這樣一個死對頭放到國外去自由行動，對斯大林是個極大威脅。所以托洛茨基在國外多次遇刺，他所攜帶的檔案遇盜，就不足爲怪了。托洛茨基一家的命運是悲慘的。兒子列夫·謝多夫是他流亡國外的主要助手，1938年在巴黎的一家醫院可疑地死去。女兒齊娜在柏林自殺身亡，而留在蘇聯從事科技工作的兒子謝爾蓋則被斯大林逮捕，最後死在集中營。
托洛茨基本人最終也沒有能擺脫斯大林的魔掌。1940年5月23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寓所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裝分子的襲擊，托洛茨基一家倖免於難。但是沒過多久，克格勃的特工，一個名叫拉蒙·梅爾卡德的西班牙人混進托洛茨基的宅院，用冰斧擊中托洛茨基的頭部，託受致命傷，搶救無效，於8月21日去世。他雖然逃過了斯大林1930年代大審判的子彈，但最後仍不免喪生在斯大林殺手的冰斧之下。他多活了幾年，但其最終結局同留在國內的他的戰友一樣。唯一的不同是他沒有在“無產階級法庭”上遭受那種屈辱，用不着“悔過”，用不着把自己鬼化，至死保持了人的尊嚴，一個革命者的尊嚴。
二戰期間，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認爲戰後將掀起革命高潮，爲爭奪對革命的領導權，兩方加緊鬥爭。蘇聯情報部門策劃了暗殺行動，蘇聯內務部從1931年起就成立了一個專門負責暗殺托洛茨基的小組。在墨西哥，他先是住在墨西哥左翼畫家迪亞哥·里維拉和弗裏達·卡洛夫婦的家中。因與弗裏達有染而搬出，另找了一個附近的房子居住，其間躲過多次暗殺。1940年，在家中被他當作朋友的蘇聯情報單位特務拉蒙·麥卡德爾(Ramón Mercader)用冰斧殘忍地鑿入托洛茨基的後腦將其殺害。隨着檔案的披露，證明斯大林對這次暗殺行動負責。麥卡德爾因爲謀殺托洛茨基被判20年有期徒刑，出獄後於1978年在古巴去世。
托洛茨基的著名研究者伊薩克·多伊徹對托洛茨基的一生有如下一段評述：
托洛茨基的生涯是如此豐富與輝煌，以至隨便拿出它的片斷都足以構成一個傑出歷史人物的故事。如果他在1917年前的某個時候死去，他就會躋身於別林斯基、赫爾岑及巴枯寧這樣一些俄國思想家與革命家之列，成爲堪與他們匹敵的馬克思主義者晚輩。如果他的生命在1921年左右結束，大約與列寧同時，那麼留在人們記憶裏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領導人，紅軍的締造者和國內戰爭中的總司令，並且作爲共產國際的導師，他以馬克思纔有的力量與才華、以《共產黨宣言》以後人們再也未曾聽到過的語調向全世界的工人說話。他所主張的思想以及他作爲1923年—1929年反對派領導人所完成的工作，形成了布爾什維主義與共產主義編年史中最重要、最悲壯一章的總結和實質。他是本世紀最大一場意識形態論戰中的主角，是工業化與計劃經濟思想的倡導者，最後，他是布爾什維克黨內抵制斯大林主義擡頭的那些人的喉舌。哪怕他未能活過1927年，他也在身後留下了一份思想遺產。這份遺產，時間將賦予它越來越重要的意義，而新一代蘇聯人將根據它去摸索自己的道路。
可以說，如果沒有1917年的十月革命，也就不會有後人所知道的托洛茨基。
使托洛茨基出名的第二段歷史是他同斯大林的鬥爭。在列寧逝世前後，是他第一個舉起反斯大林的旗子，自此以後，他同斯大林就成了不共戴天的死對頭。斯大林把他的主張概括成“托洛茨基主義”，還加上一個“反列寧主義”的定語。這就使托洛茨基從此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無立足之地，把他永遠革出了教門。多伊徹說得對，如果托洛茨基像列寧那樣，在1920年代初去世，那麼他在蘇聯歷史上，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無疑是一個革命的領袖，贏得國內戰爭的英雄，使世界資產階級膽戰心驚的紅軍統帥。但是他那時沒有戰死，沒有病逝，這就註定他要扮演一個重要的悲劇角色——以少數人去反對羽毛豐滿的斯大林以及他的黨機關，最後被他自己爲之奮鬥的政權流放到當時的不毛之地阿拉木圖,爾後又被驅逐出境，成爲有國難回、有家難歸的流亡者。他的一系列揭露和批判斯大林及其體制的著作，是最早出現的分析和剖析蘇聯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等方面的著作，其達到的深度是同時代作家所難以企及的。
